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三尺台 浩然师者心

1922年4月，河源县立高等小学第十二期的教员与学生合影。（AI转彩）

□本报记者 凌丽

烽火硝烟中，河源的师者执起教鞭，在贫瘠乡野间守护一方净土。透过泛黄的训词、笔记与毕业序言，一幅教育者在至暗时刻持守信念的群像徐徐展开：他们不仅传授知识，更将民族气节融入血脉，以人格为教材，以终身学习为信仰。在政府与乡民之间，他们是桥梁；在战乱与希望之间，他们是灯火。这些穿越时空的文字，既是一代知识分子对职业的庄严承诺，亦为今日师者提供了一面观照初心的铜镜。

教师节，致敬当下，亦需回望来时路。1929年至1949年，河源教育者在战乱动荡的年代坚守三尺讲台，用信念与人格撑起了一方教育的天地。那时的讲台，承托的不只是知识的重量，更是一个民族于危难之际挺立的脊梁。翻看这些同学录序言、结业训词、教师文论，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对教师寄予“救国之至上”的期望，乡村教师朱心潜对自身职业、对地方教育现状的清醒反思……它们不再是冰冷的文字档案，而是一群知识分子在动荡年代对教师职业的庄严宣誓。物质的匮乏未曾消减他们对师者的敬畏。这些跨越时代的教育精神，在物质条件与教育资源更为丰富的今日，依然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

(一)立国之基：从训词看教师的时代使命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民族危亡的阴云笼罩全国。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为河源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师资班学员写下结业训词，开篇即言：“国民教育，立国之基，树此根本，培养师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教育不再是个人进身之阶，而是“救国之至上”的事业。

李汉魂要求即将走上讲台的教师“必须有丹心贯日之气概，大雄无畏之英姿，振作正气，以张四维，抱先忧后乐之意志，秉国尔忘家之操持”。这种要求将教师的职业伦理与民族气节深度绑定，意味着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成为民族精神的传承者与弘扬者。

1943年，抗战进入后期，河源已不像前几年那样被频繁轰炸，得以略作喘息。时任河源县立中学校长刘寿榕在毕业序言中强调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国家的治乱，常以社会的风气为转移，而社会风气的转移常系于学校的倡导和努力。”在他看来，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其言行举止直接影响着社会风气的走向，因此“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应当以国家社会利益为前提，勿以个人之得失荣辱而动其心”。这种将教师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深度绑定的认知，构成了民国教师职业伦理的核心底色。

即使在相对和平的1929年，河源县立中学校长叶汉儒也在同学录序言中提出，毕业生不仅要“敦重友谊，联络感情”，更要“谋精神之团结，一其意志，一其心力，群焉向教育深究改良”，将个人发展与教育事业的整体进步紧密相连。

顺天乡（今为东源县顺天镇）朱心潜是民国时期的一名乡村教师，任教于顺天乡中心学校教员，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八月及三十三年（1944年）十月参加了河源县暑期训练班及讲习会，写下了工工整整的笔记。他在《怎样做一个良好的教师》一文中，阐述了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三重身份定位。首先是知识的传授者：教师需要“学识丰富和思想纯正”，向学生传输良好的知识技能，这是教师最基本的职责。其次是道德的引领者：教师需要“有高尚人格、品性温良”，对学生要有“慈母的手腕，绝对爱护，视做儿女看待”，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训育学生做人的道理，培养他们“雪耻救国救民”的志向。

教师还承担着第三重身份——政府与乡民之间的桥梁。朱心潜特别强调，乡村教师“要常深入农村，与乡民接洽，树立自己信仰”，在取得乡民信任后，才能顺利推行教育事业。这一点在1949年河源教师联合会成立宣言（载1949年6月18日《粤赣报》）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我们教育界同仁，特别是乡村小学教师最能接近群众，在政府与群众之间往往起到桥梁作用。”在传统与现代转型的乡村社会，教师作为少有的知识分子，自然承担着传播现代观念、推行政府政令、联结国家与乡土的功能，使得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成为地方社会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二)修身致远：教师的自我修养之路

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民国时期的河源教育者并非只对学生提出要求，更始终保持着对自身职业、对地方教育现状的清醒反思。

朱心潜在《怎样做一个良好的教师》中认为：“大凡所谓的好的教师，必须具有健全体魄、学识丰富和思想纯正，更需有革命精神和刻苦耐劳的德性，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能守人所不能守的纪律。”

在政治素养方面，他要求教师“奉公守法，工作不敷衍，临事不苟且”；在对待民众方面，“要有虚心谦敬的态度，能常深入农村，与乡民接洽，树立自己信仰”；在对待学生方面，“要有慈母的手腕，绝对爱护，视做儿女看待，养成儿童准备雪耻救国救民，传输良好知识技能，训育以做人道理”；在对待自己方面，“要有高尚人格、品性温良，以教育为终身事业，抱坚韧不拔的志愿”。他特别引用了《论语》中的名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认为这几句话“不但我们做教师的人为立身于道的格言，还要脚踏实地的去做，不自欺欺人，或者可为良好的教师”。这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教师素养要求，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与现代革命精神的结合。

朱心潜并非从学校毕业出来就进入学校任教，而是自河源县立旧制高小毕业后，历任新丰县政府收管员、河源附城警察所书记等职后，再到顺天乡中心学校任教员。他对地方及教育现状都有清醒认识，直言河源教育落后于邻县，根源正在于不少教师“大都不免有懦弱不振或头脑陈旧的教师，暮气沉沉，精神萎靡，自己固未具有教师的条件，教人又岂有革命的精神与新潮流学术？”因此，教师必须不断学习，更新知识，跟上时代潮流，才能承担起教育救国的重任。

教育的本质是人格影响人格。民国时期的河源教育者深知，教师的人格是最好的教材。李汉魂在师资班训词中要求教师“尽教导之贤，无时或忘，以身作则，为众榜样”。朱心潜也强调，教师要“有高尚人格、品性温良”“脚踏实地的去做，不自欺欺人”。

1943年，河源县立中学校长刘寿榕在第十六届暨简易师范科第二届学生毕业序言中，特别强调了以身作则的重要性：“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应当以国家社会利益为前提，勿以个人之得失荣辱而动其心，尤其是在今日国治乱之会，民族兴亡之际。”该校师范科主任吕觉良也指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学生，因此必须“严于律己，诚以得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学生树立榜样。

训育组长赖伯望更是将人格垂范作为师友之道的核心。他认为，真正的教育不是靠书本，而是靠教育者的人格魅力。如果教师自己不能做到以道义相交，以学问相切磋，就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有担当的学生。这种“身教重于言教”的教育理念，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也是民国时期河源教育者始终坚守的信条。

刘寿榕在毕业序言中，还专门强调了终身学习的重要性：“诸同学今日所受的教育，还是仅达到中等教育的一个阶段，而所得的智还是很薄的”，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要做到“择善固执”，“那就需要我们平日养成虚心学习的态度和不断的努力，扩充寻求学问的方法”。他特别批评了当时社会上一种错误的读书观念：“现在一般人读书的见解，以为知识的获得，全在书本，那不免患了错误。”他指出，“学与问实相辅而成，是以君子不耻下问，然后学问才能博大精微，方可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他尖锐地指出了当时一些读书人身上的通病：“若以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有未明加臆变，友贤于已者，耻不愿问，不如已者，轻不屑问；等于已者，忌不甘问，循其意念，则几无可问之人矣。”这种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的心态，是做学问的大忌，也是教师自我成长的大敌。

从朱心潜《怎样做一个良好的教师》的系统阐述，到各位校长、主任在序言中的叮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教师自我修养的路径：德才兼备、学无止境、人格垂范。

(三)师友之道：同学录里的殷殷期许

翻阅民国时期的河源同学录，最动人的莫过于师长对学子的殷殷期许。这些序言不是空洞的套话，而是教育者结合时代处境，对年轻人未来人生的真诚嘱托。从民国十八年（1929年）到三十八年（1949年），20年间，民国时期的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教师对学生的期望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核心：不仅要成才，更要成人；不仅要个人发展，更要担当社会责任。

1929年，河源县立中学及师范学校首届毕业生的同学录序言中，校长叶汉儒开篇即探讨了友谊对于治学与做人的重要性：“盖闻离索居，则聪明闭塞；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故人不能无群，亦不能无友。”在他看来，同学之间的情谊不仅是私人情感，更是维系群体、共同进步的纽带。如果没有情谊维系，“同志有时而背，亲密有时而疏”，就会出现“风雨急而辍其音，霜雪零而渝其色”的功利之交。因此，编印同学录的意义，不仅是记录姓名住址，更是“联昔日之情谊，以垂永久不忘”。不过，1943年，训育组长赖伯望认为，如果交往不以道义为基础，即使编印了同学录也没有意义。他举了战国时期苏秦、张仪与孙膑、庞涓的例子：他们虽然是同学，但“背道而驰，一则兵戎相见”，原因就在于“订交不以道义也”。他提出了真正的师友之道：“必平时以道义在然诺，以学问相切磋，慕平仲善交久敬之风，凛尼父久要不忘之训，是石烂海枯，此志不渝。”只有这样，即使毕业后山河阻隔，也能“鱼雁频通，为同声之相应，为同气相求”，达到“神交”的境界。这种超越功利、以道义为基础的师友观，是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现代传承，也是民国时期河源教育者留给后人的珍贵精神遗产。

对同窗之谊，叶汉儒认为不能只停留在联络感情的层面，更要“谋精神之团结，一其意志，一其心力，群焉向教育深究改良”。这意味着，同窗最终要升华为同道——大家作为教育事业的同路人，要团结一心，共同推动地方教育的进步。这种将同学情谊与事业担当相结合的期许，贯穿了民国时期河源教育的始终。1943年，校长刘寿榕同样在毕业序言中强调：“若能精诚团结，虽离何伤？”他希望毕业生走出校门后，“要互相合作，团结起来，共负抗战的重大工作。”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同窗之谊已经超越了个人情感，成为了共同担当国难的精神纽带。

当时也有毕业即失业之忧。1943年，河源县立中学第十六届暨简易师范科第二届学生计有师范科53名，初中部55名，合共108名男女学生，除初中部有30多人升学外，大部分学生即将走上社会。河源县立中学师范科主任吕觉良在毕业序言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开明的观点：升学与服务，都是为学与做人的实践，因此“都可以是‘升学’，不是入学校读才算升学，服务国家社会不算是升学”。这种观点打破了传统教育中“唯有读书高”的偏见，给予了毕业生两种人生路径同等的尊重与期许。

吕觉良敏锐地观察到当时毕业生中的两种心态：“也许有人以为走进学校升学，光明的途程便在眼前，幸福之神会向自己招手，心境十分乐观；那不能够升学的，便气馁起来，以为前途黯淡，于是消沉下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看法“未把前途看得太机械了”。如果入校求学只是为了“获得分数，拿到文凭”，服务社会只是为了“找得饭盌（即“碗”），解决一身一家的生活”，那才是真正没有前途。在他看来，“个人有前途，须问自己能否严于律己，诚以得人，和坚其信念，这也就是为龙为蛇的分野”。这种不唯学历、重品格与信念的教育观，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极具启发性。

刘寿榕也表达了类似的期许：对于简易师范科的同学，要“本其所学，为国家社会服务以教育一般小国民”；对于初中毕业的同学，“毋故步自封必要排除万难，再求上进”。无论是走上讲台教书育人，还是继续求学深造，只要坚守信念、严于律己，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光明道路。

（四）纸短情长：同学录与序言背后的精神交付

民国时期的毕业季，并非简单的学业结束与离校散场，而是一套完整的、充满仪式感的精神成人礼。由当地印刷商业机构编印正式的同学录、敦请地方有声望的政界与学界人士题词、组织学校各级管理者分别撰写序言，是当时河源各校通行的做法。这些留存至今的纸墨文字，是学校对学生最后、也最深刻的一课，其激励与教化影响，将成为毕业生的精神底色。

1940年河源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师资班结业，特意请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写下结业训词。对于身处粤东小城的基层师范生而言，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寄语，不仅是一份殊荣，更是将他们的职业选择与国家命运直接绑定。李汉魂所言“国民教育，立国之基”“教育亦为救国之至上”，并非空洞口号，而是在抗战这种特殊时期，自上而下为教师职业赋予的神圣性，告诉这些即将走上乡村讲台的年轻人，他们不是普通的教书先生，而是民族救亡、国家重建的根基力量。这极大地强化了毕业生的职业认同感与使命感，让他们在离校之初便建立起对自身职业的敬畏与荣光。

1943年河源县立中学毕业同学录中，题词的地方长官有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罗献祥、河源县县长吴式均、河源县政府教育科长马仁山等。

同时，还录有学校领导层的序，像是一套层层递进的人生指引。1943年的县中同学录里，校长刘寿榕、师范科主任吕觉良、训育组长赖伯望3人（3人年龄在30至32岁）分别撰文，站位不同，各有侧重。

校长从家国大局出发，谈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谈治学的根本方法，为毕业生指明人生的大方向；科主任从职业发展切入，辨析升学与就业的关系，拆解年轻人的心态误区，给予务实的人生忠告；训育组长则从道德与交友方面切入，以犀利的笔触点破功利交往的虚妄，重申师友之道的本质是道义相契。

三篇序言，分别对应立身、立业、立德，没有套话与空话，皆是师长结合自身阅历的肺腑之言。对于毕业生而言，这是离校前最后一次集中的精神洗礼，是学校将多年的教育理念浓缩在纸页之上，成为他们走入社会后可随时回望的精神坐标。

民国时期的毕业生，尤其是师范生，从离校的那一刻起，便通过同学录与序言，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谁、要去往何处、要承担怎样的责任；而反观今日，不少学生毕业时，心头萦绕的是对未来的迷茫与焦虑，却鲜少感受到师长与时代一同递来的、那份足以安顿心灵的精神托付。

今天，当我们在教师节向所有教育工作者致敬时，仍应记起这些在乱世中坚守杏坛的前辈们。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教师这一职业的神圣与伟大。这种精神跨越时空，永远激励着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