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河源茶 千年岭南韵

■杨万里画像 （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

茶，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品，也是在工业尚不发达时，我国出口最大宗的货物。河源、龙川两县均属岭南丘陵地带，山地多云雾，适合茶树生长。龙川县所产的皋卢茶是广东客家地区最早记载的茶。宋代广东主要产茶地在循州龙川。宋代实行茶叶专卖制度（榷茶法），挤压了茶农、茶商利润，于是在山高林深地带出现了“茶寇”作乱，南宋杨万里曾经到河源、龙川至梅州一带和揭阳、潮州等地征讨茶寇。

（一） 河源茶事：种植、品类与经济地位

陆羽《茶经》中，将唐代全国茶区的分布归纳为山南（荆州之南）、浙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等八区。广东所产茶，唐代有罗浮茶、岭南茶、韶州生黄茶、西乡研膏茶、西樵茶等。屈大均著《广东新语》及有关文献记载，明代以后，广东已开发饮用的茶品种达18个以上，产茶区域达27个县，多以产地命名。

河源、龙川两县均属岭南丘陵地带，山地多云雾，适合茶树生长。南朝宋沈怀远在《南越志》记载：“龙川出皋卢，叶似茗，味苦涩，土人为饮。”龙川县所产的皋卢茶是广东客家地区最早记载的茶。（《广东客家茶文化的基本内涵与特征研究》，载2013年6月《中国茶业》）可惜《南越志》原书早已散佚，《本草拾遗》转引了沈怀远这句话，但又加了一句：“南海谓之过罗，或曰‘物罗’。”一般认为，这是苦簦茶，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苦丁茶。可见，龙川人饮茶的历史是非常早的。

茶，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品，也是在工业尚不发达时，我国出口最大宗的货物，一向执国外茶市之牛耳，尤其是经由广东出口到欧美、南洋的茶叶为最多。宋代茶叶生产以长江流域为中心，但岭南（今广东、广西）亦有茶叶种植。朝廷在广州设立 “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茶叶是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清乾隆开放的中国对外贸易唯一口岸广州十三行，茶叶生意做得很大，出口量逐年上升，广州周围的茶区也在逐年增多。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广东产茶区已扩大到70个县，地方名茶增加到35个，其中就有河源的康禾茶。

如今的河源市是产茶大市，各县区都有其代表性的茶叶，“岭南山地产茶者多，而河邑独盛。上管（莞）、康禾诸约，居人生计，多半赖此。”（乾隆《河源县志·物产卷》）

上莞、康禾等地村民，明清以来就多以产销茶叶为生计，春夏之交，商人聚集。采茶多在清明前，此时香嫩色美，迟采的茶就不好喝，卖不出好价钱。霜降后还可以采些新芽，谓之“霜茶”，但量极少，是非常难得的好物。桂山的茶一出，立即能秒杀霜茶，人们呼之为“仙茶”。在旧时，桂山仙茶并非人工种植，可偶遇，而不可强求。桂山仙茶有一种叫“一支枪”的，非常好喝。这是桂山的一大特色，清代进士檀萃在他的作品《楚庭稗珠录》里，对此也有记载：“桂山居民多艺茶荈，品称上乘，其味颇佳。”

在原河源县，除了一茶难求的桂山仙茶外，离河源城东10里的古云山上，在清朝中期时亦产茶。（康熙《河源县志》）城东黄茅嶂、城东北120里地的仙峰嶂，都产茶，尤其是仙峰嶂出产的茶，“味甘美”。

紫金县天字嶂山曾产茶，味道甚佳，“茶敌桂山”。（《永安县三志》）

龙川县产的茶，以輋禾凹者最佳，其次有大岭西山所产之茶。（嘉庆《龙川县志》）

清代的和平县也产许多茶，每年卖往省城的，约有2000篓。（《和平县乡土志》清抄本）据1928年的统计，和平县的茶叶年收入万余元，油茶年销售收入10万元左右。茶叶和纸、炭、茶油、桐油一样，是当时和平县出产的大宗商品。

明清及民国期间，除产量少的桂山茶及康禾贡茶之外，河源各县所产茶叶的品质，是比不过鹤山、清远等地的。

据传，康禾茶曾是南宋贡品之一，饮誉南洋。《辞海》中称康禾茶是河源的三大特产之一（另两样是蜂蜜和松脂）。当地一些老茶农称，在清朝康熙至嘉庆年间，康禾茶作为朝廷贡品送往京城。一般在三月间至年底均可采摘，主要制作方法是：将采摘的茶叶先用锅炒至半干，即行倒出，用手揉搓，后再炒一次，复行倒出，晒干装成，用罐装好。全县年出产约3万斤，行销河源及龙川、紫金、连平等地。按1934年的价格，每斤1.6元。桂山茶年产2000斤，多在河源县内销售，1934年时，每斤卖1.1元。

和平县出产的九连山茶，一般在农历三四月、八月采茶，采得嫩叶用锅焙揉，年产约万斤，行销于梅县、惠阳等地，按1934年的价格，每斤卖0.5元。（1934年《广东工商业》）

时至今日，河源现辖各县区均有独特的茶产业。据报道，至2024年底，河源全市茶叶种植面积约20万亩，产量近万吨，综合产值超35亿元。全市茶叶种植及加工单位达400多家，其中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18家、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35家，创建省级现代茶叶产业园2个、省级生态茶园58家。河源市茶叶产业发展迅速，紫金蝉茶、东源仙湖茶更是声名在外。紫金县获评中国茶业百强县、广东区域品牌生态茶园示范县、广东生态茶创新试验区，紫金蝉茶获评“全国乡村特色产品”、“粤字号”农产品百县百品县域公用品牌优秀品牌、“粤港澳大湾区最受消费者喜爱区域公共品牌”；东源仙湖茶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获“广东省著名商标”称号，东源仙湖茶基地获评“广东省现代示范基地”。

（二） 斗茶成风：宋代茶俗的风雅与时尚

虽然宋代的东江流域只有循州龙川县产茶叶的记录，但饮茶的习俗已开始在民间普及。苏轼贬谪惠州时，“予来岭外，自扬子始饮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驶，水益甘，则又知南江贤于北江也。近度岭入清远峡，水色如碧玉，味亦益胜。今游罗浮，酌景泰禅师锡杖泉，则清远水又在其下矣。岭外惟惠人喜斗茶，此水不虚出也。”（《苏轼文集》卷一百，杂文十八首，锡杖泉铭。）

东江流域民间饮茶习俗可追溯至晋代，东晋时期酉平县出皋芦，南人以为饮。这个酉平县就是在南朝宋初（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析龙川、博罗二县地增置的新县（今惠阳）。所谓“皋芦”是“茶”的最初形态，似“苦丁”。唐宋后，适宜饮用的茶品种不断改良。在宋代，南方已形成了以福建茶为代表的优质茶品，各地引种新茶品。循州龙川自北宋始，已纳入广南东路榷茶的重要产茶地之一，岁榷茶1000余斤，而惠州的斗茶亦已发展成为一种时尚的茶俗。斗茶不仅推动了茶叶种植与品种的改良，而且推动了东江流域地方经济和茶文化的发展。

唐庚寓惠州时，记录了惠州斗茶的习俗。政和二年（1112年）三月壬戌日，他与几位友人在寄傲斋相聚斗茶。唐庚提瓶至龙塘取水，步行不足十步，此水适宜烹茶，前人认为其品质不逊于清远峡水。品评茶品高下，以某人所携茶为上品，某人次之，某闽人所带茶本应更佳又次之。总体而言，诸茶皆精绝非凡。唐庚认为，茶不论饼茶（团茶）、散茶（銙茶），贵在新鲜；水不论江水井水，贵在活润。（唐庚《斗茶记》）

茶亦有寒温之性。据清乾隆《河源县志》记载，上郭（上角）的苦簦茶很好喝，味苦性寒，可以解热毒，但不可多饮，多饮则伤于寒。那时出产的上角苦簦茶好到什么程度？往小里说，是当年包括今源城区、东源县那么大一片土地中最好的。

乾隆年间的河源知县张陈翼著有《桂岫晴岚》诗云：“何当问猺俗，尝试苦簦杯。”意思是说何须去问猺人的风俗呢，先来尝尝这桂山出产的苦簦茶就知道了。这苦簦茶，唐代以前称“瓜卢”“皋卢”，宋、明时逐渐改称“苦簦”，或简写成“苦丁”，味苦性凉。

（三） 榷茶法之困：从专卖制度到茶寇兴起

宋初为加强税赋管理，在淮南、东南、四川等地设立了管理茶场的机构，官府负责对茶叶产销专卖与课税。茶场设官置吏，全国茶叶专卖和茶利收入由榷货务主掌。茶农专置户籍，称为园户，输茶折租；官府规定园户岁额、额茶和额茶以外余茶，必须全部按官价卖给官府，或与官府特许专卖的茶商交易，不得私卖。榷茶办法，一为交引法，许商人在京师纳钱或西北沿边州郡入纳粮草，从优折价，发给文券，谓之交引，凭引至淮南十三场和沿江榷货务领茶。二是贴券设法，领券商人以纳官买官卖官每斤茶叶应得净利给券为依据，直接向园户买茶出售。三为茶引法，征收商人专卖税，发给茶引，凭引向园户买茶出售。四为茶马法，储备蜀茶，专用与少数族博马。茶利收入对保证财政开支、军需和军马供应，起了重要作用。

广南东路（即广东）榷茶地有循州、南雄州二地，其中循州龙川县岁发茶1770斤，南雄州岁发茶900斤。广东榷茶岁产量，与东南各州相较，产量较少。这说明宋代广东并未大量种茶，而主要产茶地在循州龙川。

宋代循州地方产茶量少，山林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据《宋会要辑稿》载：循州龙川产茶额，一千七百斤；南雄州保昌，九百斤。广南东路岁产茶循州龙川1700斤，南雄州才900斤。这与宋代福建的建茶产量无法相比。

东南（江浙、福建）茶盐产量占绝对优势，岭南虽非核心产区，但依托海运成为南北物资中转地（如斗茶用茶经海路快速运抵）。茶法、盐法体现“官商分利”思想，官府通过许可证制度（引法）将部分经营权让渡给商人，既保证财政收入，又激活民间经济，是宋代“重商”政策的缩影。

天圣初年（1023年），朝廷奉命制定茶法，渐成体系。政和茶法前，茶商需“买引—向园户购茶—至合同场验发”，与淮浙盐法（官府给盐户本钱，商人买钞购盐）形成对比。

茶引是宋代茶叶专卖的核心制度，商人凭引购茶、运输、销售，官府通过引钱（许可证费）和场务（验查）控制税源。合同场负责核对茶引与实物数量，防止走私。自政和年间起，官府不再设置茶场直接收购茶叶，也不定价，仅允许茶商向官府购买茶引（专卖许可证），与茶园主自行交易，按茶引规定的数量，到合同场（官方验货场）过秤发运。

绍兴至乾道年间，东南各州年产量（以斤计）：浙东七州（绍兴府、温州等）：8万斤；浙西五州（临安府、平江府等）：448万斤；福建五州（汀州、南剑州等）：98万斤；广南东路：南雄州400斤（原注：“四”或作“七”），循州龙川县1400斤，产量极少，或为“岁额”（官府征收的定额）而非实际产量。

宋代实行茶叶专卖制度（榷茶法），政府垄断茶叶收购与销售，茶农、茶商利润被挤压，被迫铤而走险从事走私或武装反抗。榷茶法与铁场官营本意是增加财政收入，但“百姓复遭其扰”，迫使民众铤而走险，“赣客为广东扰固非一日”。江西、湖南、广东等地为茶叶主产区，山林密布，便于走私与藏匿，逐渐形成以茶商、流民为主的武装势力——茶寇。这些地区山高林深，瘴疠横行，官军难以深入清剿，且地方豪强与盗贼勾结，形成“豪民壮户，实繁有徒，爰因盗贼之区，皆为囊橐之所”的局面，百姓为自保或参与盗匪，或提供庇护，加剧了官军“清剿”难度。

（四） 杨万里入粤：领兵平定茶寇

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夏，杨万里（1127—1206年）骑马入粤后，从翁源陆行，经河源、龙川至长乐、兴宁、程乡、梅州，一直到揭阳、潮州，前往征讨茶寇。

淳熙六年（1179年），杨万里到广东任职，他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司公事，掌常平、义仓、税收之政，秩正四品。“汀寇沈师，猘于循梅潮惠之间。”杨万里在《右司王侨卿墓表》如此描述他将要讨伐的汀州巨盗沈师。他上任广东提刑之际，沈师已在福建汀漳间作乱，杀死漳州戍将萧统领。八月，沈师进入广东，先游走于循、梅、潮、惠之间，兵围梅州，梅州告急。杨万里因率大将张喜和3000铁骑，“小试胸中十万兵”，从韶关曹溪出发，经岑岭取道翁源、河源、龙川，前往梅州征讨沈师。

梅州古有“盗贼渊薮”之称，明代人张瀚《松窗梦语》卷八就记载云：两广巨盗“和平之岑冈、长乐、兴宁、程乡等处……依附声势，肆无忌惮，杀掠人民，占据田业，遍地皆盗区矣”。《广东新语》卷七：“程乡、揭旧之盗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人，凡数十百人。东至兴宁、长乐、程乡、揭阳，北至河源、龙川，西至博罗，南至海丰、归善，以及东莞，无不罹其锋者。”由于盗贼出没无常，城破池毁是家常便饭。

杨万里在他的《诚斋集》中记录了循州兴宁夜明场驿、龙川通衢驿，并记录了领兵从翁源至河源山路的艰辛，穿越了长峰迳（大嵩迳）。《诚斋集》中有“督诸军求盗梅州宿曹溪呈叶景伯陈守正溥禅师”“羽檄召诸郡兵”等诗记录这一过程。在“古路”一诗中云：“王事当有行，忘身那自知。闽盗入吾郡，梅川作潢池。白羽舞赤囊，碧油走红旗……士皆冲冠怒，人挟报国私。”杨万里指挥大军一路旌旗招展，士气高昂，直抵循州、梅州，半夜疾行出径，以速度压制盗匪机动性，在梅州大破沈师，一直追击到潮州，在海边将寇乱平定。

沈师听闻杨万里到来，闻风而逃。杨万里从梅州追击到潮州，与当地民兵一起，歼沈师部于海边。孝宗称之曰：“仁者之勇。”沈师及其残部30余人得免，不久被广东安抚使巩湘所诱降被杀。

淳熙八年（1181年），杨万里升任广东提点刑狱，掌刑法、徒隶、按覆谳禁之政，以及举刺官吏之事，简称提刑官。每于惠州，延民瘼、问风俗，并请于潮、惠二州筑外寨，潮以镇贼之巢，惠以扼贼之路。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