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川城池千年建设记
雍正年间绘制的龙川学宫图
佗城，残存的明代城墙。
作为岭南少见的延续两千余年的古县治城址，龙川秦代建县，城防建设便贯穿岁月长河。宋代已修筑早期砖石城垣，明代形成县城为核心、多座堡寨拱卫的完备防御体系，万历年间还完成护城河清退整治，清代多以旧城维护为主，直至民国因抗战大部分被拆除。相伴城池修缮，清代康熙至雍正年间学宫屡次营建复兴，承载着地方文教的传承脉络。
龙川建县始于秦代，首任县令赵佗曾筑营垒，然而仅为简易戍守设施，并未规整城垣。唐宋时期，县治城池多为土垣篱障，规制简陋。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守御千户李贤始建砖城，奠定城池基本格局。此后，弘治、正德、嘉靖、万历诸朝续修、疏浚护城河，渐成墙濠相依的防御体系。
入清之后，城池修缮多循明代旧制，未见改造。仅有康熙六年（1667年）彭峻龄修葺城楼、整砌雉堞，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沈廷相再度修城；雍正十二年（1734年）重修外围通衢堡寨。其后因史料阙如，罕见官方系统性修城记录。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为防范日军空袭，城墙大部分被拆除，仅存残段。
纵观两千余年，龙川城池奠基于明，修补于清，始终坚守秦代以来佗城原址，未曾迁徙，是岭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古县治城址之一。
(一)秦基宋垣：营垒初建与砖城升级
作为首批广东历史文化名城，龙川县建县迄今2240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建县），其城防建设贯穿了历史长河。旧志记载，赵佗任龙川县令时，在嶅湖东边修建治所，城内筑有越王井、赵佗故宅、赵佗台、赵佗弩营处、赵佗跑马射箭的马箭岗等，至今遗址尚存。秦代赵佗所筑土城，为龙川城防之始，“城垣周长800多米，东至老城街，南至县前街，西至城头，北至北角塘”，规模较小。
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了龙川城城防升级。佗城何时改建砖城，无史可稽，据《龙川县志》载：“宋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龙川迁治老龙（按：老隆）。”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拆毁老城墙时，发现刻有“循州砖石使白”“循州造”等字样的城砖。据此推测，改建砖城当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砖城比土城大，其范围向东扩至小东门和大东门，向南扩至南门街的南门，向北扩至北门（现存北门遗址），城垣的总周长增至2400米。城池外围增辟护城沟。
(二)明初定型：砖石城防建设日渐完善
宋元更迭，城垣屡遭损毁。明代因寇乱与城垣倾圮，龙川多次进行城防建设。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守御千户李贤奉广东都指挥花茂之命重修龙川城池，并在城东校场建演武亭，强化军事防御配套。天顺、弘治年间，继续加高城墙，开挖城濠，引龙潭活水流入护城河。弘治十八年（1505年）于老城北边新建“新城”，计百余丈，直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方与县城同拆。
明代正德之后，地方治安持续恶化。田心屯原本只是驿路边的土围墙，老百姓不堪流贼劫掠，自愿出钱出力，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始筑砖墙。
到嘉靖年间，寇患甚烈，为保境安民，龙川迎来筑城的高潮。短短几年之内，官府接连建起上五里城、下五里城、下廓城三座外围堡寨（建于嘉靖四十一年即1562年），分布在县城周边，乡民遇到匪祸，可以就近躲进堡寨避难。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地处交通要道的通衢驿，由乡官、生员上书官府，官银加上民间筹资，建成通衢砖城，次年告竣，建成城墙408.6丈，高2.15米，东西有城楼，南北有三个小水门，各有小楼，南门引鹤市河水筑成护城河。民国后，城砖为学校、居民使用。
至此，有“百粤轩輶”之称的龙川，形成了多层次的防御体系，以县城作为中心，新城、田心屯、通衢城、三座五里堡寨拱卫四周，城墙上设置垛口、敌楼，城外挖掘护城河。有城、有濠，所以设险，相为表里，共护龙川。
(三)明末清濠：护城河之争与官民博弈
明嘉靖年间，官方引鹤市河之水修筑护城河，因河道邻近农田，周边聚居了大量百姓与地方豪强，护城河的功能也因此逐渐复杂化。
万历年间，知县林庭植派人实地查勘后发现，护城河沿线区域已被军民占作各色用途：民居、官署、商铺、鱼塘、菜园，不一而足。
在林庭植整治之前，龙川城池原本拥有天然优越的环城水系。嘉靖年间以鳌湖、龙潭活水为源头，引水注入城西城濠，绕城向南，再向东流汇入东江，形成“大河左绕、潭流右抱”的环抱格局。
这套水系不仅是天然的护城河，能阻挡外敌靠近城垣，更滋养沿岸田地，便利居民取水，同时被地方士人视为聚风气、兴文运的重要地理依托。
至弘治年间，水道通畅、濠池完备，不仅城防稳固，农田灌溉便利，地方科举人才亦多出。
然而很快，粤东各地屡遭兵戈动乱，社会秩序崩坏，百姓流离，城边官荒濠地无人管控，当地豪强、奸民趁机私自占据官河地界，在环城濠道之上搭建住房、管屋、临街铺舍，开挖鱼塘、开辟菜园，将历代公用的城濠官地占为私产。更有甚者，私自升科纳税、伪造凭据，将国有水利用地诡化为私人产业，长期侵占、世代占用。久而久之，完整的环城水系被切割、堵塞、填埋，旧濠水道彻底废弛。
城濠被侵占，就破坏了其原来保境安民的作用。首先城与濠互为表里，城墙为守、濠池为阻，濠道淤塞干涸，城池失去外围屏障，一旦遇有寇警，孤城无险可恃，防守压力剧增。其次是农田水利受损。环濠沿线原有湖田四百余亩，常年依靠龙潭活水灌溉，水道堵塞之后，田地失去水源，农耕收益大减。其三，居民生活不便。沿河数百户居民日常汲水、用水皆依赖环城活水，水系断绝，民生深受影响。其四，地方文风不振。时人认为水道闭塞、风气不聚，是中后期人才稀少、地方凋敝的重要原因。
这样下去，这座建于秦朝的古县，还能生民安居、多出人才吗？地方绅士、耆老们坐不住了。
万历年间，龙川地方士民目睹濠池废弛之弊，决意恳请官府复古修复。全县乡官、举人、监生、生员、约长、里老联名向县衙呈词，恳切请求恢复旧濠、疏通水道，以期挽回地方气运，保障城防民生。陈辞恳切，民意沸腾。
时任龙川知县林庭植深知城濠为城池根本、民生要务，接呈之后高度重视，即刻委派里老、差役沿城实地查勘。
经过逐一核查确认，自县城北角至大东门一带，所有军民住房、商铺、鱼塘、菜园，全部坐落于原额官河城濠地界之内，均为战乱之后民间越权侵占的公产，并无合法依据。所谓私人税契、管业凭据，皆是豪强影射、私造假籍所得，不合官制。
查实之后，林庭植依据律法与地方旧制，逐级上报岭东道、兵巡道、惠州府，详细陈述城濠被占之弊与疏浚复水之利。
各级上司纷纷批复，严令迅速清退私占官地、官方疏浚旧濠，严禁民众阻挠，违者从重治罪。在上司明文支持下，龙川正式开启全城清濠复水工程。
此次整治严格，林庭植没有徇私、讲人情，清退所有侵占城濠的违建房屋、商铺、鱼塘与菜园，全面恢复环城官河故道。工程疏通龙潭活水，重新引水流经城西濠池，绕城环流，复归东江，恢复了明代前期“活水环城、襟带环抱”的城池格局。
工程既修复了废弛已久的军事防御体系，也恢复四百余亩湖田灌溉功能，保障沿河数百户居民日常用水，一举兼得城防、水利、民生三项大利。人们同时还期望能恢复原来的人文气运。
(四)清代修补：城池维护与学宫重建
明洪武二十一年，守御千户李贤肇建砖城后，经弘治、正德、嘉靖、万历等迭次增修，奠定了龙川县城城池主体规模与格局。入清之后，并无大规模拓城之举，全部工程皆立足于明代既有城垣之上，其修补、缮治、维护，多随战乱、风雨倾圮而兴工，伴随地方财力、治安局势而进退。
那时候的龙川县城城池是怎样的呢？
明代弘治元年按察使陶鲁大修其城，城高一丈八尺，周围七百二丈三尺，雉堞九百八十丈有四，各门建有敌楼，外设月城；正德三年（1508年），知县傅鼎、千户吴德润完成四门月城砖石砌筑；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因寇乱开辟北门，方便北方百姓入城避祸；万历六年（1578年），参议李盛春增高城垣三尺，扩城内马路八尺；城濠深八尺，广与深相等，万历年间知县林庭植再度疏浚城濠，城防体系臻于完备。
明末时局动荡，岭东寇盗频仍，东江流域战乱不息，龙川城池经受冲击。崇祯末年，地方动乱，城垣局部崩损，城楼木构多有朽坏，雉堞残缺。
至今，佗城还留存有明城墙遗址。
但堡寨再多，也挡不住毁灭性的战火。
明末天下大乱，上五里城、下五里城、下廓城三座嘉靖年间新建的外围堡寨，先后被攻破，彻底荒废，之后再也没有重建。
清代接管之后，面对的不是一座崭新的城池，而是明代遗留砖石主体，木构楼橹多有倾颓的旧城。
清初粤东屡有战事，顺治年间，粤东抗清武装数次活动于龙川周边，县城处于戒备状态，但百废待兴，官府无力大举兴作，城池只能维持最低限度使用，实质性修筑迟至康熙朝方才启动。
康熙六年（1667年），知县彭峻龄捐修城楼三座，整砌周围雉堞。修复木质楼体与建筑结构，全面整砌全城雉堞，修补缺损垛口、规整城上防御设施。无扩城、加高城墙、疏浚城濠、新建设施的记载，本次工程仅为局部修补性修缮，未改动明代城池主体规制。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知县沈廷相复修县城。
雍正十二年（1734年），知县盛熙祚重修，通衢巡检司赵洪益督修，这是清代龙川城池建设中较大的整体性修复工程。
城池修缮之外，学宫建设亦是在康熙初年迎来全面复兴。清初的龙川学宫，仍是与修葺城池的两任康熙知县彭峻龄、沈廷相大有关系。
清初，战火、匪乱中龙川学宫又颓坏了。城池已修，大可保境安民，而县学更能安顿城中士子，给读书人以出路的希望。
康熙七年（1668年），是清代龙川学宫复兴的关键一年。彼时地方文教凋敝，知县彭峻龄在修整龙川城池之余大力兴学，捐献白银七百余两，同时倡议地方绅士捐资襄助，各方筹措资金累计逾千两。以此财力为支撑，龙川全面重启学宫营建，建成大成殿、东西两庑、戟门等，左为名宦祠，右为乡贤祠；同时完善县学其他附属建筑，落成泮池、拱桥、棂星门、更衣亭、省牲所等，配齐明伦堂、教谕斋、训导斋以及后方启圣祠。此次的大规模营建，恢复了龙川学宫应有的礼制与讲学机制，奠定了清代龙川学宫的基本格局。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知县沈廷相接续彭峻龄兴学之举，自捐白银四百两，联合地方绅士捐资出力，重点修缮学宫门面，重修儒学大门、屏墙及两侧花墙，新建腾蛟起凤门，完善学宫入口礼制与气派。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地方绅士呈请知县耿惇，以民众捐纳丁银九十余两专项修缮泮池，并为泮池增设石栏杆，完善学宫园林礼制配套。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龙川一众文人士子主动奔走，贡生叶震瑞、沙祐、沙同云，举人徐澋，生员曾有、何荣循等十余人，联名呈请惠潮道胡琪，成功清退学宫照墙外被侵占的学地，同时捐纳丁银百两，迁移照墙栏杆，厘清学宫边界，收回了学宫的专属土地。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训导萧诏风捐资立项，在明伦堂右侧建成训导署，补齐了学官专属办公居所，学宫管理配套趋于完备。
雍正九年（1731年），署理知县沈曾联合教谕李炳、训导李捷槐，带头捐献俸禄，倡导地方绅士捐资筹资，对学宫开展了一次颇具规模的修缮升级。此次工程覆盖面很广，基本上全面重修了大成殿、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明伦堂等主体建筑，同时重建戟门与东西两庑，修复了年久破损的礼制与讲学建筑。
雍正十年（1732年），知县盛熙祚接续督办，亦自捐俸禄，同时应允绅士捐资、恩免丁银的请求，累计筹措三百余两白银，补齐工程款项，完成了前期修缮收尾工作，清代的龙川学宫建制自此基本定型。
纵观有清一代，龙川城池始终在明代框架内运转，历任官员修修补补两百余年；而龙川学宫自康熙七年（1668年）重建之后，经雍正年间续修增补，规制渐趋完备，形成城池守旧、文教崇新的独特格局。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