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脱险 星耀老隆

■老隆福建会馆旧貌（资料图片）

■图为日军在青山道沿途设置岗哨搜查过路行人。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在东江抗日游击队的掩护下，化装成难民通过日军岗哨，离开香港。（资料图片）

制定好了营救计划与路线后，营救行动随即展开。在执行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任务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指挥和护送下，茅盾、胡风等各界精英、文化名人分批从香港突围，其中约300人经东江及老隆中转，多在义孚行（老隆福建会馆旁）和侨兴行（河唇街）或老隆福建会馆落脚，稍微休整后，分别转送到韶关或梅县，再转往桂林、昆明、重庆等大后方，或者前往上海和苏北抗日根据地。

1

从香港到老隆的“生死接力”

经过执行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任务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林平、曾生、王作尧、杨康华精心筹划和周密部署，一场规模庞大的营救行动迅速而秘密地展开。从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路线，主要有东、西两线：东线从九龙市区经牛池湾到西贡，然后乘船渡过大鹏湾，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沙鱼涌等地登陆，转入惠阳抗日根据地；西线从九龙市区入青山道到荃湾，越过大帽山到达元朗，然后渡过深圳河，入梅林坳，进入宝安抗日根据地。这东、西两条路线上既有日军岗卡，又有零星土匪出没抢劫。为确保沿途安全，东江抗日游击队派出最有经验的干部和武工队负责指挥和护送。

营救工作的第一步，是要把散居香港岛各处的200名文化界人士一一找到，与他们商量脱离虎口的细节。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机要干部潘静安想法找到了《华商报》的张友渔和生活书店的徐伯昕，一个串一个，一批联一批，10天后，所有分散隐居在香港岛各处的文化界人士，全都联络上了。当中有的还连续搬了几次家，茅盾和他的夫人孔德沚就搬了4次家，邹韬奋一家更是6次更换住处。他们分头分批，化装成难民，在交通员等的护送下离开香港。

1942年2月，时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对东江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在原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的第三、第五大队和独立大队的基础上，统一组成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梁鸿钧为总队长，尹林平为政治委员，王作尧为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并兼第五大队大队长，曾生为副总队长兼第三大队大队长，杨康华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主任，李东明为副主任。总队下辖第三大队、第五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和港九大队。整编后，进一步明确了下属各大队的活动地区和战斗任务，以及营救香港文化名人转移、护送的分工，使营救工作更加严密、妥善和安全。

在此期间，和平县阳明镇人章萍在港九大队成立前后，与港九人民一起开展游击战争，转战港九，与日伪周旋，牵制日寇军力，为抢救和护送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返回内地作出努力。一次，章萍在港九新界沙头角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包围，突围中受伤，被评定为二等乙级残废军人。

抢救文化群英脱离虎口的路线，除了从香港偷渡过九龙，护送到东江游击区，然后分别转送大后方之外，还有从香港岛取道澳门，利用走私船先到台山，再步行和坐船到梧州转往桂林的路线；此外，还有专人护送、直接开船到海丰县转往大后方的。

香港这边有专人带着文化名人突破重重危险脱离虎口，到达东江游击区暂住一些时间；广东这边，廖承志、连贯等在到处找人托关系，布置好国统区惠州、老隆、韶关的秘密联络站，制定好了掩护方法。中共地下党员黄用舒时任第一区（老隆）区长兼老隆电话所长，设法从国民党惠龙师管区司令部买到了百来张难民证，按照证上填写的年龄、身份等特点，分别发给被护送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

有了这些难民证，龙川党组织利用侨兴行驻老隆办事处的汽车，沿途顺利地通过国民党中统特务（从老隆至韶关）所设的4个运输检查站，安全到达曲江，并为他们以后在国统区的行动提供了方便。

1942年5月，粤北省委被破坏后，廖承志在广东乐昌被捕，身上被搜出盖有龙川县第一区署、区长的大、小印章的难民证。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密令龙川当局追查此事。在后东特委具体指导下，龙川党组织认真做好各有关方面的统战工作，于是，龙川当局的追查便不了了之。

2

“起坐俱无地，流亡共一天”：从老隆到曲江

香港文化名人从惠州乘船到了老隆，就由交通员带着到义孚行和侨兴行，找连贯和郑展，以接待香港股东逃难家属的名义安排食宿。文化名人都持有难民证，再加上又与商行有联系，一般不会引起怀疑。

但是，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紧急缉捕，文化名人到老隆后也不能久留。连贯回忆，张铁生在香港女青年会两名青年的掩护下，从老隆到韶关就遭到盘查，险些出了问题。多数人最多住一两晚就乘坐连贯等人通过商行联系的车辆，前往韶关转往桂林；少部分人则在胡一声等护送下，经兴宁梅县、大埔等地前往闽西南，再辗转到苏北抗日根据地。

因时局紧张，离开老隆后，这些文化名人的旅途也不顺利。法学家张友渔从惠阳坐船到老隆，连贯在老隆旅馆接待，雇了几辆贩私盐的汽车，送他们去曲江。途中，听说前边查私盐查得很紧，盐贩子不敢走了，又折回老隆，但连贯已离开旅馆，找不到人了，张友渔很着急。待了一些时候，听说可以走了，汽车才又开出去，最后才到达曲江（张友渔《八年烽火忆山城》）。

南社社员、诗人林北丽在危难形势中简单埋葬丈夫之后，也随众人到老隆往曲江了。她写了一首题为《自老隆至曲江车行有作》的五律：“上下山坡屡，车行意万千。能禁长路苦，始觉众人贤。起坐俱无地，流亡共一天。驰驱聊自壮，只手与扶颠。”车辆在连绵起伏的山地间反复颠簸，既点明了老隆至曲江一带多山的地理特征，更暗示了流亡之路的漫长与艰难。正是在承受长途跋涉的煎熬中，才更能体会到同行者的可贵。车厢内拥挤得连起身、坐下的空间都没有，却偏用“共一天”收束，将个人的窘迫与同路流亡者的命运捆绑，既写出了战乱中个体的渺小，也暗含着患难与共的群体意识，暗喻着整个民族在战乱中“共命运”的时代特征。

1942年2月中旬至月底，就有5批人员经东江撤离。据张文彬给周恩来的电报，第一批（二月半出发）的有茅盾夫妇、廖沫沙、叶以群、胡仲持、胡风夫妇、宋之的夫妇、张友渔夫妇、沙蒙、葛一虹。第二批二月底出发，第三批“路费多数只够到老隆”，第四批“勉强可到韶关”，第五批“均发到桂林”，先集中于粤北中转站，再向西南大后方疏散。

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文化名人在同一行动中被组织起来，即便在流亡中，文化界仍保持着紧密的协作，这种团结本身就是抗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了解到大部分人士已脱离虎口进入东江游击区时，即电告张文彬，指出：（一）自香港撤退的人士，大多数是统一战线的文化人，过去在渝、港均已很红了，若久住，不仅国民党特务，就是广东当局也要注意。无论如何不能停留；（二）已去电方方同志，告其处理方法。一些去浙江，经沪到苏北。一些去桂林，一些来渝。3月17日，周恩来又电示方方和张文彬：“去上海的人数应减少到最低限度。”为营救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共南方局设法筹集了20万元经费，分别汇给东江和桂林方面使用。

此次大营救行动从发起到完成任务，历时逾半年。要是从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计起，到1942年11月22日邹韬奋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为止，历时11个月。根据统计，先后救出的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等800多人，没有一人被日敌截获。中共10多个省市的地下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数以千计的无名英雄，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这一壮举，英勇机智地完成了中央交付的光荣任务，得到党中央的表扬。

其中经东江、老隆护送至韶关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张铁生、张友渔、胡绳、千家驹、乔冠华、廖沫沙、胡风、丁聪、陈策、李佰球、陈汝棠、邓文钊等。与此同时，由中共地下党员护送或提供安全路线、路过东江转去大后方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家属有：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和参议刘璟、南京市长马俊超的夫人和妹妹，以及香港电影皇后胡蝶等。

1942年2月，留在香港岛领导疏散工作的总负责人刘少文致电中央书记处，电文云：“全体同志及朋友，在战争中均已离战区，安全撤退，现在邹韬奋、茅盾、乔木等百余人已安全到东江曾、王部，长夏（范长江、夏衍）等一部分人去澳门，再分别前往苏北及内地，何香凝、柳亚子等乘民船去汕尾寄居村间，现在疏散工作已大体结束。”

这场大营救出来的人数，有多种资料多个版本，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游海华梳理过4种相关的数据：一是千人以上，如茅盾说“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杨奇说“抢救了1000多名知名人物和民主人士”、廖沫沙说“不下1000人”；二是300人左右，如王作尧说是“著名民主人士、知名文化人300多名”、李健行说九龙一路“胜利地抢救了近300名文化人安全脱险”、1946年中共广东区委会说“抢救出来的有三四百人”；三是800人左右，如廖承志和曾生说是七八百人、尹林平说“800多人”；四是数字含糊，无法分辨，如连贯说是“几百名”，《美亚杂志》说是“几千人”，包括营救的文化人、知名民主人士、国民党人士和国际友人等。《东江纵队史》《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东江纵队志》等的说法则比较统一，均认为营救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300多人，连同其他方面的人士800多人。目前，河源相关史料也采用了这一说法。范长江、夏衍等并未从东江游击区撤退。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