文化名人记忆中老隆的营救岁月

■从香港营救脱险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张友渔、茅盾、高士其、千家驹、胡绳等。（资料图片）

■东江老隆段，很多文化名人在老隆弃舟登岸，坐侨兴行汽车前往韶关。（资料图片）

20世纪40年代初，广州等地沦陷后，大量难民及归国外侨沿东江北上进入粤北山区，河源、龙川、和平等县成为抗日大后方。潮汕沦陷后，东江的交通线路为沙鱼涌—淡水—惠阳—河源—老隆。

在老隆暂作停留时，文化名人打量着这座东江上游的重镇，以外地人的眼光来看，老隆的市面繁荣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离开老隆后，他们有的写诗，有的作文，记录这段营救岁月，回忆对老隆的印象，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抗战时期老隆社会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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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到来的文化名人是茅盾、胡风等人

1942年初，茅盾来到老隆，他对老隆的印象是：“除了穿城而过的一条汽车路外，其余全是狭隘的旧式街道。没有一家整洁的旅馆，也没有高楼大厦，全镇只有三四家理发店，非常简陋。然而，不要小看了这外貌不扬的小镇，它那些矮檐的铺子简简单单挂了一块某某号或某某行的小小木牌子，每天的进出，十万八万不算多。请注意，这还是六七人在曲江花30多元可以吃一席的时候。如果和湘桂路两端的衡阳和柳州来比较，那么，老隆自是‘小巫见大巫’，可是，在抗战以后的若干‘暴发’的市镇中间，老隆总该算是前五名中的一个。”

因此，茅盾把那时的老隆称为“暴发户”：“老隆，十足一个暴发户。这无名的小镇，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当沙鱼涌还是‘自由港’时，成为走私商人的乐土。而老隆的繁荣，其意义尚不止此。”茅盾描写了当时仍是国统区的老隆商业情况：“这里的商业活动范围，倘要开列清单，可以成为一本小册子。有人说笑话，这里什么都有交易，除了死人。”

涌向龙川的难民有增无减，茅盾感受到了“司机才是老大”的情形。要在老隆坐汽车，早晚价格就有变化。车票“黄牛党”知道哪里的车票最紧俏，茅盾写道：“老隆有不少车票掮客，到处活动，嗅觉特别灵，当你在街上昂首踌躇的当儿，他们就会踅进身来兜搭道：‘去曲江么？有票，车子顶呱呱！’于是他就会引你去看车子，讲价。”“因为今天有多少车开出，有多少客人要走，就决定了票价的高低。掮客们对于今天有多少车开出自然能知道，而对于客人的数目则因他们同伙中互通情报所以也能估计得差不了多少。此外，车子的好坏及新旧，也决定票价的高低，但这方面，掮客们颇能耍花样，往往你看定了是某车，抄下号码，而临时则该车没有了，或者说是今天不开了，那时候，你对掮客发脾气也不中用，他会劝诱你去坐另一部车，今天仍能动身，或者，你就等待那不可知的明天，客人们往往不愿等待，便只好迁就。”

茅盾、孔德沚夫妇和胡风、胡仲持、叶以群、廖沫沙等10多人是第一批离开宝安游击区的文化名人。这批文化名人较多，为安全起见，在惠州专门包租了一条船，从船长到水手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1944年2月，已经身处重庆的茅盾发表文章，回忆大营救时中转老隆的经过。当时茅盾夫妇到达惠阳时正是除夕，休息了3天后，于正月初三乘木船逆东江而上，元宵节才到达老隆。那时候，每天留在老隆候车的老百姓有七八百人，但是茅盾夫妇在第二天就坐上运输车到韶关去了。

茅盾是个倔老头，到达老隆后，却不肯隐蔽。连贯再三劝说，他仍执意要冒险走，连贯没法，派人护送他乘汽车到韶关，途经连平忠信，在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忠信站招待所住了一夜，每人领得义侨证明一张，生活补助费18元。3月9日，茅盾等乘火车到达了桂林，距他们离开香港正好2个月。（《茅盾自传》、连贯《我所亲历的“港岛救群英”》）

著名文学家胡风体验了一把老隆的商业味。他在《胡风回忆录》里写道：“10多天后，我们的船到了老隆。这里大约是最后一个接待站吧。在码头，看到几个曾在香港见到过的人，如连贯。他是和孙钿一起工作的，所以我知道他的一些情况，但没经人介绍认识过，不能算是熟人。他可能是这里的负责人，我没去打扰他，只由别人给了我们一笔路费，就让我们自由行动了。有了钱，就像是一个穷汉忽然发了财，想买点什么。我随大家在老隆城逛。这个城很热闹，在别人的怂恿下，我买了一盒铁观音，其实是一个盒里装着锡制的两小瓶。听他们介绍饮这种茶的方法，要用小壶小杯一口一口地品。这种品茶艺术，简直只有在升平世界中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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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两进老隆

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何香凝、柳亚子及柳亚子女儿柳无垢、廖承志妻子（经普椿）等国民党左派爱国人士，也是经连贯等接送抵达内地的。他们离港时混杂在难民中，乘机帆船到海丰，在大鹏湾海面遇到海盗截劫，幸免于难后又因无风可以利用，机帆船在公海漂流了六七天。危难之时，碰上东江游击队护航队的巡逻艇，运了不少食物上船。到了海丰后，何香凝直接向驻海丰县城的保安二团团长邓龙启提出保护要求。

“这样又隔了几天，忽然又来了几人，大喊王老先生，我出门一看，却是谢老板和阿钟，还有一位不相识的蓝先生（即中共海丰县委书记蓝训材）来了……知道承志已经离开东江，但他把接待我们的事情交给了一位连贯同志，接我们到老隆暂住，再去韶关。那位蓝先生，正是连贯派来的代表呢。”柳亚子庆幸这“可算是绝处逢生”。他父女俩及经普椿母子等由地下党人掩护，几经周折，从海丰经兴宁、五华才抵达老隆侨兴行。

柳亚子在《两抵老隆》中记下了他们途经老隆的一个小片段。在返回内陆的途中，柳亚子两抵老隆。第一回即“碰上顶子”了。按计划，是连贯在老隆等他们，送去韶关，结果那几天连贯因处境不佳，避往他处了。他们在老隆待了几天，然后转到兴宁等地。结果，连贯赶来接柳亚子，于是再回到老隆，许多熟人都在老隆等着他们，有梅县的大商家李伯球和陈炳传、刘锦鸿、刘森庆等人，还有香港国新社的旧识小郑等。“这一帮人，把我们捧凤凰似的捧了几天，吃很好的酒菜，住很整洁的旅馆，所以倒是不觉得旅途的困顿。”

柳亚子从老隆去韶关之前，赋诗《别谢一超、蓝训材、袁嘉猷、连贯》：“复壁殷勤藏老拙，柳车辛苦送长征。须髯如戟头颅贱，涉水登山愧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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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等是最后一批脱险者

1942年4月9日晚，周恩来在听取自港抵渝的夏衍关于香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脱险情况的汇报时说，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邹韬奋和柳亚子的安全。邹韬奋不肯回重庆，决定去新四军，可是这条路要经过上饶、上海，很不保险，而亚子先生是国民党同志，又是我党的老朋友，目标很大，又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怕关系搞不好。夏衍回忆说，曾生、林平已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牺牲保护他们（《才情人生乔冠华》）。柳亚子成功脱险后，最让人担心的便是邹韬奋了。

邹韬奋、沈粹缜夫妇和三个儿女，胡绳、吴全衡夫妇以及黎澍等人，是最后一批离开东江游击区的文化名人，此时已是4月中旬，正值国民党187师开始大举进攻宝安游击区；因此，护送他们的工作更要小心，决定分为三批进行。

邹韬奋和家人由短枪队护送到惠州后，就交给中共地下党员卢伟如和陈永（原惠阳县梁化区区委书记）秘密接待。这时，邹韬奋已有了“香港商人李尚清”的身份证明，每天都由涂夫和叶景舟（卢伟如夫人）陪同，到郊外游览或泛舟西湖，以此避开国民党的搜捕。

邹韬奋在惠州待了10天，才与夫人、子女一起乘车到达老隆。他本来要到桂林去，但是这时重庆当局已密令各地特务机关加紧侦察他的行踪，“一经发现，就地惩办”。因此，连贯不得不改变计划，在征得邹韬奋同意后，派人送他夫人和儿女到桂林郊外隐居，他到梅县山区的江头村暂住，等待机会才转到大后方去。（杨奇《虎穴抢救——日军攻占香港后中共营救文化群英始末》）

4月下旬的一天，邹韬奋和胡绳被地下交通员从惠州送到老隆，安排在义孚行住下。邹韬奋消瘦的脸上戴着眼镜，《难民证》上的名字叫“李尚清”，是“香港某某商行”的股东。第二天，连贯让郑展联系了去韶关的车，让胡绳先走了，而另外把邹韬奋安排到梅县陈炳传家中暂住。韶关国民党一家报纸的《时人行踪》栏登了一则消息：“邹韬奋原在东江游击队，后因日军进攻，闻已离队住在东江乡间。”

6月初，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郭潜被捕叛变，中共粤北省委遭到破坏。这时候，香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护送任务已近尾声。郑展立即从义孚行迁到香港汽车材料行老隆分行，继续以做生意为掩护，与护送香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地下交通员接头。不久，从香港抢救出来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基本走完了，郑展根据连贯的指示，以陈炳传侨兴行伙计的名义，到梅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隐蔽了几个月，等待时机以便将邹韬奋送走。时机成熟后，邹韬奋被安全护送到上海敌占区，最后渡过长江进入苏北解放区。（郑展《邹韬奋脱险记》《东江纵队志》）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