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待曙 电光初照

煤油汽灯

蓝口泰兴号商业牌照收费三联根

裕民米机电灯厂广告

□本报记者 凌丽

松烛明灭，灯花轻爆，汽灯亮如白昼的长夜里，火水的气味曾裹着东江的潮声，在河源的街巷弥漫百年。你或许早已习惯按钮即亮的电灯，却未必知道这片土地最早的灯光，是碾米机顺带碾出的细碎星芒，老隆商号先亮的灯火曾在战乱里飘摇，银幕转动的光影里曾藏着县城人对电最初的好奇。循着旧报纸与档案的痕迹，我们回溯到电光未遍的年代，看现代文明如何穿透沉沉夜幕，落进群山环绕的客家村落。

“照明之研究，先进各国都极重视”，其发展历程是观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关键视角。从某种程度而言,电力工业在近代中国各区域之演化就是同期各区域现代化成长的微观缩影和历史投射。

当电气化浪潮点亮欧美都市与沿海口岸时，地处群山环绕的河源，仍在松烛与火水之中度过漫漫长夜。河源人何时用上电？没有电之前的世界是怎样的？现今河源市所辖区域，哪里最早用上了电？

答案就藏在发展进程的细碎日常中。自民国十九年（1930年），河源出现第一部私人电影机开始，河源人可以说已经开始在使用电了，但这只是极小规模的。而真正意义上的电灯厂，始于1933年龙川县商人罗源英等在老隆洋溪桥附近建成一座火力发电厂，年发电量约0.2万至0.25万千瓦时，供谷行街、下大街、老剧院一带商号照明。

1942年7月，河源县的裕民米机厂成立，有17匹马力发动机一台，10KW发电机组一座，设备简单。每日发电量为15KW，约供450盏电灯使用。之后增容，每日发电量25KW，可供750盏灯使用。1944年1月，筹备兼营电灯厂，同年5月完成，日间碾米，夜间供电。

在1958年新丰江水电站建设之前，这些小规模的电力建设，堪称河源电力发展的萌芽阶段。

松烛火水：电光未至的夜晚

丙午夏季，连月多雨。骤雨打枝，满耳沙沙。千百年前，在此刻新市区居民所处之地，何人荒村听雨，何人挑灯夜读，何人枕戈待旦？何人甜梦不醒，何人惊寤难眠？千百年后，多少河源人躺于平地新起之高楼，沐于壁灯昏黄灯光之中，手握充电满格的手机，听雨坠于水泥地面，嘀嗒作响。

屈指算来，河源人用电的历史，尚未满一百年。没有大规模用上电之前，河源人用什么照明？

用火柴点燃蜡烛，看“蜡照半笼金翡翠”“高烧蜡炬照深红”。

书桌前挑灯夜读，听油灯或火水灯（即煤油灯）的灯花爆响，占卜明天的喜事，“今宵画烛银台下，剥地管喜信爆灯花”“昨夜银灯对明月，灯花爆出双琼枝”。

到了近代，便有大光灯（煤油汽灯）、电石灯（也是煤油灯的一种）、马灯。

在使用电灯之前，河源人的夜晚，尽是松烛与火水的光影。“吃米靠碓踏，照明用松烛”，是一代代东江百姓日复一日的日常。夜里要光亮，要么点燃由松木油脂做成的松烛，要么花钱购买漂洋过海输入内地的煤油，本地人唤作火水。在没有本土石油工业的年代，煤油全部依赖海外进口，又叫洋油。

太平街就有间卖洋油的大商铺。这家商铺上面，英文“STANDARD OIL CO OF NEW YORK”招牌仍在，店主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代理纽约的洋油。小楼的风格属于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占地面积88.8平方米，二楼窗上有圆拱形窗楣，木窗的玻璃是彩色的。有人说这家卖洋油的店主姓何，上世纪50年代举家迁往惠州了。

直到裕民米机电灯厂出现之前，河源县城夜晚照明仍主要靠火水。1941年12月13日的《河源日报》，仍有灯油的广告。

植物油灯，有什么好处？“光度洪亮、款式新颖、用油省费、坚固耐用”。其受欢迎的程度，是“博得各界绝大拥护”。河源的代理商是太平路（街）昌泰诚号。

抗战时期物资匮乏，洋油价格飞涨，普通人家舍不得点灯，入夜之后，街巷迅速暗沉下来。

时代的新鲜事物，总会先叩开商人的大门。河源的商人们走南闯北，见识过山外世界的新奇物件，并不畏惧尝鲜。1928年，蓝口商人陈荣初的泰兴号拿到广东省财政厅商业牌照（牌照收费三联根原件现藏源城档案馆），合法经营灯笼、碑石等生意，传统手工灯火依旧是市场主流。

1936年的河源，人们广泛使用油灯作为夜间照明。

1936年7月，河源县当局为发展地方教育、扫除文盲，定下民国廿六年度上学期各乡镇普及民众教育法。其中应该办有夜校，因为其第五条是这样规定的：“凡乡镇内所有厂产、社产等，应提拨补助民众学校经费，以供杂费、油灯及购买书籍发给民众之用。”（《香港工商日报》）

这些灯，都需要一种燃料。不少地方，都有自己的燃料工厂。河源北城外塘壆头开有“昌明火油厂”，生产火油，供人照明。但这些燃料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全面抗战前夕，河源人的生活其实已较军阀混战时安定了，所以需要的火油比以往更多。昌明火油厂接了许多单子，便增雇了工人，加开夜工炼制。谁知1935年5月20日夜11时，厂里正灯火通明开炉炼制之际，机喉突然爆炸，隆然一声，火势极猛烈。当时便有守机工人曾亚怀，当场被铁片射入腹部，鲜血淋漓；另一工人何三则被伤及头部。其他工人闻讯赶紧前来抢救，将伤者扛赴惠民医局调医，可惜曾亚怀因伤势过重，不多时即殒命。何三则伤势略轻，无性命之虞。（《香港工商日报》1935年5月27日）

夜肆开市：灯火反胜白昼

抗战期间，老隆的火水转运集散，也曾兴旺一时，与洋纱、杂货、电池、食盐等同列大宗。火水全部来源于广州。解放前的火水，一罐价值60斤谷（解放前一元港币值5.5斤谷，解放后为11斤谷），解放后价格涨到186斤谷，涨幅为310%。（《华南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史料选编》）

大光灯用火水为燃料，利用手工打气，将煤油雾化以充分燃烧，灯胆较大，故其明亮（俗称汽灯），多用在公众场合，如酒楼、茶馆、戏台、祠堂活动等。

上世纪30年代，河源县街市繁盛，入夜时分，“商业街”上悬挂许多大光灯，尤其是各酒楼、茶馆，甚至下九流的妓寮等，门前高悬大光灯一二支，光同白日，管弦声、丝竹声亦混成一片，笙歌聒耳，通宵达旦，大有城开不夜之概。（《香港工商日报》）

1940年6月前后，东江各县实行疏散，商店改为夜市营业，惠、博、河、龙于8月中旬实行。此前侵入粤南之日军，因军事上无法进展，为骚扰我后方治安及截断我沿海交通，在五六月间，不断派遣飞机，飞赴东江各县城市圩乡不设防地方，盲目滥炸；同时，日舰游弋于各海岸。因此，东江各县如惠阳、博罗、龙川、老隆、连平等所属各地区，先后均遭狂炸，以惠阳及沿海受害较为重大。惠、博、河、龙等县当局，以免人力、物力无谓牺牲起见，自6月中旬起，将民众疏散到郊外各山地，每日早晨起床后即行用膳，随即疏散出城，直至下午，始行返回，绝不聚集市区，以避免无辜遭受损害。

因为白天的疏散行动，各地商店营业亦暂停止，一切买卖，都在夜间进行，因此白日虽稍显冷淡，但一入夜，即灯火辉煌，反比白日畅旺。（《大公报》）

这些辉煌的灯火里，电的影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银幕光影：河源第一部私人电影机

1910年的德国，已经有195家电气公司，电力在德国得到了普遍应用。清光绪十一年，张之洞成为第一个将电灯引进官署的中国人。第二年，广东商人黄秉常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在广州开办了中国第一个民办电灯公司。

要探究现今河源各县区内最早出现电的地方，并非易事。

民国七年（1918年）6月的《大公报》一则报道上，记载了河源已有电线，但河源的通信建设早于电力建设，此处应为电话专线。通信的线缆先一步穿城而过，万家灯火，还远未到来。

到1930年，县城中兴行的商人罗炳明购入一台无声电影机，给家人消遣娱乐。仅仅两年之后，县城太平路诞生河源第一家电影院“太平电影院”，由县城商会陈造怀、罗君玲等人合股投资开设，设有35毫米日产有声“罗拉牌”放映机一部，开业不到一年亏本停业。后由罗君玲整理后开业，将“太平电影院”改为“红星电影院”，有600个座位。

胶片转动，光影投射幕布之上，县城的老百姓得以看见大洋彼岸的故事。可一个耐人寻味的谜题留在史料之中：驱动电影机器运转的电，从何而来？到底是手摇发电机，还是另有电源？旧志没有留下确切答案。热闹的银幕光影，只是极小圈子的新鲜消遣，绝大多数百姓，依旧守着松烛火水过日子。

老隆先亮：河源地区首家电厂

现在的河源市辖地区，最早出现电厂的，应是老隆镇。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龙川县商人罗源英与钟明、余嘉祥合资在老隆洋溪桥附近建成一座火力电厂，年发电量约0.2万至0.25万千瓦时，供谷行街、下大街、老剧院一带商号照明。

每到夜里，老隆的街市率先亮起电灯，成为整个河源地域最早点亮电灯的集镇。

但这份光明未能持久。电厂经营后续陷入困境，窃电偷电的现象层出不穷，机器设备老化故障，电灯公司被迫停业。老隆街市重归漆黑，对商业贸易、地方治安都造成不小麻烦。1935年12月《香港工商日报》记载，老隆公安分局无奈之下，计划把电厂收回官办，寄希望于严查偷电，待电费营收步入正轨，再交还商办。老隆的灯火，早早亮起，却又明灭未卜。

河源试电：碾米机碾出的一片电光

相比老隆，河源县城的供电起步晚了9年。虽然此前已有私人电影机和电影院，但规模供电却迟迟未至。直到裕民米机电灯厂创办，才填补了河源县城没有电灯厂的空白。

1938年，战火蔓延南粤，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从惠州迁到河源县城，惠州、广州、珠三角大批难民与商人顺着东江涌入源城。

城市人口骤然膨胀，商业迎来一波短暂繁荣。彼时的潘仲良，年纪不过三十出头，在太平路经营恒丰桂米店，还承接第八师的粮食供给，手握可观的生意。

东江流域本就是广东重要米谷集散地，传统踏碓碾米全靠人力，费力又低效。潘仲良看准机会，打算购置动力机器，不仅以机械碾米替代人力，还计划利用机器动力发电，点亮县城的街巷。

他拉上大埔富商张季如，又多次邀约本地商界大佬缪霭棠，几番磋商，四处奔走联络，前后召开四次股东会，裕民米机电灯厂的股份框架就此成型。

翻开这份股东投资数额表，折射一张完整的民国东江商业图景。全厂总资本民国币14万元（国民党时期旧币），划分为140股，每股1000元。股权分为东西两股，潘仲良代表东股，张季如代表西股，双方各需要募足70股。

股东名单几乎就是当年河源太平路、化龙路商号的花名册。潘仲良本人持14股，他名下商号潘俊才堂手握20股；缪霭棠14股；来自大埔的张东兴堂20股；张季如11股；太平路恒丰桂号、聚泰亨号、利成楼、天保堂、恒兴号，化龙路启记等一众商号和堂号，纷纷入股。

值得注意的是，股东之中还出现外来从业者：梅县何亮伍、南海李福来，来自梅县松口义安机器厂，各持有少量股份。籍贯一栏绝大多数标注“河源”，也夹杂大埔、梅县、南海等地，看得见东江流域商贸往来人员流动痕迹。

1942年7月，裕民米机电灯厂正式开业，厂址选在沙边路103号，厂房地产属于潘氏家族财产，每年要向潘氏家族缴纳租金（折算成谷物100担）。潘仲良出任经理，张季如做副经理。建厂之初，只有17匹马力发动机，10千瓦发电机组，设备简陋，日发电量15千瓦时，可供450盏电灯。后期设备扩容，日发电量提升至25千瓦时，可支撑750盏灯。

这家厂子的经营模式颇为独特：白天碾米，夜里发电，以碾米为本业，供电为副业，属于食品加工顺带经营公用事业。1944年5月，电灯业务正式完备落地：厂里添置了30千瓦交流发电机，夜间向厂区和附近街道的商铺供电，河源县城从此有了公用电灯。《河源县志》记下了这一笔，《惠州府志补充民国资料》也评价它是“河源机器工业与电灯事业的嚆矢（即开端）”。

这微弱的电光，终于穿透了松烛火水笼罩的长夜，河源的现代化脚步，就这样借着碾米机的震动，缓缓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