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下沉给河源带来多维升级

■1944年的《大光报》。该报在老隆、河源等县皆有发行。

抗战时期，广东省政府及其所属学校、医院、金融机构等搬迁至今河源市龙川、连平、紫金等县，除推动当地经济短期繁荣外，更推动了教育、医疗、交通、金融、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发展。

教育方面，中山大学等校迁驻后，临时校舍开设课程、收纳学子，打破河源此前教育资源匮乏的局面，更将现代教育理念与学术火种带到东江上游。医疗方面，随迁医院在龙川老隆、连平县城设立临时诊疗点，既为迁来人员提供医疗保障，也向当地民众开放，引入西医诊疗技术，改善区域医疗落后状况。交通方面，为适配物资转运与人员流动，惠龙（惠州—老隆）小火轮航线加密、老隆至贝岭航运开通，陆路客货车流量激增，河源各县区成为粤东与赣南的交通枢纽，基础设施得到跨越式提升。金融方面，广东省银行老隆办事处等机构落地，提供资金结算与信贷服务，填补了河源金融业空白，为工商业运转注入活力。文化艺术层面，文人学者随迁途中以河源为创作背景，如金曾澄留诗记录龙川旅途，各类文化团体临时展演也丰富了当地文化生活，让多元文化在此交融，为河源积淀了独特的战时文化记忆。

战火乱离中，

河源的教育得到极大助力

上海、广州、香港先后沦陷后，今属河源市各县区大多是较安全的后方，省立及广州部分学校迁至河源，沦陷区大批知识分子涌入河源部分县的学校任职，为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1938年10月，日军攻陷广州，广州及省各贸易团体迁往老隆。

1943年，广东省政府部分机关和中山大学、师范学院部分学系班级搬迁至龙川县境。

从韶关迁徙到龙川过程中，省教育厅紧急转移中山图书馆珍藏的10万册古籍，馆员将书籍装入密封铁箱，放在竹筏上，盖上木材伪装成运柴船，晚上水运，重要典籍由馆员贴身捆在背上泅渡险滩。省教育厅厅长黄麟书携带全省学校教师名册转移，途中不慎落水，幸好被渔民所救，名册由于用油布包裹得以保存。整个抗战期间，从广州转运出来的古籍，经过历次紧急转移，损失率不足5%，1948年完整运回广州，如今收藏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广州国民大学、植祯中学、江村师范学校及省部分机关迁入和平县办学、办公。国民大学把和平中学第一、二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大部分学生录为该校学生，江村师范、植祯中学也在和平县招生，为和平县培养了一批中高级人才。

1941年5月，省立东江临时中学（即省立惠州中学）校长张道隆率全体师生200多人与难民逆江而上，走到蓝口镇继续上课。自迁来蓝口后，本地人提倡建筑新校舍，勘定距离蓝口七里的车头山为校址，新建了校舍。1946年秋，惠州中学迁回惠阳。

1944年冬，南雄沦陷，省立南雄中学迁往上莞君陈小学上课。1946年2月，学校迁回南雄。

1944年2月至12月，广州大学疏散至连平后，开设计政训练班，学制1年，招生60多人。一年后，该校承认学员具有广州大学学籍，并可插入该校二年级就读。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连平县有中学4所，教职工54人，学生528人。广州大学还招收连平县的有志青年60多人，在城内萧氏宗祠，办起了会计专业班。

在此期间，连平中学（完全中学）、忠信中学、陂头中学、隆街中学，以及元善镇小学、附城各小学的教师，80%都是疏散来的知识分子，如毕业于美国牛津大学的英语教师潘子贞，毕业于中山大学的广雅、培英、培正等中学领衔教师袁傅霖，广州大学物理系教授陈南沾，广州大学英语系教授邓贞祥、陈家涛、寇文彬，香港画家邓福坚、邓福生等。《大光报》总编辑黎敏斐担任时事、地理课教师，《西南日报》编辑部郭锦恩任图画教师。

这些外地教师不仅学识渊博、见闻丰富，而且十分讲究教学方法，这对学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有名师授业，学生知识学得扎实、灵活，为后来升学、就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外地教师中有很多中共党员，他们在忠信中学一方面通过教学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一方面暗地里进行革命活动，培育了曾慈泰、曾简生、曾雅芳等革命者，为后来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颜本敏《韶关疏散对连平的影响》）

省教育厅原厅长金曾澄

抗战中的人生及心路历程

抗战时期，两广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中山大学代校长、国民政府参政员金曾澄，在往返香港、韶关经过龙川时，给龙川旅店主人写了两首七律：

四十年前窗下士，今朝偏在异乡逢。深情款款谈心曲，世味覃覃道苦衷。浊酒却教微醉后，飘蓬仍是别离中。归来再约杯盘会，落遍江梅五月红。

桑田沧海我曾经，往事凄迷仔细听。惊乱却看双鬓白，论文犹忆一灯青。去来浑似堂前燕，离合真如水上萍。自笑浮生成大梦，少年同学半凋零。

从他的第二首诗来分析一位教育界人士在抗战中的人生及心路历程。诗歌以“个人经历”为切口，将战火中的颠沛、岁月的沧桑与时代的苦难深度交织，既是一名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心境独白，也折射出抗战时期南方（尤其粤港、粤北及东江流域）的社会图景。金曾澄作为教育界核心人物，需在战火中协调学校迁址、维系教育运转，又因为参政员身份需要往返于临时治所（如韶关）与香港（沦陷前可能承担联络、物资协调等工作），龙川作为东江流域的交通节点，是其迁徙途中的重要停靠点。诗中“往事”即指这段在战火中奔波、在迁徙中支撑的岁月，“桑田沧海”暗指战前粤地的稳定与战时的动荡对比，为全诗奠定凄迷基调。“双鬓白”的衰老感、“堂前燕”的漂泊感，反映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也暗含龙川作为临时避难所的特殊角色。金曾澄生于1879年，抗战期间已年过半百，“双鬓白”既是自然衰老，更是乱世压力的外化——他需要在颠沛中维系教育命脉（如中山大学代校长任上保障教学）、履行参政职责，又要面对战火中亲友离散、物资匮乏的现实。

“去来浑似堂前燕”“离合真如水上萍”，是对当时迁徙群体的生动隐喻。抗战时期的龙川旅店（尤其是老隆、佗城等地），本就是迁徙人群的临时驿站。旅店主人见惯了旅人的疲惫与焦灼，也最易成为旅人倾诉的对象——毕竟，旅店是战火中少有的能短暂卸下防备的空间。

对金曾澄这样的文化人、官员而言，旅店可能是临时办公地点，可以处理教育文件、联络参政事务，也是信息交换站，从其他旅人那里听闻前线消息、各地迁徙动态。

值得注意的是，龙川作为迁徙中转站，正是这些“堂前燕”“水上萍”的暂居地——金曾澄经过龙川时，看到的不仅是自己的漂泊，更是无数迁至此地的工商业者、文化人的共同境遇，诗句因此超越个人感怀，成为对战时流民群体的集体写照。

作为曾执掌两广高师、中山大学的文人官员，金曾澄选择以诗赠旅店主人，本身也带有特殊的文化意涵——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文字是最珍贵的纪念痕迹，他用笔墨将这次相逢、这段经历定格，为龙川这一战时驿站留下了历史注脚。

“卖报，卖报”：传媒信息与文化艺术

韶关疏散对连平的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大批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和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到来，推动了连平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当时连平没有报纸、广播和收音机，人们对国外及国内战况，几乎一无所知。广东省公路处（处长颜泽滋，连平人）迁至连平后，设有一个电台，台长姓招。租住于连平县城西大街梁宅的《西南日报》编辑谢君豪、梁宜生、汪铿等共五六人，便借此电台收听电讯加以编辑，并结合采访当地的一些新闻，每晚油印四开二版（单面）报纸，以《西南日报》的名义出版，第二日一早由韶关逃难到连平的报童沿街叫卖，每天能卖几百份。直到第七战区司令部机关报《建国日报》在老隆恢复出版（铅印），油印的《西南日报》才停刊。抗战时期，韶关《大光报》《建国日报》在老隆镇发行。

广州沦陷后，省属一些艺术团体也被疏散到粤东北山区。老隆天天演大戏，观众场场爆满。在其影响下，老隆、佗城、黎咀、鹤市等地组织一批业余粤剧团（队），在县内演出。后来因为语言关系，粤剧在龙川县逐渐消失。

交通、邮电与金融的发展

抗战时期，龙川陆路运输规模扩大，老隆每日来往客货车达数百辆，反映出迁入带来的人员、物资流动，直接推动陆路运输需求暴涨，进一步巩固了老隆的交通枢纽地位。

同时，水上航运活跃度也显著提高，小火轮日夜不停地航行于惠龙（惠州—老隆）之间，老隆至贝岭也开通小火轮航线，水上运输的高频化，既满足了行政人员、商户的通勤需求，更解决了物资转运的核心痛点，成为战时物流的关键通道。

此外，老隆的基础设施与交通、邮电、金融等渐趋完善，支撑经济运转。早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就创办了老隆电话所，民国二十年（1931年）创办了老隆电火局，县内开始有了电灯照明；至抗战时期，这些设施因行政与商业需求进一步完善，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基础通讯、能源保障。1945年韶关沦陷，广东省长途电话总所迁至龙川县黎咀，架设以龙川、和平、平远为中心的通信网，先后开通黎咀至贝岭、大柘、老隆、佗城、柳城、上莞、紫金的电话。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广州。

在金融业方面，1934年广东省银行老隆办事处成立，为商户提供了资金结算、信贷支持，解决了战时商业运转的资金流通问题，成为省政府机构迁入后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撑。

■本报记者 凌丽

■本版稿件资料来源：《大公报》《香港华字日报》《民国广东大事记》《河源县志》《连平县志》《河源市文史资料（第2辑）》《龙川文史（第19辑）》《连平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