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双城 山水共生

同治河源县志“双城一气”图局部。

Ai导读

东江与新丰江交汇处的河源老城，南齐建县至今已有千余年。清乾隆年间知县陈张翼跳出历代治城惯性，以“双城一气”的实学智慧，破解数百年上下城割裂的治理困局，奠定了山水共生的城市根脉。这份顺山顺水、与时俱进的营造思路，至今仍在影响这座千年古城的发展逻辑。

在东江和新丰江交汇处，始建于南齐永明元年（483年）的河源老城，与大多数古县城不同，有着不多见的“上下双城”格局。

这个城市规划设想，最早由清乾隆年间的县令陈张翼提出。他与明代历任知县固守传统施政思路不同，他的专业城建思维、长远治理视野与为民实干担当，使他跳出了传统地方官的施政桎梏，终结了数百年来“上城下城互相割裂、一废一兴”的县治困境，作出了河源城最重要的一次城市规划与建设，完成了河源古城历史性的城市更新。

旧城之困：两城分立 百废待兴

乾隆七年（1742年），浙江举人陈张翼初任河源知县，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县城：两城分立，通路崩坏，城门形制违背山水形势，下城城防残缺，路桥堤岸倾颓。

明代万历之后，上城、下城虽并立共存，但两城之间没有形成有效连通，历经百余年岁月侵蚀，至乾隆初年，城池整体已渐趋衰败。

上城地势高，为当时县治所在，设有4个城门，各门原有城楼。但上城东门城楼旧制向内收敛，建筑格局朝向城内，而非朝向外部东江山水。正如《改建东门城楼记》所言：“与门庭山水，若背而驰。”城楼体量狭小，缺少轩举开张的气象。作为对接槎江书院的青龙来路，东门格局颓败，被视作损伤书院文教气运，“似非所以培养元气也”。——陈张翼精通堪舆之学，有相当专业的造诣。他下车伊始，就对河源县城进行了细致调研与考察，发现了新旧两城的种种问题。

上城东门之外，衔接两城的堤路、桥梁已经倾圮损毁，迎秀桥（即后来的鸣凤桥）、鳄湖九曲堤路残破，道路不通，贯通山水气脉的物理通道断裂。

曾做过一段时间县治的下城，地处江边，商业码头云集，但城垣长期失于维护。下城南门城楼也是长年缺失，城墙雉堞大片剥落残缺，城防设施并不完整。

下城西门旧楼，已经破败，没有发挥双城衔接节点的功能。上下城之间，高差显著，中间隔着鳄湖，旧有堤桥坍塌之后，往返通行十分不便。上城与下城虽地理距离不远，城垣上却相互隔绝，形同两城。

除城墙城楼之外，河源县城的文教建筑同样凋敝。连接两城的青云路一带，文阁、奎阁等也已年久失修。槎江书院位于上城东门之内，虽占据东向吉地，但门外的城门、道路残破，形胜通路被阻断。

在陈张翼看来，改建之前的槎城很是割裂：行政权力集中于上城，市井商贸留存在下城，但是城垣、路桥、门楼等基础设施，却不足以支撑“一城”的功能。两城分立，通路崩坏，城门形制违背山水形势，下城城防残缺，路桥堤岸倾颓，这便是乾隆改建工程启动之前的旧貌。

双城构想：上城堂奥 下城门庭

陈张翼巡行上城、下城，游览周边山水，勘察全境山水形势，发现槎城枕靠桂山，东江、新丰江汇流于城东，山水形势得天独厚。但旧有建设，是两座城池各自拥有城垣，割裂了两城，中间还有地形断裂带，并未连为一体。下城日渐倾颓，上城东门格局失当，白白浪费天然形胜。

于是，他正式提出“两城并治，一气贯通”的城建构想，定义“上城为堂奥，下城为门庭”。

这一构想，并不是简单同时维护两座城，而是拒绝废弃下城。当时河源城存在一种惯性思路：县署已经在上城，下城多水患，不妨放任其日渐衰败。

陈张翼认为，下城是县城的门户，若门户倾圮，上城虽固，整个县城的形胜与民生都有缺憾。两座城池必须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上城掌管行政文教，下城承担商贸码头，二者相互依存。放任下城荒废，等于将滨江的市井民众置于风险之上。

而两城交通，亦是断裂的。连接上城东门与下城腹地的迎秀桥、九曲湖堤岸，历经百年风雨，早已倾圮残缺。湖水阻隔、道路泥泞，两城往来艰难，高地的行政权力，无法辐射到滨江市井，上下城长期割裂。

另外，从河源城山水形胜的空间逻辑来看，下城也不可任其荒废。槎江（东江河源段古称槎江）自东方奔流而来，是县城最重要的外部山水来势。传统城池规划与营建，讲究承接山川生气，多数州县城池习惯取南向，但河源受江水走向约束，陈张翼格外看重东向格局。县城需要向东敞开，接纳槎江而来的山水气势——“两江汇流、东来佳气”。

在他看来，城门、道路、堤桥等不是孤立建筑，而是疏导山水生气的通道。上城东门，向内对接槎江书院，向外连通下城，正是双城之间气脉流转的关键节点。城门形制、体量、朝向等，直接决定山水之气能否顺利导入城内。

此外尚有文教社会考量。上城东门之内便是槎江书院，东门被视作书院的“青龙正路”。城门格局衰败闭塞，会被认为损伤地方文运。城池的完整宏阔，对应地方人才兴盛。城垣、城楼、文阁、青云路等，不只是防御建筑，更是教化秩序的物质反映。城池修缮，不只是筑墙固防，同样是培植地方元气，期盼科举人才辈出。

这三重考量，最终指向同一个工程目标：不能将上城、下城视作两座互不相关的城池，而要把二者视作一个整体，通过城楼、路桥的系统性改造，弥合地理分割，打通空间与形胜脉络。

因此，面对数百年来“重上城、弃下城”的惯性思维，陈张翼提出了颠覆以往的全新城建理念，也是清代河源最重要、最成熟的城市规划思想：以上城为堂奥，以下城为门户，两城并治。这彻底改写了槎城的城市命运。

所谓“堂奥”，就是内里、核心、根本。上城高居山地，稳固安全，承载县衙、学宫、仓储、义学等，是整座县城的政治、文教、防御内胆，是城市的根基。

所谓“门户”，就是对外窗口、通商口岸、市井前沿。下城濒临两江交汇，坐拥码头渡口，是城市对外交通、商贸往来和民生保障的载体。

陈张翼明确指出：上城不可孤立，下城不可废弃。如果只守上城、放任下城荒废，等于有内里无门户、有根基无出口，城池形胜残缺、民生商贸受阻，永远无法形成完整的城市格局。

面对弊端，他主动整合、人工补势：山水有缺憾，则人工弥补；城池有割裂，则串联路桥；格局有偏差，则调整城楼。不再非此即彼、反复迁徙，而是高低并用、双城合一。

葺城治道：城楼路桥 一气贯通

双城构想提出之后，陈张翼召集本地绅士集会公议，取得地方士绅群体的认同与支持，准备把自己的城建构想付诸行动，分步骤落地建设。其规划首要改造双城贯通的枢纽——上城东门城楼，调整建筑格局，扩大体量，解决全城最重要的气口问题；继而改造下城西门为鼓楼，新建下城南门城楼，修补雉堞，补齐下城城防短板；随后重修两城之间的堤桥、九曲湖堤、迎秀桥，打通上城东门到下城鼓楼的水陆通路；并配套修建青云路文阁、奎阁、石牌坊，呼应槎江书院，完善文教象征建筑。

砖瓦未动，经费先行。大型城垣修缮，在清代并不是官府单方面包办，而是知县主导、官绅合力，兼以盘活地方既有公产和经费。工程启动之初，陈张翼率先捐俸银十两作为表率，开启劝捐。河源县的义学原有学田租额，每年除去义学正常开支，会有结余款项，这笔钱款本是用于修缮书院。陈张翼将义学每年馈送县衙的三十金县仪，归入公产，扩充修缮经费。同时对历年结余作出规划：乾隆十年（1745年）结余留存，专供书院讲堂维修；次年义学结余，则调拨用于东门城楼建设。

工程没有由官吏操办，而是委任地方精英主持。河源县的贡生李缵、萧文藻作为主要经办人，通盘调度物料、人力、款项，督理全程施工。城守千总陈荣典等人也参与工程，文武力量协同。公产经费依旧存在不足，工程同时号召民间士民乐输捐献，补充经费缺口。面对这么大笔的捐款与支出，河源人是什么反应？——“绅士欢忻，兵民胥悦”。（陈张翼《改建东门城楼记》）

东门是本次改造的核心。旧东门城楼规模狭小，形制内向，与外部槎江山水相背离。改建之后，城楼尺寸大幅拓展：城楼基址拓宽二丈九尺，楼高达到一丈三尺五寸，进深一丈九尺，面阔二丈一尺七寸，拓宽地基，加高檐口，增设重檐。建筑体量宏大，气象开张，一改往日卑狭内敛的面貌。

东门城楼有着特殊的区位价值：城楼之下紧邻鼓楼，鼓楼是上下城的衔接点。城门向内，直通上城东门内的槎江书院，是书院的青龙正路；城门向外，经由迎秀桥、鳄湖九曲堤路，直达下城，这就把上城、下城的空间串联起来了。这座鼓楼，是乾隆九年（1744年）陈张翼捐俸创建。他经办工程一向实心任事，曾言：“凡经营一切诸务，首事实心，清白办理，如有捐输未到，亦先垫用。”鼓楼门前横匾“鼓楼”二字后面，有“双城一气”的题字。

工程不只改建上城东门，原先下城南门一直缺少门楼，城上雉堞剥落残缺，借着本次兴工，利用旧料添补，一并新建下城南门城楼，修补残破城垛。至此，下城这一座“门庭”，东西南北的城防“要塞”总算完备了。此外，陈张翼认为，如果只有城楼焕然一新，而城外堤路崩塌，通路断绝，山水之气依旧无法引入城中，两城就无法贯通。旧堤桥早已倾圮，按照规划，须与城楼同步兴修。自上城东门出发，出城门，经鼓楼，过迎秀桥，沿鳄湖九曲堤路，抵达下城鼓楼，这条通道被重新修缮。

乾隆十一年（1746年）闰三月，东门改建工程正式竣工。

文教之兴：兴修学宫 青云直上

在打通城市通路的同时，河源县在下城开辟笔直开阔的青云路，直通当时正在兴修的学宫；在学宫东侧建造文昌阁、对岸修建奎阁，选址于上下城之间，与东门城楼相互呼应——上城东门之内，便是槎江书院，形成“文星拱照、青云直上”的格局。

同时，在陈张翼的主持下，将学宫营建纳入整体工程时序，补充其与双城格局的关联。乾隆九年(1744年)，河源学宫终于完备，占地8000平方米。大成殿之外的建筑，有露台、东庑、西庑、大成门、更衣所、泮池、棂星门、明伦堂、崇圣祠、宫墙、东西角门牌楼二座；有名宦祠、乡贤祠、忠义孝弟（悌）祠、节孝祠、教谕公署、训导公署；学宫左侧东面有文昌阁、奎阁、夹墙二处，有青云路及其北端东门的“青云门”石牌坊。

城市新格局定好后，看着百姓安居乐业，陈张翼赋诗一首：

大小江流新旧城，上中下郭月同明。楼台近水琼兼玉，槎客登仙蓬与瀛。

白夜启扉情似昼，水光团树意俱清。一轮两地无私照，形影双双自浑成。

于是乎，当时分隔上下城的鳄湖周边，建起了大量的宫、院、阁、楼，如上城文昌宫、万寿宫、天后宫、湖山书院、槎江书院等，一片文运勃兴之象。

走在面貌一新的青云路上，陈张翼踌躇满志：“百度维新，确有日进之象。河邑振兴之机，自今以始也。”

这次城池修缮开始之初，就已出现了“甲子发科，文武生童人才蔚起”的科举向好局面，对地方官绅来说，这是山水形胜得到应验的征兆。

没过几年，河源人岑绍参，考取了乾隆十九年甲戌科的进士。

治城之鉴：实干知县 与时俱进

研读槎城史料，常引人深思：同是河源县令，为何明代历任官员面对上下双城反复遭水患、治所来回搬迁，大多只能走两条老路——洪水来了就把衙门搬回上城避险，水退了再迁回下城图商贸便利；实在扛不住，便修修补补城墙，被动应付灾害。他们熟读四书五经，精通刑名教化，却很难拿出一套系统性的城市改造方案。

究其根源，明代科举官员知识体系单一，唯重儒家教化、刑名赋税，缺乏对地形水利、城市营建的实学认知。加之明代知县任期短、调动频繁，县级财政拮据、工程追责严苛，多数官员秉持“少作为、求安稳”的心态，不愿耗费心力推进长期、复杂的城市改造，仅以维持现状为履职标准，难以突破固有城建局限。

及至清乾隆年间，这一困局终被陈张翼打破。他身为举人而非进士，很难通过考核一路升迁，反而更富有“辛勤将实意，毋负读书传”的实干抱负。他既读儒家圣贤典籍，也研习山水形胜、风水地理，亲自踏勘全境山水，提出“双城一气”的整体构想，还带头捐俸，推动路桥、城楼、文教建筑成片落地。

从客观条件看，陈张翼的城建抱负能付诸实践，也得益于时代机遇的成全。

彼时正处“康乾盛世”，社会相对安定，民间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地方乡绅力量强大，有较为充足的社会资源可供利用。正是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河源上下双城的城建格局。

这次乾隆年间的城市更新，使河源人在江水、山地、洪水与民生之间，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城市生存之道。陈张翼提出的“上城为堂奥、下城为门户，两城并治、双城一气”城建方针，正是顺山水之势而为，兼容并蓄，不固守旧制，与时俱进。

今天，旧时的城楼鼓楼、九曲堤桥、青云文阁等大多已经湮灭在岁月之中，但河源独特的双城格局、山水与城共生的营造智慧，已深深嵌入这座千年古城的唐风宋韵、明砖清瓦之中，成为河源最珍贵的城市文化记忆。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