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荒录：我亲历的河源经始（上）

□戴月

○编者按

一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投身革命、今年95岁的离休老干部，亲笔回忆与河源同奋斗共成长的峥嵘往事。他扎根新丰江水库库区近二十载，亲历库区造林大会战、灯塔盆地水利治理、地方工业初创等一系列建设实践，忠实记录下河源解放前夕至撤县建市前后的建设历程，见证昔日移民库区蝶变为环万绿湖“湖泊 +”绿色发展核心片区，真实展现了老一辈基层干部扎根乡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回忆录留存大量库区生产建设、基层治理的一手记忆，填补了河源地方史、新丰江库区建设史的民间叙事空白。他以个人史书写集体史、关照地方史、折射国家史，最终形成一部奋斗史。

回望当年库区拓荒治理的实践历程，也为今天环万绿湖“湖泊 +”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了珍贵历史镜鉴。今起在本报周日《人文周刊》分上、中、下三期刊发，以飨读者。

第一章 旧社会经历

黄村，东江上游的一座山区乡镇，与河源、龙川、紫金、五华交界。境内群山连绵、溪壑纵横，是典型的粤东北丘陵地区，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乡民大多为从闽西、粤北辗转迁来的客家人，祖祖辈辈靠山生活，性格踏实坚韧、吃苦耐劳。

民国时期，黄村交通闭塞，人们出行全靠走路，翻山越岭，山水迢迢。因环境艰苦，加上旧社会赋税沉重、灾荒频仍，乡人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外出谋生。自清光绪年间起，大批黄村人漂洋过海，远赴南洋等地谋生，也使今天的黄村成为东江流域著名的侨乡。

因区位特殊，黄村地区（当时的黄村地区含蓝溪乡、能溪乡、康禾乡三个乡，即今天的黄村镇、叶潭镇、康禾镇一带）是东江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时期便在康禾曲龙成立了河源县首个党支部。1939年，（中共河源县工委）又在这里建立河东片区（即黄村地区东江河东岸的蓝溪乡、能溪乡，今黄村镇、叶潭镇一带）最早的农村党支部。1942年，中共后东特委进驻黄村文秀塘，黄村成为东江革命斗争的核心地带。地下党组织依托深山，扎根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反抗压迫等活动，国民党反动势力多次进山扫荡封锁。虽然白色恐怖笼罩，斗争残酷，但黄村人民一心拥护革命，不怕牺牲，红色火种在这片土地播撒绵延。

我于1931年出生在黄村三洞村伯公坳的一户贫苦农家。我童年的日常，便是处于这动荡不安的岁月之中。我家世代以耕田为生，农闲则上山采松香、砍柴卖木、刨杉板打山工，受尽封建势力的压迫，常年吃不饱、穿不暖。8岁那年父亲离世，家里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又值日寇入侵，国民党反动派抗日消极，官场腐败横行，乡人的生活都苦不堪言。

1943年河源大旱，黄村一带赤地千里，田地没法耕种。官僚与奸商串通一气，借着天灾囤积居奇，大发天灾财。开春，农民家中颗粒无存，粮商哄抬谷价，等到夏收稻谷上市，又刻意把粮价压低。这年开耕，我家没米下锅，向村中地主借了1担谷，到夏收还粮时，就变成了1担4石7斗。如果还不上，还要折合成钱币来还，如此利滚利，让穷人越欠越穷，只能一年到头为地主打长工。还有更黑心的商贩，出借的稻谷事先浸水增重，农民挑回家才发现粮食变质不能吃，我家也曾借过这种“米砒霜”。那一年，我12岁，哥哥15岁，弟弟9岁。兄弟几个一起干苦力，吃的却是苦菜、马屎葱等野菜。虽然12岁了，我还穿“赤下衫”（无袖腋下小衣），衣不蔽体，道不尽辛酸。

❶人穷不能志短

这样穷苦的日子怎么过呢？我们兄弟认为，做人要有志气，人无志气就等于行尸走肉。志气表现为要勤劳节俭、学习文化知识。人勤劳不节俭，也等于机械漏油，和次品差不多。不学习文化知识，就不能武装自己的头脑，做人做事就没有智慧。

抱着这个信念，年少的我一边耕田、上山割松香，一边想尽办法求学读书。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便起身进山，割完一两百棵松树的松香，草草填饱肚子，便匆匆赶往乌泥塘私塾求学。这样半耕半读的日子，我咬牙坚持了两年。1945年8月，一件大快人心的喜讯传遍乡里：抗日战争胜利了！黄村乡间到处张灯结彩，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那年我15岁，已懵懂知晓家国大势，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的革命队伍，对外浴血奋战抗击日寇，对内则让底层劳苦大众摆脱剥削，翻身做主人。在我们村，就有李兹秀（1949年2月，他因筹粮支持革命被反动派枪杀，是革命烈士）。他之前经常向我们宣传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要团结起来抗日救亡。后来，又有革命游击队李奇、李古怪（李玄）、戴华、钟法等几十号人在村里活动，经常落脚我家。因为我家在深山老林，单家独户，地势高，可以俯瞰村中全景，便于攻守。游击队员也时常宣传革命思想，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起来反压迫、反剥削，寻求翻身解放。从那时起，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我，下定决心跟党走。当时，活跃在乡里的游击队英勇作战，击毙伪警长张某，严惩反动地主钟某，极大地震慑了反动势力。每当游击队入驻村庄，落脚我家时，我们都倾力相助，帮忙筹集粮食、站岗放哨，尽己所能支持革命。同时我深知，要革命，为国为民做事，还要有文化知识。1947年，在大哥的全力支持下，我忙完夏收夏种后，便前往梅龙锦绣学校读五年级。因从未读过三、四年级，我入学初试时成绩垫底，但我不甘落后，日夜苦读，学业便慢慢赶超上来，各科成绩都保持八九十分，在全班六十多位同学中名列前茅。1947年冬，我圆满完成五年级学业，重返家乡。

❷村里来了游击队

1946年7月东江纵队北撤之后，不少骨干奉命于次年又重返九连地区恢复革命工作，北撤干部、九连工委委员黄中强是黄村本地人，分管河东片区的民运工作。至1947年冬，由中共九连工委领导的九连义勇队等游击队伍公开打出旗号，其中一支驻扎蓝溪乡（今黄村一带）。当时他住在黄村乌泥坑一座角楼里，队长李奇则带队驻守杉子坑。游击队大张旗鼓宣传共产党的革命思想，推行分田废债、二五减租、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乡里顺势成立农会，由张恩华同志担任农会主席，同时组建民兵武装力量，集中在梅龙石楼操练，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我有小学文化，被农会安排在杉子坑分田试点搞丈量，即用皮尺丈量水田，核算面积。有时皮尺不够，我就用草绳、葛藤替代。山间梯田不好丈量，则以实地踏勘来认定。身为普通民兵，除了参加土改工作外，我有时也承担站岗放哨、警戒巡逻等任务。1948年春节前后，我们探得消息，驻守紫金中心坝的国民党伪军将窜入黄村游击区扫荡。我立刻跟随乡里民兵赶赴三礤尾山坳设伏阻击，最后敌军改道而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游击伏击行动，虽然没有荷枪实弹地上阵，但还是在思想上考验了自己。

1948年夏收前夕，驻守蓝口的国民党保十三团扫荡黄村游击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毁屋焚山，百姓苦不堪言。面对敌人的清剿，游击队灵活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避其锋芒。游击队暂时转移后，本地反动地主卷土重来，以程某、钟某为首的顽固分子牵头组建伪政权，在三洞、田心坝、乌泥塘等村落设立反动联防队，四处搜捕革命家属与进步群众，抓人、牵牛、割禾、抄家……大肆报复革命支持者。

1948年5月的一天，天色未亮，反动联防队突然抓捕我堂哥戴春，并强行牵走家中耕牛。随后，程某等人将我堂哥押至黄村河边，将他残忍杀害，堂哥的鲜血染红了河面。刽子手钟某一伙还将抢走的耕牛宰杀分食。不仅如此，他们又放火烧毁我家位于横坑嶂的松香山，抢走我家的母牛、牛崽以及两担稻谷。为断绝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反动联防队还将深山村落的群众强行驱赶到开阔田段集中管控，威逼利诱，严禁大家支持革命队伍。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让乡里终日不得安宁，田地荒芜，人心惶惶。那段时间，我们度日维艰，无米无粮，只能采食树皮、草根、山苍叶，只要是无毒的山野之物，都采来充饥，勉强苟活。

❸迎来黎明曙光

1949年春，为帮助游击队筹粮，乡里的筹粮主任李兹秀、钟世友两人积极奔走乡间，不幸被反动联防队察觉抓捕，惨遭杀害。那个时期，黄村大地日日动荡，夜夜难安，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但国民党反动派这样疯狂施暴，不过是大势已去的垂死挣扎。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九连地区的革命形势也在彻底扭转。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毛主席运筹帷幄，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击溃国民党主力部队。1949年4月，百万雄师跨过长江，解放南京，全国解放大势已定。

大局所向，大势所趋，国民党内部军心涣散，人心思变。1949年5月，国民党广东省保安第十三团团长曾天节，与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多次谈判，认清大势，率保安第十三团宣布起义，此次起义史称粤东起义。5月14日，吴奇伟、李洁之、曾天节、肖文、魏鉴贤、魏汉新、蓝举初、张苏奎八位粤东军政人士联名发表《我们的宣言》通电全国，公开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5月17日，魏汉新率领国民党保安第十二团在梅县响应起义。6月2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专门复电八位起义将领，高度肯定他们弃暗投明的爱国举动。起义后的保十三团，整编归入粤赣湘边纵队第四支队，与各兄弟支队并肩作战，转战九连全境，接连攻克、解放龙川、和平、连平、紫金、河源等县。随后配合南下解放大军，一路奋勇挺进珠三角，参与解放广州的关键战役，为华南全境解放立下汗马功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早在1949年4月，红色游击区黄村就解放了，成立了蓝溪乡人民政府，接着又成立三洞村人民政府。三洞村情况比较复杂，反动分子较多。为稳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上级从部队抽调骨干力量驻村任职，由程志新同志担任三洞村村长，曾火伯任副村长，曾星民任农会主席，后续由李继同志接任农会主席，黄四同志任妇女主任，张新华同志任民兵队长。三洞村山高林密，反动分子时常出没山林，扰乱解放区治安。我和曾林等几人被安排在民兵常备队，我任队长。工作是每天夜间在山上瞭望站岗，发现敌情即向村里报告。当时在夜间执勤放哨，到了白天照样要耕田种地，做杉板打山工。虽然辛苦，但我们心里一点都不觉得累，只一心想着干革命，不讲报酬，不计得失，能够有一碗杂粮饭、一碗稀粥填饱肚子就很知足了。能为革命出力，就是最大的光荣，组织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干，绝对服从指挥。

第二章 建设新中国

❶土改复查评定

约在1951年，我加入了中国共青团，没多久又当上三洞村团支部书记，并兼任民兵指导员。1952年，河源县调整区划，撤小乡并大区，蓝溪、能溪、康禾一带合编成河源县第九区公所，原先的三洞村也升格为三洞乡人民政府。

那时的重点工作是推进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要是压不住坏人的嚣张势头，老百姓就没法安心过日子。乡里一边整顿地方治安，稳固新政权，一边对地、富、反、坏四类人员落实管束改造。我们依法惩处了作恶多年的伪乡长程某、张某和其他一干劣迹分子，大快人心，全村男女老少个个拍手称好。

稳住治安之后，工作重心转到盘活田地、提振生产。我身为团支部书记，整天琢磨如何带领青年团员开荒增产。村里的田心坝、乌泥水口那里有一大片荒坡野地，我提议开垦出来种花生、黄豆，团员们全都赞成。大家连着开荒好几天，硬是把荒地整成了可耕种的畲地。后来我们又看上乌泥墩坟山周边的闲置荒地，又集中人力开荒，开出了一大片可耕种的坡地。起初这些畲地产出的粮食作为集体开支，之后慢慢划归给生产队管理，也算是我们当年青年团干出来的一项亮眼成绩。

抗美援朝战事紧张，国家号召适龄青年参军保家卫国，乡亲们个个热情高涨，要人出人，要物捐物，家家户户省吃俭用，心甘情愿出钱出力支援前线。征收公粮的时候，大家仔细筛拣稻谷，把最饱满优质的粮食上交。

黄村是老游击解放区，解放前就已经分过田地，所以1952年冬天到1953年开春，村里开展的是土改复查工作。各乡、各村提前做好筹备，等候土改工作队进村。当时三洞村党员人数不够3名，没成立党支部，相关工作都由乡政府牵头决定。土改工作人员的吃住安排，原则是落脚到最穷苦、最可靠的土改分子家中。开会商量过后，乡里安排工作队队长到黄村一户人家住，队员谢志坚到我家住。因为我家在伯公坳，位置偏僻山路又难走，队员要走村串户联络村民很不方便。平时我个人跑杉子坑、巢子坑等地也是天天翻山越岭，十分奔波。于是我主动提议，不如安排谢志坚同志住到杉子坑一户李姓贫农家里，大伙商量后听从了我的建议。可后来村里接连开了三次贫农、雇农骨干会议，都没有通知我到场。我心里纳闷，私下打听才知，原来是那位李姓贫农跟土改工作队反映，说我家成分是中农。听到这话我又委屈又着急，当即找到工作队钟钦祥、薛勇两位队长反映，讲明我家的真实情况。之后经工作队专门入户核查、佐证，最终确认我家是贫苦出身。

经历这件事，我对那位李姓村民难免心有芥蒂，大家同是受苦过来的穷人，当初我还替他着想办事，他非但不念这份情，反倒在背地里歪曲我。不过我从没流露过半分埋怨，只是把这事默默放在心里。整个土改复查期间，我踏踏实实干事，任劳任怨，认真完成村里交代的每一项任务。等到复查评定结束，我获评土改复查“功臣”。在分配土改斗争果实时，我家分到地主屋4间、屋廊1条，全家便从偏僻的伯公坳搬下山居住。工作队钟钦祥、薛勇两位队长特地过来道喜，勉励我继续踏实干事。

后来开展民主建政，贫下中农代表仍选我任团支部书记兼任民兵指导员。我始终尽心尽力当好党政工作的帮手，出色完成分片包干等任务。在第九区团工委所辖各个团支部评比中，三洞村团支部接连两年获评模范团支部。

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11月，原先在九区公所做交通员的钟雄辉同志被调往河源县任职。区团工委联合区委打算从各个村团支部书记里挑选人选，接手交通员差事。村里通知我去面见区委书记，接受组织考察，如果考察合格，两天之内就要到区里报到，薪资从次月起由区公所统一发放。那时候实行供给制，我每个月待遇折合下来大概23.6元。我顺利通过考察，到区公所上班。单位同事处处照顾我，帮助我适应新岗位。

领导安排我管团组织关系，民政助理还把相关印章交由我保管，方便为群众办理各类证明、结婚登记等手续。1953年12月初，国家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夜里也要加班工作，我的任务是下到各村走访有余粮的农户，宣讲国家政策，劝大家积极把余粮卖给国家。群众都很拥护党的政策，十分配合，这也让我深有感触，只要是替党做事，走到哪里都顺心如意。

1954年春节过后，正月初九这天，九区公所的领导、干部还有各个小乡的乡长一同前往河源县城，参加全县三级干部扩大会议。趁着开会间隙，区团工委书记胡清、组织委员朱少云专门找我谈话，有意推荐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实我心里也早有这个意愿。开会期间，河源县委组织部的领导陆续约谈区、县机关不少同志，多方了解我的日常表现，之后发给我一份入党申请书。我满心欢喜把表格领回，第一时间向区公所领导汇报，在领导耐心指点下逐项填写。填完之后，我郑重向胡清、朱少云两位同志表决心：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往后坚决听从党的指挥、严守党的章程，恳请二位担任我的入党介绍人。两位前辈叮嘱我，入党能不能获批，最终要看实际表现，要做好两种思想准备：如果顺利入党，不能骄傲自满；如果没能通过，也不要气馁，要更加脚踏实地，补齐不足，努力达到党员标准。我当即表态：一定全力以赴争取入党，接受党组织的一切考验！

1954年2月28日，区党委组织委员朱少云通知我，组织已经批准我成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那一刻我满心激动，倍感荣耀，感觉浑身都有了劲头。乡下有些参加革命多年、历经风雨考验的老同志，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没能入党，而我年纪尚轻就能得到组织认可。这让我深感压力，又倍增动力，暗下决心要奋斗不止，不怕牺牲，一辈子为党和人民工作。

❸河源县第九区召开第一次“选好人当好家”代表大会

1954年的头等大事，是开展全国第一次全民普选。河源县第九区也紧跟着开展这项工作，从区、乡再到各村各片区层层铺开，选好人当好家。谁有选举权，谁有被选举权，都要经过审核，张榜公布。

区公所安排我去红十月、坝心、光裕楼片区，挨家挨户宣讲人民代表选举政策，务必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是我首次做人民代表选举工作，手把手指导我的是宣传委员欧阳骝同志，他有文化又是老干部，资历深，办事经验足，帮我顺利完成了工作任务。不管是前期宣传组织，还是后期台上发言、宣读名单等，我都按着步骤有条不紊地落实到位。人民群众感到共产党的一切主张，都是让他们当家作主，所以大家都欢天喜地地参加选举大会。正值初春回暖，山间野草抽芽，树枝长出新叶，田间地头一片生机勃勃。天清地朗，群众把参加选举当成盛大的节日，每个人都穿新衣、着新鞋，满面春风，认认真真参加选举，直到宣布散会，大家还意犹未尽，一边聊着选举的新鲜事，一边恋恋不舍地回家。

❹交通员生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乡下邮政体系还不完善，区公所由此设置脱产交通员，往返县城、区、各个小乡，递送机密公文、紧急通知。遇上紧要件必须限时送达，半点耽搁不得。我接替这个岗位之后，始终抱着有令即行的念头做事。

1954年冬天，天冷风大，昼短夜长，下午三点左右，区公安特派员叶滋青把一封封牢的机要材料交到我手上，交代我要送到河源县公安局。接过密封文件那一刻，我压根没细算，从区公所到河源县城足足有几十公里，自己能不能赶在天黑前抵达，二话不说便骑着一辆自行车匆匆上路。一开始顺着大路骑，赶到黄田圩时天色已经暗下来，我又渴又饿，但不敢歇息，只一门心思想快点赶到县城。夜里八点多，到了义合圩旁边的谷滩渡口，撑渡船的工人已收工回家，没人摆渡过河。我只好摸黑找到高屋楼船工家求其帮忙，船工劝我半夜走山路不安全，就算连夜赶到县城，机关人员也下班了，不如暂住他家一晚，等天亮再送我过河进城。我觉得在理，当晚便在船工家留宿。

第二天天还没亮，船工就撑船送我到河对岸。我一刻不敢耽搁，一路拼命赶路，赶到县公安局时，炊事员肖同志才刚烧好开水。我把材料交到负责同志手上，问他有没有耽误？对方说没问题，我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来。吃过早饭，我又骑车折返黄村，这时才感觉全身酸疼，筋骨快要散架。走到苦猪坳那段路时，双腿发软踩不动单车脚踏，好不容易撑回区公所，连走路去吃饭都没力气了，只好拖着脚步走。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区公所领导还安排我负责建设区行政办公楼。九区公所一直临时借用保生堂的房屋办公，随着清匪反霸、土改复查、普选等工作越来越繁重，狭小拥挤的办公场地已跟不上办事需求。办公楼新址选在黄村崇礼学校，也就是如今黄村镇政府所在位置，规划先建起一栋主楼，后续再合围成回字形院落格局。区里给了我一张简易建房草图，找建房师傅、购买砖瓦木料、置办门窗桁桷等一应杂事都由我打理。连着忙活好几个月，办公楼按规划建成。1954年冬天，第九区公所从保生堂迁入崇礼学校旁的新办公楼办公。

当时，黄村无公路无汽车来往，人民的生产生活资料全靠肩挑手扛。建设办公楼时，每天几十号劳动力从封门坳的大路出入口处，一担一担徒步挑回黄村，耗时费力，十分辛苦。一直到 1960年前后人民公社化时期，政府集中调集大批社员开山劈岭，平整路基，才慢慢修通公路，通了汽车。

九区公所管辖蓝溪、能溪、康禾等三十多个小乡，即现在的黄村镇、叶潭镇、康禾镇。交通送信到各乡，一个人一天走不完，羊肠小道骑自行车也不好走。有一次，我送通知去康禾若坝乡政府，在分水坳下平岗沙的陡坡上不慎摔了一跤，把膝盖皮磕掉了，但爬起来后仍瘸着脚赶路，及时将通知送达。在九区区委和同志们的关心下，我圆满完成各项交通员任务，愉快地度过一年多的工作时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