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映杏坛 他乡亦课堂

省立惠州中学新校舍第一期建筑物全景（版画 黄作良）

■本报记者 凌丽

抗战期间，河源、龙川、惠州等地屡遭日军轰炸，薪木伤残，众校搬迁，虽然未曾像西南联大那样联合起来办学，却也和西南联大一样，弦歌不辍、薪火相传，以刚毅坚卓的精神，赓续着河源人的文脉，为河源培养了众多重要人才。

本版稿件资料来源：《申报》、《统一战线》（1938年）、《河源民国日报》、《三江中学校刊》（1947年12月31日出版）、《河源文史》（第4辑）等

一

烽火疏散：河源各校外迁与师生安置

在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之时，东江各县进行了人口与机构疏散，将行政与教育核心设施转移至相对安全的乡村区域。

1938年10月11日，4万多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广州沦陷，东江下游各县尽落敌手。这个时期，广东各地军阀混战才结束十多年，各地百废待兴，不料又遭此民族大难，建设大计被迫放下。此时的河源县各地都已经建有多所学校，有县立中学、县立师范、私立三江中学、私立崇伊中学（在黄村）、私立船塘中学等，小学有私立乐育高级小学、第四区第一高级小学校（曾田）等20余所。为国家和民族保存文明的火种，让莘莘学子不浪费青春好年华，河源县的学校，也像北方的几所著名大学一样，辗转到尚未遭到战火荼毒的乡镇去上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紫金中学师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1938年农历九月，紫金县政府由县城迁至离县城15公里的乌石乡士贵村，县立紫金中学曾两次遭敌机轰炸，贺家祠侧中弹，被迫迁至龙窝，县一小部分迁移至北门外狗眠岭山麓的祇陀林（寺庙），一部分搬迁至城东九田傅家祠。和河源县立中学一样，同学们也是在听到防空警报后，就地疏散，警报解除后，又集合上课。

1939年春天，几乎每天早上9时，日机就飞临东江中、上游的沿江城镇进行轮番轰炸，河源城、老隆镇都被炸得满目疮痍。山河受创，国破家亡。河源县立中学13岁的学生杨雄，跟着老师和其他同学，在早上8时吃完早餐，三五成群地带着课本、练习本到上廓（今称上角）河边一带疏散。

杨雄记得，当时上廓河边有许多杨桃树、栗树和竹林。林荫之下，便是同学们的自习课堂，有时讨论疑难题目，有时就聊聊天。中午过后，同学们才敢陆续返校，下午按照课程表上课。这个时候的河源县立中学，已几经搬迁，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一度迁往回龙镇，不久迁回县城。为了方便疏散，师生们白天走到崇报寺上课，晚上才回到上城的学校去住宿。这样一来，这些少年一天要奔走三处地方：上午在上廓的竹林、果林丛中，中午开始到崇报寺，下午上课，晚上回上城住宿。1939年的崇报寺，寺内敬奉了本县抗日阵亡烈士钟芳峻（字秀峰）旅长的神牌，并有事迹述略。学生们看到后很受教育。私立三江中学，亦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因日机轰炸而停办，民国三十年（1941年）迁往回龙镇，借洪鲤小学校址复办。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才迁回县城。

1939年8月，自潮汕局势紧张，各县市奉令疏散后，粤教育厅为便于各级学校应对非常事变起见，制定《疏散人口地区各级学校处理办法》。粤教育厅已训令惠阳、海丰、河源等20县，及省立梅州中学、梅州师范、梅州女师、梅州农校、东江临时中学各校校长，设法与退出之中学校长和教员联络，尽量收容救济。

1937年冬，老隆师范学校教学大楼遭日本飞机轰炸，学校被迫迁往鹤市社坑借铭新小学上课。1943年春，搬回老隆上课不久，又因韶关沦陷，粤北战事吃紧，老隆师范的正常教学秩序受到极大干扰，仓促迁校于通衢景韩书院，抗日战争结束后搬回老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隆师范仍为省立中专学校。

二

校史缩影：三江中学迁校与困境突破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日军南侵时，三江中学县城原址（现东源县教师进修学校）遭敌机轰炸，校舍薪木伤残，中栋礼堂及上栋教职员宿舍倒塌，其余瓦宇因震动导致穿漏，加之连年驻兵无人修理，校舍“益形颓坏，几至寸木不留”，学校被迫停办。迁校初抵回龙时，仅从县城原校搬来“劫余破桌五十张，平床约四十张，及少许零碎图籍”，其余设备几乎全无。

三江中学原为昔日之武庙，地方狭隘，光线和空气均欠适宜。三江中学迁设后，通过增辟窗户改善光线与空气；征得当地乡亲同意后，将邻近义济祠凿户连通，作为厨房和食堂，扩大空间。因学校办得不错，连年续招新生，校舍不敷使用，于1941年秋计划在左侧空地增筑西式校舍（含宿舍、教室、图书仪器室），1942年冬完成2/3，1943年秋继续筹款完成全部工程，最终合计有教室五栋、员生宿舍三十余间，可容纳五班二百余人。通过屠行报效费、演戏筹款购置基础设备；1942年发动学生募捐图书三百余册、图表百余幅；1943年募捐校具，添置课桌120张、陆架床150张，后续逐年补充。

战时建校殊为不易，在扩建学校时，三江中学遇到了棘手的资金问题。战前学校经费来源主要依赖各江铺租（毫银3000余元）、南湖田租谷（270余石），年收总额约毫银4000元，收支本就不敷。战时原校产中南湖田业租谷200余石及部分铺租被赎回，收入大幅缩水，仅能维持基本运转。

迁校初期设备“几为县属学校所仅见”，虽多次募捐，但受战时经济影响，资金与物资筹措困难，设备完善进程缓慢。1941年冬因经济变动、物价上涨，且募集的稻谷因岁荒歉收未能足额收取，仅完成2/3工程。当时洪鲤小学原有常费（时值2000余元）及田租学谷（50余石）悉数拨助，再加上校产收入的剩余南湖田租谷（约50石）、各江铺租（约2000元），后期（1946年）将铺租改收实物（每5元毫银折稻谷100司码斤），合计年得稻谷300余石，仍不够。战时物价飞涨，原有经费实际购买力下降，校舍建设因“物价突增”被迫停工，设备购置和日常开支需“极端紧缩”。

1943年续建时，因“军事扰攘，岁歉民穷”，当地无力再募，募捐常遇阻碍，需跨乡镇奔走，甚至出现“经理人负责筹措”填补缺口的情况，历时两月才完成。包括向各乡镇劝募稻谷、国币，以及屠行报效费、演戏筹款等。

1945年秋，战事结束，百业复员，三江中学复迁回河源县城，向平陵、古岭、洪溪、鲤鱼、观音阁、南湖、桥头、灯塔、顺天、黄洞、骆湖等地募集资金。至1946年迁回原校时，仅修建和设备补充就超支700余万元，为复办以来最拮据时期。

三

战时兴学：船塘中学创办与育人实践

1940年9月，粤教育厅为扫除文盲，决定分期推进国民教育。全省本季新设及改设之国民学校，为1.16万所。所有经费，划定半数由中央及省政府担负，其余半数，则由县政府筹措。按1940年河源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为29个乡镇。并按照规定推行国民教育，每个乡镇设立“国民中心小学”（六年制）一所，每保设“保国民学校”（四年制）一所。（《惠州府志补充民国资料》）

至于师资之培养，各县均开班加紧训练，计有龙川6个班，300人；海丰3个班，193人；惠阳3个班，90人；河源5个班，250人。各班于当年9月10日结业，分派各乡保中心小学及国民学校充任校长及教导主任。

同年10月，河源县在城中心学校为救济在城失学民众扫除文盲起见，在该校筹办成人班，每班70人，并规定在城镇各保，每保以十人前往攻读。各项经费由粤教育厅按月发给补助。

但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学校，当时各县中学校并不多。1938年前后，河源本来就没有多少所中学，河源县城以外的乡镇青少年要求学，就得到县城，或到黄村的崇伊中学，再远的就得到外县如龙川、梅县或惠州去。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机时不时就来轰炸，求学青年更加没法上学了。外敌入侵，正是国家最需要人才的时候，各乡镇的家长们都很着急。

1940年，欧阳仲琴、欧阳超廷、欧阳景周、许岳、李燕卿、许斐成、欧阳超凡、丘庆元、张学颜、张希周、许云斋等人，发起筹办船塘中学。他们基本上成了校董会的成员，另有许涤东加入，欧阳仲琴为校董会董事长。

经过筹备、建设，船塘中学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正式开学，龙川人黄行素获聘为校长，任期为1941年9月至1942年7月。第二任校长黄国才（中国公学大学毕业）也是龙川县人，任期为1942年9月至1947年4月。1944年，增设副校长，许斐成获聘。1947年初，改聘欧阳超廷，任期很短，只有约半年时间。

1942年，全面抗战处于紧要关头。船塘中学发布通告，为培养人才，增强民族意识，坚定抗战必胜之信念，为让教育易于普及，减轻学子家庭负担，男女学生一律免收学费。

船塘中学创办后，河源全县共有5所中学，学生596人，教职员工57人。这5所中学是：1915年春创办的初级中学、1925年黄村华侨捐资创办崇伊中学、1929年创办的三江初级中学和第三区区立中学（1935年，私立三江中学改办农林职业学校，第三区区立中学停办）、1941年创办的船塘中学。

四

他乡办学：东江临时中学迁入河源历程

上海、广州、香港先后沦陷后，和平县成了较安全的后方，广州国民大学、植祯中学、江村师范学校以及省部分机关迁入和平县办学、办公。沦陷区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和平县学校任职，为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国民大学把和平中学第一、二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大部分学生录为该校学生，江村师范、植祯中学也在本县招生，为和平县培养了一批中高级人才。这些都为后来和平县成为粤北山区文化之乡之一打下了基础。

抗战期间，惠州是抗战前线，曾4次沦陷，伤亡惨重，惠州中学师生逃散，学校停课，校舍、教学设备、仪器等损失无遗。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按《广东省收容由战区退出之教职员及学生办法大纲》，筹设临时中学4所，其中的“广东省立东江临时中学”，即广东省立惠州中学（1942年4月1日奉令恢复此校名），辗转梅州平远大柘镇、河源古竹秀埔村，在困顿中继续办学。1940年暑假期间，民国省教育厅决定将学校撤回东江地区，令学校迁至东江古竹秀埔村，借用私立黎瑞珊开办的“瑞珊小学”校舍开课。而瑞珊小学校舍狭隘，校舍无法满足班级设置的要求，办学困难。

1941年1月，原校长黄佩伦升任惠阳县县长，省教育厅委派龙川人张道隆任校长。

1941年5月11日，日寇再占惠州，情势危急。张道隆率全体师生200余人与难民逆江而上，日夜兼程，跋涉100多公里，途经义容、柏埔、久社、黄田等地，最后走到河源蓝口镇，借用民宅作为校舍，勉强维持上课。

暑假后，在当地各界人士鼎力支持下，东江临中借用蓝口中心小学、吉安押铺、松香厂、中山纪念堂等地为临时校舍，又在小径河边食品站一带搭起木屋为课室，“吉安押”（当铺）为学生宿舍。因从古竹逃离时比较仓促，所有笨重教具来不及带走，据后查证，除丢失外，仍剩有1500余件价值2万余元的教具。剩余存留教学设备，全部运往蓝口。在蓝口复课时，桌凳、床板等均向附近小学暂时借用。设备修整、搭棚等费用，均由学校筹措办理。

省立东江临时中学自迁到蓝口后，当地人即热心提倡建筑新校舍，以为久计。自发动募捐月余以来，所得捐款不下20余万元。经呈请粤教育厅派员勘定离蓝口七里之车头山为校址，并于11月28日举行奠基典礼，按计划建校舍16栋，高、初中二部合于一校，可容纳五六百名学生。在风景优美的蓝口，惠州中学师生开始了教师倾情相授、学生刻苦学习的教学之旅。

1946年秋，张道隆调往省立老隆师范任校长，省立惠州中学将迁回惠阳县。

除东江临中，抗战时期尚有省立南雄中学迁往上莞。1944年冬，南雄沦陷，日寇肆意横行，校内器具、图书皆被焚毁殆尽。时任校长黄云蔚（顺德人，高师毕业）率师生百余人，连夜逃往江头圩，等待省教育厅安排去处，后奉令迁往河源县上莞乡君陈小学上课。君陈小学是上莞乡的一所完全小学，相当于当地的“最高学府”。1946年2月，学校迁回南雄。

1945年1月，日军侵扰粤北，各地驻韶关曲江乐昌的学校机关被迫再度迁徙，省立江村师范迁至和平彭寨，执信女中迁至仁化城口，仲元中学迁至兴宁罗浮圩，北江农工职迁至龙川，南雄中学迁至河源，护士助产学校迁至兴宁，私立国民大学迁至和平，广州大学及附中迁至连平，力行中学、中德中学迁至龙川，此外还有省教育会、省教师团等迁至龙川。

1946年，惠州中学奉令撤回惠州后，蓝口中学在原车头山上的惠州中学校址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