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之道 学校为本

■源城区上角东“湖山书院”遗址。

明代河源的书院与社学在教育、文化传播及社会稳定方面贡献较大，深刻影响了社会发展。

这些书院不仅是藏书与讲学之所，更是学术交流与文化传播的核心，促进了思想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对政治和社会风气产生深远影响。而社学作为乡村教育的基石，自明初设立以来，承担着普及教育的使命，强调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授，有助于社会稳定。社学不仅为乡村子弟提供启蒙教育，还构建了通往更高教育层次的桥梁，支持他们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社会流动。此外，社学在调解民间纠纷、维持地方秩序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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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县必有学 县学多建于明初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大力发展教育，认为“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明太祖实录》卷四六），把办学与农桑视为同等重要的“王政之本”，于洪武二年（1369年）连续两次下诏，令从中央到地方都设学校，以教育子民。于是从这年开始，惠州府各地重建县学，明初今河源地区只有两个县，洪武二年（1369年），河源县儒学择地迁址重建；九年（1376年），龙川学宫建于县东。

洪武二年，县丞钟镒于中下廓间滨江地建筑下城，“以避盗扰”。学宫时极荒凉，钟镒在城内东南隅的织女池旁觅地重建，但建得很简陋，编茅筑土而已。八年（1375年），知县马士彪上任后将学宫修建完备。永乐十年（1412年）毁于火。正统四年（1439年）修建了学宫殿堂、门庑、厨房等。成化四年（1468年）重修完备。万历十三年，知县欧阳珣迁学宫于新城（今源城区上城），西北东向，以临鳄湖，新建学宫。

洪武九年（1376年），龙川典史黄九成奉檄建学宫于县东。东至陈家后元妙观，南至县城官衙，北至城脚，西至路后至高、萧二家，“直五十丈，前阔十六丈，后阔十三丈”。其后多次重建、增建，以臻完备。至今龙川学宫犹存。

建县必立文庙（学宫）。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新建的和平县城城池基本完工，有司在县衙右侧修建了学宫一座。学宫建好后，首任知县刘炎将本在龙川县、河源县等地上学的20名童生接到了和平的学宫。

永安（今紫金）于明隆庆三年（1569年）建县，儒学曾迁过三次。初议县东，未建。明万历十一年迁于紫金山下。

明崇祯六年，连平州城始建，次年（1634年）建成。州城之东的连平文庙（学宫），在崇祯八年（1635年）设置，后经多次扩建、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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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的变迁与作用

书院是官学以外的重要补充。明代官学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方法僵化等，有诸多不足。书院则通过提供多元化的课程、灵活的教学方式以及丰富的学术资源，有效进行了弥补。

明代书院的发展，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明初，朝廷重点是办官学，提倡科举，规定只有官学的学生才能参加科举考试。天顺二年（1458年），规定非进士不得进翰林，非翰林不得进内阁。“学而优则仕”，就只能走这样一条通道。于是书院沉寂了百年。直到成化以后才逐渐复兴，至嘉靖年间达到鼎盛。

明代书院由衰到兴，与明时理学发达、名儒辈出有关，如王守仁、湛若水等。他们创建书院，大开讲会。在广东，以珠江流域最多，韩江流域次之。凡书院密集之区，必为当时府属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江流域书院颇少于珠、韩两江。

民国学人刘伯骥在《广东书院制度沿革》一书中提出，书院制度本身之产生，既决定于政治、经济、社会之背景，但同时书院制度产生之后，亦可以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提倡讲学风气，树立社会清议，培植学术中心，造就治术人才，储藏经籍之府。所谓封建时代所需要书院的意义，一为补救学校制度限制的缺点，二为讲明正学以期达到政教合一的效用，三为培养能够应试选第的人才。

书院分两种，官立的与私营的。官立书院，是宣讲式的书院，官大夫公余之暇，讲说六箴，讲读射法，听陈弭盗，厘奸释冤，恤鳏寡、访遗文；私营的书院，名儒创建，以备讲读的精舍，召集生徒，讲明心性之旨，分门立户，以道学相标榜。前者还受后者的影响，后者以特殊的传播学术的方式，造就理学人才，有固定的目标，一贯的学旨，所以在社会学术上占领导的地位。而前者只为一般的宣讲，辅学校教化之不逮，其讲学内容不过是理学的附庸，所以它的数量比较多，但是讲学质量还是以后者为高。

明代末年影响最大的是东林书院，师生除教学活动外，还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为当朝所不容。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东林书院首当其冲，书院被毁，学人被杀，各地书院因此遭受严重打击，但其根脉仍在。

明代，书院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一是独特的教育模式。与官学相比，书院拥有更加灵活的教育模式。它们不仅注重经典教育，还鼓励学生自由研究和创新思考，为士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二是书院对官学教育有补充作用。书院通过提供多元化的课程、灵活的教学方式以及丰富的学术资源，有效弥补了单一、僵化的官学教育不足。三是培养多元化人才。

书院对教育多样化亦有着巨大贡献。书院作为学术创新的前沿阵地，不断推动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创新。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域和学术背景的士人前来求学和交流。这种跨地域、跨学术领域的交流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融合，为教育多样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书院不仅限于城市之中，还广泛分布于乡村和偏远地区。它们通过提供教育机会和资源，拓展了教育的空间范围，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种教育空间的拓展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崇祯皇帝即位后，和全国各地一样，河源大部分书院又恢复活动，且愈发普及，数量增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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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河源各地书院众多

河源最早的带有书院性质的读书之处，建于明宣德年间（1426年至1435年），为位于河源中廓的小山书屋，曾是谢牧的读书处。此为谢氏私立书院。谢牧号小山，博通经史，善鼓琴，喜著书，著有《小山集》。

与此同期的是永安县横坑官山的官山书堂，私立，亦建于明宣德年间，黄建、叶应在此读书。黄建中宣德乡试；叶应登成化十四年进士，任南京工部屯田司员外。叶应好读书，老而弥笃，著有《易卦方位次序图》等。

在河源县城，有两处私立书院，是一对父子的读书处。一为成化年间（1465年至1487年）的万竹书斋，乃是成化庚子举人陈珪的读书处；一为建于弘治年间（1488年至1505年）的湖山书院，在城西，为陈珪之子、弘治二年举人陈希文读书处。陈希文先是出任江西建昌府南城县知县，再任长沙府浏阳县知县。他将湖山书院卖给了北门马屋。

正德戊寅十三年（1518年），河源知县郑敬道为纪念古成之，建立倡南书院。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知县黄锦在河源县城设立观澜书院、崇文书院。这三所书院均为官立书院。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河源县泷下，李焘建起九松书屋。

永安黄花石壁头的福山书堂（又称广福精舍），为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进士黄鼎臣学习的书堂。

明崇祯年间，河源上城有栢塘书屋，为邑人邝鸣韶、邝奕垣父子读书处。

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阳明（王守仁）、白沙（陈献章）之理学盛极一时，其各师承弟子于各地开设书院，传播理学，讲学兴盛。明晚期，“河源闻风兴起”，李焘的次子李树东（岁贡生），师从理学名臣杨起元，立社“新芝”，在河源论道讲学，传播理学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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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基础教育——社学

洪武八年正月，皇帝诏天下立社学：“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于是全国各地乡村皆置社学。民国三十一年版（1942年）《和平县志》载：“明洪武八年（1375年），令各县立社学，五十家立一学舍，共请秀才教之。”社学是基础的教育。洪武十六年（1383年），又令社学从官办逐步转为民办。

建了小山书屋的谢牧，不愿出仕做官，但不拒当社学教师。宣德二年（1427年），佥宪聘他为社学师，修郡志。

河源县有东隅社学在城外头塘，瓦屋，二栋，名梧江书社，前阁供魁星，士子读书其中。后因人气渐衰，日久圯坏，但存其基，为营兵耕种。南隅社学则在城中，至乾隆年间已仅存屋基。北隅社学在北门外章田（今庄田）渡头原七姑庙，至乾隆年间已难寻旧基。此外蓝口设有归淳约社学，在蓝口巡检司衙前社仓侧，乾隆年间亦已只剩旧基。

和平首任知县刘琰于嘉靖元年（1522年）莅任，次年就在城内城隍庙侧设立了一所社学，供民间子弟入学。嘉靖十七年（1538年），和平知县郭惠在人口较多较集中的林寨中潭创立社学一所；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通制洪章在城风洪公祠左侧设社学一所。万历元年（1573年），知县陈文彬为下车兴隆社学题匾曰“养正”。这个兴隆社学并不简单，人们称之为“书廊下”，数百年来培养了不少徐氏人才。

龙川社学始于明初，性质属普及教育。其时，龙川县设官办社学16所，招收15岁以下生童入学，不收学费。明嘉靖元年（1522年），提学督魏校倡毁寺观淫祠以设书院、社学后，社学遍及城乡，仅县城（佗城）就设有兴贤、南隅、龙津、正谊、云衢、龙溪6所。课程有《百家姓》《千字文》等书籍，还讲习冠、婚、丧、祭之礼等。入冬，考核生童勤惰，上报官府给予奖赏。

迨至崇祯年间，政治文教，既属废弛，社学也流为乡约，遂有名存实亡之感。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后，社学逐渐废弛，一度以义学代替，遍及全县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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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书院”应为“湖山书院”

明代河源盛极一时的书院，大多数如今已不复存在，但仍有一家书院，留下了名字与旧址，这就是“湖山书院”。

源城区居民76岁的马来苟，每天都进出一道刻有“湖山书院”横匾的巷门。

“这是湖山书院迁移后的旧址。”马来苟说。“湖山书院”原址在今源城区卫星路一带，但在那边不时失火，因此，迁至上角东。

新江街道有关资料显示，重修前的斗门，为清代重修“湖山书院”门楼，为清代建筑形制，青砖瓦面头门结构，瓦面为硬山顶，墙身青砖糯米石灰浆砌筑，木门框，门框上方砖墙镶嵌花岗岩石凹刻的“湖山书院”（行楷书法字体）石牌匾，门两侧有花岗岩门枕石。整个门楼高度约为2.6米，宽2.5米。2007年因原门楼木梁架和瓦面破损严重，有一定危险性，马氏宗亲组织拆除，并重建为现代“湖山书院”楼坊门。

“这个说是牌匾，其实比较小，就是麻石条。”马来苟说。当时工人拆除时，见此“湖山书院”石条，并不以为意，拆下来往地上一扔，石条断了，在清理淤泥时被直接拉去运走扔掉了。马来苟回想起这个细节，至今仍拍腿叹息。

“湖山书院”至新中国成立时还在，今年83岁的马石富老人仍记得马家私塾的老师叫马罗朝。老人记得，“湖山书院”附近的洪圣王庙后来做了“盲老院”，就在西门桥头以西，改革开放后改为商店。

据康熙、乾隆、同治三版《河源县志》，内文均载有湖山书院，并未载有“红花书院”，但在同治版县志的《双气一气图》上，并未有“湖山书院”，却赫然有“红花书院”四字。

“我们到处找‘红花书院’的材料，都没找到有更多的记载。”退休多年的老干部马平和说。

据新江街道工作人员近年对街道内名胜古迹的调查，认为同治年《河源县志》地图所记载的“红花书院”即为“湖山书院”。

其实就在马家，他们小时候都称之为“湖山书院”，“但是外姓人都叫‘红花书院’。”马来苟说。曾为《源城文史资料》撰写文章的黎美发说：“有些音容易以讹传讹。‘红花书院’这一称谓，我小时候就听过。现红花桥的前身，是叫‘塘驳头’。”

槎城马氏宗亲会会长马传清及马来苟等都认为，虽然人们约定俗成地将“湖山书院”称为“红花书院”，还将附近的道路与小桥改名红花路、红花桥，但还是用回正名“湖山书院”更好。

进入“湖山书院”斗门，里面还有好几处明清民宅，多为清代修建或重修，里面还有些明代红砂岩柱础等物。

■文/图：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