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同心筑防线

■1941年，整装待发之东江游击队。 （资料图片）

■到达前线的游击队战士在树荫下休息，待命作战。 （资料图片）

1938年10月12日，日军登陆大亚湾后，惠州、广州相继沦陷，河源饱受日军轰炸之殃。原驻广州、惠州等重要城市的驻军，退守东江流域的河源、紫金、龙川一带，盘踞攻击惠阳、博罗、增城等地来犯日军。东莞、增城、龙川等处日军，多次进犯河源边境，因河源驻军、地方武装防卫得当，大多未能侵入河源。1939年前后，国军部署东江国防线阵容，东路总指挥部设于龙川，为东路反攻作战提供了从战略规划到战术执行的全面支撑。

正规军之外，复有叶挺将军等人所率游击队，以河源、紫金等地为根据地，依托东江流域“河流纵错，山岭重叠”的地理优势，采取游击战术，开展袭扰、包围、伏击等行动，以围歼日军。

抢救广东：李汉魂黄涛张瑞贵布防东江

1938年10月21日，广东省府广州沦陷后，退守于东江流域的河源、紫金、龙川一带各师旅于11月5日重新部署停当，出发从侧面攻击惠阳、博罗、增城等地来犯日军。

与此同时，我方重新部署抗敌领导机构。11月中下旬，广东民众抗敌自卫团统率委员会迁移至新兴，办公厅主任为黄任寰、组长为熊略，曾养甫为西江办事处主任，林时清为南路办事处主任。张发奎出任粤省主席，薛岳为绥靖主任，叶肇为第四路军总指挥。东江方面为李汉魂部，与黄涛、曾友仁、张瑞贵等师联合，陈师河源、紫金、海丰、宝安之间，次第克复惠阳、淡水、平山、三多祝、博罗各据点。

11月30日，援粤部队陆续到达，各军合力反攻广州。在粤日军当时分布粤汉路两侧，东在花县、从化、良口、龙门等地，河源之南成一线；西在芦苞、三水，迄高明以东成一线，与华方对峙。

12月5日，东路守备军总指挥张瑞贵，为堵截日军西川联队进攻河源，调师向某地推进，并围歼龙门之日军。6日，李汉魂拟率领155、156、160等三师，由江西信丰、安远、定南入粤之东江忠信、河源，以攻惠州之日寇。151师莫希德部温淑海旅，于12月9日攻入惠州，惠州府县二城即日克复。

在抢救广东的军事计划中，东江地区是重要战场之一，李汉魂率领155、156、160等三师，由江西信丰、安远、定南入粤，到达忠信、河源，以攻惠州。余汉谋集结在粤部队及保安队等担任反攻失地东路统帅，张瑞贵为东路前敌总指挥，东路部队负责涉及东江相关区域的作战。粤籍北上抗战各将领，亦于此时率部南下积极援粤，会同第四路军分五路反攻，吴、李，任左右路，薛部殿后。全省自卫团悉数改编为游击队。

12月9日，日军30艘运输舰离沪驶粤，载运大量援军赴广州，以作大举进攻华南。西江方面，日军连日增援广州亦无果，将战场移出广州附近；东江方面，增城、博罗均有激战，自博罗西犯、惠州北犯之日军，在距广州东北170公里处之的河源（平陵与龙门县城境），欲图进窥河源，遭遇华军之坚强抵抗，将日军击退。

12月上旬，在东方江方面之联合部队，由黄涛中将与张瑞贵中将指挥，各军队在潮安、河源、兴宁各地布防——此三城被敌军大肆轰炸。

12月17日，韶关军事会议决定反攻广州策略。吴奇伟、叶肇两部集中韶关陆续南开，李汉魂部开到东江之忠信、河源等处协助第四路军从惠博西进，另有中央军等师由闽南入粤作为后备军。12月21日后，增城近郊，迭有激战，华军黄师分两路由河源南下，驰援增城。同时，华军某师一部，又由紫金出发，加入罗浮山麓战场，与日军肉搏。

1940年1月中下旬，东、西、北三江大军以敌占广州为目标，步步挺进，三面围攻广州。

游击东江：游击队配合正规军围歼日军

1938年底起，粤省发动全民武装，实施游击战，警察、保安队、税警、盐警、各县基干队、壮丁常佣队等，一概改编为游击队。各自卫团统率区改为游击区，重新委任全省各区游击正副司令，广州区游击司令为曾养甫，副司令张君嵩；第七游击区辖惠阳、海丰、陆丰、博罗、紫金，司令骆凤翔，副司令陈鼎；第十六游击区辖河源、新丰、龙门等县，司令钟震华；第二十一游击区辖龙川、和平、连平等县，司令张化如（龙川人）。1939年4月，第四战区编制有调整。司令长官张发奎，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其中，东江游击纵队指挥所主任为香翰屏（《民国广东大事记》）。同月，东江地区游击队被纳入“东江游击纵队指挥所”（主任香翰屏），同时接受东路总指挥（吴奇伟，后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闽粤赣3省边区主任）及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统筹指挥，形成“战区/集团军—游击纵队指挥所—游击区—游击队”的层级关系，游击队配合正规军（如157师、陈勉吾部等）协同作战。吴奇伟主导反攻广州计划，统筹东江及闽粤赣边区防务。

广东民众抗敌自卫团统率委员会择地设立制弹所，从事鼓铸子弹，以供给各区县自卫团抗战使用。各县县长兼任统率会主任委员，分任各县游击队正、副指挥。所有各区县武装团体，均受各区游击司令指挥调遣。

华军以东江流域河源紫金等地为根据地，采取广泛之游击战术，以围歼日军。依托东江流域“河流综错，山岭重叠”的地理优势，开展袭扰、包围、伏击等行动，具体包括：

分路协同。1938年12月初在老隆召开的军事会议部署反攻惠博时分为三路，分别沿东路干线、第二干线及新丰方向进攻，形成合围态势。第一路沿东路第一干线，由第八游击司令翁照垣率领海陆丰、惠来、兴宁、潮阳南山等处游击队、自卫团等，配合正规军157师黄涛部，正面进攻平山、惠阳；以第七游击司令陈鼎率领团队，从山岭间进据惠城。第二路沿东路第二干线，由十六游击司令钟震华，会同第七游击司令骆凤翔率领紫金、河源、龙川、博罗等处队伍，配合正规军陈勉吾部，由河源进攻博罗。第三路由游击司令张化如率领和平、连平、龙川、增城等处队伍，由新丰进攻龙门。

伏击与突袭。如东江南岸部队包围潜入常平的日军前哨，当场击毙十余人并生擒敌曹长；正果、派潭等地的前哨战中，通过局部反攻毙敌数百。

配合正规军。与157师的陈勉吾部等正规军协同，正面进攻与侧翼袭扰结合，如翁照垣部配合157师进攻平山、惠阳等。

除黄涛中将与张瑞贵中将指挥的东江方面之联合部队外，叶挺将军指挥的大批游击队捣乱敌之后方，与正规军密切联络打击日军；沿广九路及东江流域一带的其他游击部队也积极活动，曾进袭石龙，击毙日军10人以上，缴获步枪8支。

为何在东江上下游一带部署国防线时要配备游击队呢？东江上下游一带是中日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其地理与交通优势决定了双方在此的进退态势，既是中方开展游击、构建反攻防线的依托，也是日军难以稳固控制、最终退出的关键区域。

据当时我方军事分析，东江上下游一带以惠州城为中心点，具有“河流纵错，山岭重叠”的地理特征，交通辐射范围极广，向南可经沿海直达海陆丰；中部可由紫金上抵潮安，或沿江河经河源、老隆直达兴宁；向北可从博罗至龙门；向西可由增城直下广州，并通过东莞连接广九铁路。这种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使其成为连接粤东、粤中、珠三角及沿海地区的枢纽，对双方的兵力调度、物资运输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东江上下游又是军事上的“天险”与“四战之地”。对我方而言，该区域山岭重叠，适合开展游击战，我方以河源、紫金等地为根据地，可依托地形围歼日军，且便于各路游击队（如钟震华、张化如等部）分路协同作战，实施包围反攻（如反攻惠博的三路部署）。

对日军而言，虽占据后可控制交通线，但因地形复杂、易受游击袭扰，难以稳固驻守，即地形因素导致日军难以长期掌控，最终被迫退出。

这一带地方，被构建为我方的国防线与反攻基地，我方将东江以北内地（兴宁、河源、龙门至粤汉路）构建为“绵亘强固之阵线”，形成对广州的大包围态势，使自身从被动转为主动，既巩固了后防，又为反攻广州奠定基础（如吴奇伟部署的东路反攻计划）。

日军自惠阳登陆后，因该区域地形复杂，中方难以短期固守；但日军占据后，同样因地形不利和中方游击袭扰，无法进一步推进，成为双方攻防拉锯的核心地带。

战略支点：龙川指挥部的东路反攻作用

1939年2月，东路总指挥部设于龙川，总指挥吴奇伟，在统筹军事战略、搭建指挥体系、协调跨区域资源、推动实战反攻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是1939年粤东地区抗战的关键指挥中枢，有效整合了正规军、游击队及地方力量，为东路反攻作战提供了从战略规划到战术执行的全面支撑。

作为东路地区军事指挥核心，东路总指挥部直接主导反攻广州的计划，如1939年2月明确“决定反攻广州计划”，并部署广九沿线总攻（4月5日下令向石龙、增城、东莞等地总攻），推动东路地区反攻战事的展开。通过设立“东路行营”（2月24日筹组），近距离指挥各部队及游击队作战，强化前线调度效率；同时协调正规军与游击队配合，如4月反攻中，吴奇伟所率正规军与地方部队协同推进，形成“军力更为雄厚”的作战阵容。

东路总指挥部须部署防务与前线巡视督导、规划，总指挥吴奇伟亲自巡视河源、海陆丰、惠阳、博罗、新丰等前线地区，检查防务并“指示各军攻防机要”，确保作战部署落地；明确区域作战分工，任命池中宽为东江南岸指挥、张瑞贵为北岸指挥，整合骆凤翔、罗坤等各部力量，在指定地区集结待命，形成有序的作战体系；推动跨区域协作与后勤保障，协调三省资源。吴奇伟兼任闽粤赣三省边区主任后，组织三省军政负责人会议，聚焦粤赣盐米交换、战时粮食运输供应等问题，强化后方物资保障，为前线作战提供支撑。强调“扩大军民合作”“巩固地方治安”，整合地方力量，形成前线作战与后方支持的联动机制。

在其指挥下，东路部队取得显著战果，如1939年3月29日至30日，12集团军黄师在正果、派潭反攻，毙敌数百，取得“东路哨战空前大胜”；4月上旬又成功围歼潜入常平的日军前哨，体现了其战术指导与实战调度的有效性。通过不断增兵（如吴奇伟所部由龙川经河源、紫金东下加入前线），强化攻势，推动“反攻军事继续展开”，形成对日军的持续压力。

抗战堡垒：抗战时期的河源武装

1939年广州沦陷前后，河源成立了一些地方武装，均以“抗战守土”为核心目标，既直接参与对日军的防御与协同作战，又承担维护地方治安、整合军民资源等任务，是河源地区抗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39年5月上旬，河源县自卫团第一支队支队长刘济权召开河龙博边区自卫团守土抗战大会，会上成立河龙博边区自卫团联防委员会，边区各大队长为委员，计有刘济权、刘耀文等7人。通过成立联防委员会实现区域内自卫团的协同，核心目标是“守土抗战”，整合边区地方武装力量，共同应对日军及地方治安威胁，强化区域防御能力。

1939年6月1日前，河源国民自卫总队（广东省抗倭第某线所属）依章组织成立，开始办公。6月1日，召开军民合作进行会议，决定成立4个督导队，直属于总队部，先行在附城四境实施工作。组织各区乡镇的督导队、模节队（模范队）、运输队、救护队等。1939年9月，何志凯接任该总队部主任教官兼副总队长，强化队伍训练与管理。

作为地方正规自卫武装，这些组织承担抗战时期河源地区的防务任务，是地方抗战的核心力量之一。通过建立督导队等基层组织，推动军民合作，协调地方资源（如运输、救护），保障抗战后勤与地方治安，同时也直接参与地方清剿行动，如1939年7月，河源自卫团队围剿桂山匪徒，打击土匪在埔前、石坝等地方的劫杀行为，维护地方秩序，为抗战营造稳定的后方环境。

因日寇就在省内，敌情汹汹，河源因地处东江中上游交通要地，是日军欲夺之地，因此河源县自卫总队部，鉴于东江情势紧张，对于战时动员工作异常积极，于1939年7月召集附城各机关团体举行座谈会，要求训练联安、义荣、三社、附城、回龙、平陵、观阁、蓝口等八地壮丁，连同及河源城废墟各堂妓女，都要参与训练。

9月26日中午，蓝溪乡受训壮丁七百余人齐集黄村广坪，举行检阅仪式，全体壮丁精神奕奕，颇得检阅官称誉。同月下旬，县政府确定先行调查附城四镇户口，印备《调查户口须知》小册子及各种调查表。26日起，整理门牌，继以调查户口。此举旨在解决因户口不清导致的行政障碍，避免征兵中出现 “彼多此少” 的弊端，为战时人力调配和地方治理提供基础支持。

■本报记者 凌丽

本版稿件资料来源：《工商晚报》《香港华字日报》《申报》《河源青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