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荒录：我亲历的河源经始（中）

□戴月

（上接本报9月6日02版）

5调往河源县城

1955年元宵节刚过，县委办公室的许蔚林同志下乡走访各区，考察基层交通员，挑选头脑灵活、作风踏实、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这天他来到我们九区公所，当时我完全不清楚他的来意，只是安分守己做好接待工作。领导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全程听从安排，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全力配合。许蔚林同志考察结束后不久，区公所马品祥、黄德安两位书记突然找我谈话，告诉我组织打算调我到河源县委会工作.当时，我心里一点底气都没有，总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担不起县里的工作，只当是领导的玩笑话。再加上家里孩子还小，离家又远，我从不敢奢望能去县里上班。过了两天，区领导再次通知我，让我尽快办好组织手续、转接人事关系，收拾行李准备到县委报到。九区公所组织委员也特意对我说：“这次调动是真的，是县里领导看重你的工作表现，不是区里不留你，你要服从组织安排。”同时也告诉我，关于预备党员转正事宜，组织也会一并妥善办理。

二月，我骑自行车进城，前往河源县委报到。临走时，回望黄村的山山水水，看着眼前闪过的一草一木，心头涌起万般不舍——舍不得区、乡的领导和乡亲。当天，我的叔叔金华骑自行车送我到蓝口。一路上他特别开心，连连感慨：“三洞村风气好，出人才，之前邹培扬文书已经去了县里工作，现在你又进城，村里接连走出两位干部。”同时，他还鼓励我要好好工作，深情的话语，饱含叔叔对侄子的关心。从这天起，我正式到河源县委上班。由于县委原来的交通员、勤务员两位同志，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所以我接替的是交通员的岗位，而勤务员岗位则按编制要求不再配备。

中共河源县委员会是全县最高领导机关，领导全县革命建设，巩固人民政权。县机关工作节奏非常紧张，每天早上坚持集体学习，固定上满八小时班。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王志同志，副书记兼县长是洪佳同志。县委办公地点在现在的源城区福音堂一带，与县人民政府相邻，办公条件十分简陋，后来逐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慢慢完善，才有了像样的机关办公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清匪反霸、土改、“三反五反”等运动到1953年基本收尾，全县工作重心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手工业，同时推进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等工作。各项任务接连不断，整个县委机关都是非常紧张忙碌的。

6担任县委机要交通员

我在县委办公室的收发室上班，当时一共有4名交通员，专门负责全县各类文件的收发传送。县机关的文件，随到随送；各区、乡的文件固定三天送一次。我们4个人各跑一条路线：路途远的区，两天往返；近一点的区，则当天来回。刚开始，河源全县划分为十个区、一个城镇，文件收发的工作量还算可控。（1957年全国撤小乡并大乡）全县一下子设立了三十多个基层党委，我们的任务量陡然增加，只好通过加班加点来完成。那时我们经常跟着办公室的同事连夜赶印、装订文件，忙到天亮，哪怕一整夜没合眼，第二天照样按时出发送信。当时大家工作再多也不计较报酬，所有人同心协力，为了群众、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个个干得热火朝天。

1956年全国推行公私合营，各行各业的私营商户主动向党交心，跟着国家脚步走社会主义道路。街头巷尾锣鼓喧天，老百姓欢天喜地，纷纷向党报喜。与此同时，党中央提倡干部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号召大家精打细算，从一厘钱做起。我们收发员、交通员也积极响应，扎扎实实做好节约工作：如旧信封翻新再利用，下乡不坐汽车，改成骑自行车，实实在在省下不少开支，杜绝浪费。

1957年，组织安排我专门负责县委机要文件收发工作。机要保密是党的各项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那时候正在开展肃反、审干运动，县内外、各省市之间干部函调频繁，机密文件来往数量极大。所有文件进出，都要核对清单、留存回执，每一项都要手续齐全，清清楚楚。我心里始终牢记：机密、绝密文件比钱财还金贵。钱弄丢了可以赔偿，一旦机密泄露，花再多钱也无法挽回损失。正是抱着这份认真严谨的态度，我顺利完成了各项机要交通任务，全年经手的机要文件实现零差错、零泄密。

第三章 上马工业

1河源县农械厂

1960年2月，我接到县委组织部调令，办完各项调动手续，收拾好个人行李，前往县委组织部报到。在组织部，我见到了九区老领导张志钦部长，他早年曾任九区组织委员，此次他找我谈话，开门见山交代组织安排：“顺应革命建设大局需要，经研究决定，调你到地方国营河源县农业机械制造厂担任人事干部。当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全县集中力量兴办新厂，需要党员干部带头参与。”他特意说明，人事岗位地位关键，属于干部管理核心岗位，由县委组织部归口管理。县农械厂全厂职工近三百人，其中党员仅十余名，另有数十名转业复员军人。只有配齐配强骨干力量，才能筑牢管理根基，更好地以工业生产服务农业建设大局。听完嘱托，我随即到县农械厂报到。

县农械厂建厂初期条件十分简陋：生产车间是新建的，墙体用火砖砌成，但职工宿舍就没那么结实了，简单用木梁支撑，四周是泥糊的墙壁，正是那个年代典型的“土建结合、因陋就简上马办工业”模式。厂里设木模、铸造、锻工、金工四大生产车间，行政板块分设办公室、人秘股、供销股、绘图股。

那段日子国内外环境压力格外严重：国内多地遭遇旱灾，物资供给捉襟见肘；国际上中苏关系紧张，苏方单方面撤走援华专家，催缴债务，粮食与各类生活物资调配异常紧张。我印象最深的是，全厂干部职工办公、吃饭，连一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我和厂领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总觉得亏欠了一线工人。本着多为职工切身利益考量的原则，我们打定主意：哪怕是简单拼凑，也要先解决桌椅短缺的问题。

刚好开春东江涨水，上游山林的杉木被洪水冲下，我们组织人员打捞，并将木材对半劈开，简单加工钉制成桌凳。虽说做工粗糙，但总算有了桌椅，办公、学习、就餐有了落脚之地。

为了破解粮食物资紧缺困境，我们带领全体职工自力更生搞生产自救：夜里抽调人手开挖鱼塘蓄水养鱼，休息日则集体上山开荒，种植花生、木薯等杂粮作物，发展副业。通过这些努力，全厂职工安稳度过了物资匮乏的艰难时期。那段时间，我们干部自觉杜绝特殊化，就连吃一碗禾秆粄，工人都会直言提意见，干群关系十分融洽。

2“三反”作风整顿运动

当时，全国各地贯彻落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力加快经济建设，党中央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油田作为全国工业战线的先进榜样，涌现出闻名全国的模范人物王进喜。立足艰苦创业实践，王进喜总结出“四个一样”原则：领导在场与不在场一个样，白天干活与夜间干活一个样，晴天生产与雨天生产一个样，受到表扬与未受表扬一个样。我们厂也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开展专题学习，对照先进查摆自省，要求所有人无论身处什么岗位，对待党和人民的事业，都要自觉践行“四个一样”作风。

随着形势推进，各类作风整顿运动常态化开展，大体呈现三年一轮大运动、年年开展专项小运动的节奏。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作风整顿运动开展后，河源全县工业战线由李树本部长统筹推进整顿工作，人人都要梳理自身缺点与细微过错：哪怕平日里随手拿单位旧报纸夹东西、用公家信纸写私人信件这些事，也要如实检讨。我也认真梳理自身过往收支，统计下来几年间合计占用公家钱款六元，自觉退赔。

全县工业战线还专门成立运动领导小组与办事机构，负责摸排汇总问题线索、整理台账资料、登记收缴退赔钱物，专项整顿一连推进数月之久。我抽调到战线专班参与工作期间，一位总务人员见运动氛围严肃紧张。他想到自己从事总务管理多年，生怕账目不清、公私不分的问题被揭露出来，自知面对群众问询难以交代，思想压力与日俱增。该同志一时想不开，走到东江龙王角湍急河段投河自尽。时隔三天，大家才在东江石公埕回水湾找到他的遗体。整顿运动依旧稳步推进，经过全面清查，干部队伍里确实查出少数存在贪污、挪用公款问题的人员，涉案金额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他们全部逐一交代。组织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对主动坦白、自觉退赃的人员从宽处理，挽救了一大批失足干部。倘若任由歪风陋习滋生蔓延，最终只会滑向严重违法犯罪的深渊。

前后算下来，我在河源县农械厂一共工作了两年半时光。

3水上公社

1963年8月，工业战线领导找我谈话，提出做干部不能长期固守一个岗位，多到不同单位历练，掌握各行各业实情，眼界和思路才更全面。基于统筹调配，我再度调动，到河源县水上运输公社工作，依旧负责人事相关工作。

水上运输公社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前身是分散经营的个体船民，通过公私合营方式整合组建起来，统一承接东江水路货运业务。公社党支部书记张永信，是从县交通局局长岗位调任过来的南下老干部，资历深厚：他此前任六区船塘区委书记，之后又担任县交通局党支部书记。张书记工龄长、级别高，月工资96.5元，差不多抵我三个月的收入。他执行力极强，性格直爽，为人清正廉洁，生活俭朴。他读书识字没问题，只是不太擅长动笔，当初也是他主动提出，调我过来给他当助手。之前听人说张书记脾气偏急躁，经常有训人的情况，但我同他搭档共事两年多，从未见过他红过脸。他的家庭相处模式格外端正得体：他的爱人杨洁是高中学历，在县财政局担任会计，家中大小衣食起居均由她周全打理。她知书达理，待人接物谦和得体，管束子女规矩有度。有时遇上急事上门找张书记请示商量工作，杨洁都会适时回避。她深知公私分明道，这份自觉自律、守界不逾矩的作风，实属难得。

水上运输公社架构大体参照农村人民公社模式设置，设有派出所、人民武装部、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在统筹抓好思想政治建设、水路运输生产的同时，也要进行办公用房整修维护、植树造林等各项建设事务。

第四章 库区革命生产

1扎根锡场公社

1965年春节前夕，县委组织部翟振贵部长与水上公社张永信书记商量，决定将我调往锡场公社，担任监察委员，主抓村级党支部整顿巩固工作。那个年代的干部向来讲究条件越是艰苦，越要主动冲上去。我服从组织安排，半句推辞的话也没说。

正月初六，河源全县三级扩干大会在灯塔白礤水库建设工地召开。我携带正式调动手续，前往设于工地的锡场公社临时驻地报到。当时锡场公社党委书记楚善贵、副书记周石焕，都是我在县农械厂工作期间的老领导、老同事，大家互相熟悉，配合默契，我就此正式加入锡场公社班子。

锡场公社和其他公社不同：1958年，国家“一五”计划筹备的重点工程新丰江水电站动工建设，在东江支流新丰江截流筑坝，坝址坐落在河源县上游六公里处。为此，沿河流域10.6万群众集体迁移。10.6万人当中，主体户籍为河源人，另有部分来自连平县、惠阳龙门县、韶关新丰县。十万群众的迁移安置，一部分就近后靠，一部分外迁异地安家，在河源县安置的约8万人，其余2.6万人迁移县外。迁移后，因故土难离、生活不适等原因，大量移民倒流，致使库区人口剧增。人多田少，治理难度极大。当年建水库时，划定水库集雨地域归河源县管辖，新丰江上游原属韶关新丰县的10个大队、2万多名群众，也于此间划归锡场公社管理。这10个大队当中，仅林禾、林石、杨梅三个大队没有被湖水淹没，其余都沉入水下。少量的坡地、旱地难以承载生计，库区人地矛盾突出，集体口粮严重短缺。当时库区群众基本口粮全部依靠国家统销指标保障，主要依靠造林伐木来换取钱粮指标，生计艰难。

此前一年，全县各个公社都搞过整风整社和干部小四清学习整顿，有些犯错的干部被调整下来，不少村里岗位空了缺人。我做监察委员，就得往各个村子跑，摸清实情，开导心里有疑虑的村干部，帮助辨别是非对错，帮大家扭转作风。说到底，就是把各村班子配齐理顺，带着社员抓好耕作生产。

2两个月造出万亩“红旗山”

我在锡场公社任职整整四年，最深的感触，是库区老百姓对党、对社会主义发自内心的拥护。为支持国家“一五”计划重点工程新丰江水电站建设，沿岸十万群众舍小家顾大家，主动让出世代居住的家园，全力配合库区征地蓄水、搬迁安置。安顿下来之后，人们又积极响应国土绿化、荒山造林的号召，憋着一股劲改造库区荒山，用双手重建家园。

1966年秋冬，公社党委统筹全社林业发展规划，选定新岛大队连片荒山作为主战场，调集全社人力集中攻坚，打造连片的万亩杉木基地，命名“红旗山”。整片造林工程严格执行广东省新丰江林业管理局的作业标准。广东省新丰江林业管理局于1963年设立，职责是新丰江水库库区综合治理，扶持移民发展林业生产。打造“红旗山”的第一步，是开展炼山清杂，把荒坡杂灌全面焚烧清理；第二步是开挖林带，标准是“水平线排布、坪水线、亚鹊咀、反倾斜、七寸深”。造林行动实行包种包活责任制，劳务报酬为一亩杉木林配套八斤粮食指标、10元工钱，首期先拨付三成钱粮，后续分阶段结算尾款。

这场万人造林运动，由副书记周石焕担任总指挥，当时他正在东莞参加干部学习班，一时不能到岗；我于当年七月升任公社副社长，临危受命兼任造林副指挥。我带着公社办公室人员、林业干部、技术人员，还有各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小队长，以及数千名社员进驻新岛大队各个山头，吃住都在造林工地，开启全天候会战。

大面积炼山防火是压在心头最重的担子：数千人同时点火烧荒，稍有不慎火势就会越界，引发山林火灾。炼山那十几日，我昼夜神经紧绷，要巡查火点边界，做好焚烧范围划定，防止火情跑偏；此外，还要频繁对接省新丰江林管局，报告施工进度，核对作业规范，请示解决难题等。整个造林行动声势浩大，大家干劲冲天。经过四十多天连续苦战，一道道高标准林带顺着山势次第铺开，整齐如士兵排列。后来，周石焕书记结束学习归来，也一头扎进造林工地，跟着大家一起挥锄挖带，整地打穴。那时，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林带，横竖成行，排布齐整。开山劳作之余，常常有意外收获：部分生产队开荒时偶遇野猪，合围捕获之后集体加餐打牙祭；还有的生产队挖到百年巴戟药材，也算是苦累之中的惊喜。

当时，全社会学雷锋氛围浓厚，造林工地同步开展先进评比，好人好事不断。大家白天高强度开山，晚上收工之后，先是集中开会学习，讲评当日进度，表彰先进，紧接着是文艺晚会。河源山歌剧团专程进驻造林工地，现场采风取材，现场创作山歌快板、小演唱等节目，把造林干劲通过文艺形式展现出来。枯燥繁重的苦战变成了有声有色的乐曲，极大地提振了士气。

“红旗山”的布局，是山顶种油茶林，山腰种杉木用材，两种林业作物错落搭配，生态与收益兼顾。整座“红旗山”连片广袤，规模宏大，进山参观绕行一趟，要走上几个钟头。当时，粤东地区的公社几乎都组织干部社员来参观学习，他们亲眼看见库区群众改造荒山的磅礴声势，无不被公社党委的号召力、群众的集体干劲深深折服。

3“逍遥派”下乡驻点

除“红旗山”造林主战场之外，公社同步开辟另一处攻坚阵地：集中青壮年劳力砍伐成林，由副社长赖阳英统筹指挥，用筹措的资金上马杨梅石合水电站。公社上下一心锚定目标：建成小型水电站，给全社长远发展打牢根基。

随着“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地方局势随之动荡起伏。但在那段时间，公社内部的确有不少人借机跟风造势，各行其是，分化出东风派、红旗派两大群众组织。两派领头时常找上门来，让公社干部表态串联，反复追问我们究竟站在哪一边、支不支持所谓的“革命行动”，动辄喊出夺权口号。两派常常集结造势，只要锣鼓声一响，便围堵在公社大院门口，高声呼喊让“当权派”出来接受批斗，口口声声要打倒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他们自封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给别的干部随意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整个公社秩序乱糟糟的。

正常行政工作被打乱后，公社几名主要领导左右为难，心神难安，日常生产部署根本无从推进。关键时刻，周总理针对农村运动作出明确指引，提出农村贫下中农与基层干部本就是同一个阵营。之后每逢有人逼问我归属哪一派，我都坦然回应，自己站在贫下中农这一边。这般表态却引来非议，还有人给我贴上“逍遥派”的名号。不少人行事全无道理可言，借着运动泄私愤、报旧怨，不分白天黑夜揪着所谓“当权派”批斗，公社院墙、大街小巷贴满大字报，连干部宿舍的门板都被层层糊满，开门进出都困难。

副书记周石焕深受折腾，终日不得安生，引来旧疾反复发作，身体也日渐衰弱，憔悴了不少。只会喊口号、耍排场的口头革命派肆意胡闹，所作所为实在让人难以认同，这样的混乱局面持续许久，直到上级派驻军管，由解放军进驻公社统筹分工、把控大局，局势才逐步稳住。部队会同公社武装部牵头推进两派大联合，筹备成立公社革命委员会，理顺了组织架构。经统筹安排，副社长赖阳英出任革委会主任，我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分工主抓全社农业生产工作。

为摸清一线生产实情，我时常独自下乡驻点。印象很深的一回，我只身前往杨梅大队：从公社驻地到杨梅足足有二十多华里，山路迂回曲折，坡陡林密，明明只是一天的脚程，走下来却远得如同走了两三天。天刚蒙蒙亮，我便动身赶路，沿途要穿过林木幽深的林禾、林石地界。行至半途，不由得心里发紧：20世纪60年代新丰江库区人烟稀少，林木参天，还有华南虎出没的传闻，过往路人遇兽受惊也是常有的事情。我孤身一人穿行密林，提心吊胆，还好，最后有惊无险地到达了目的地。

当时，林禾上径余中大队正在修建大山塘，打算蓄水灌溉农田。施工期间恰逢连日大雨，在开挖排洪渠道时遭遇山体塌方，渠体被坍塌的山泥堵塞。要疏通山渠，必须铺设水泥钢筋涵管。返程之后，我把灾情梳理清楚，专门呈报县委，恳请予以帮助支持。没过多久，县委副书记戴大有前来实地察看，县水利局也安排专业人员到现场踏勘，多方协同筹措物料，敲定施工方案，顺利把塘渠隐患解决。

那时全县各单位普遍实行革命委员会建制，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1968年冬天。为夯实新生革命政权根基，县委召开全县三级扩干大会，全面总结前期革命生产各项工作，部署新阶段任务。大会结束时，县委组织部当场宣读新一轮干部调动任免通知，明确要求：所有接到调令人员必须三天之内到新单位报到，逾期五天不到岗者，予以追责处理。此次调整，我的新岗位在涧头公社革命委员会。

这年12月30日，我与县里的钟钦祥同志一同带队，组织锡场公社各个大队的负责人组成参观学习队伍，前往黄村、顺天两个兄弟公社走访观摩，借鉴学习其农村建设的先进做法。其间，人事衔接得十分紧凑：张兆零同志从灯塔公社调任锡场公社革委会任副主任，我清早收拾行李搬出宿舍，他当天傍晚就搬进住房履职接任。

我在锡场公社工作整整四年，诸多人和事历历在目，最令我难以忘怀、一辈子记在心间的，还是当年数千群众会战造林，轰轰烈烈打造万亩“红旗山”的场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