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患五百年 求生一脉传

东源县上莞镇正月舞香火龙巡田，以烟火驱虫秽，祈五谷丰登。　　 本报记者 邓宇权 摄

东江上游的客家古邑河源，五百年间曾受虫荒、水旱反复侵扰。从明代正德年间蝗灾遍野，到民国战乱与天灾叠加，乡民在生存困境中蹚出自救之路：官民协同赈济、宗族邻里共济，更将对丰收的渴望揉进民俗，神像巡境祈丰年、香火龙绕田驱虫的传统代代相传。这段浸着汗水与祈愿的灾荒史，藏着乡土中国最坚韧的生存密码，也照见如今五谷丰登的来之不易。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直白浅显的诗，道尽了农耕社会最沉重的生存状态。放在五百年岭东乡土史中，更是历代乡民勤耕终岁、对抗饥馑的生活常态。

翻阅明清方志与民国的报刊，河源五县五百年来关于“蝗食禾尽”“米贵如珠”“失收大半”的记载，字字惊心，句句泣血。蝗虫过境，剃枝虫噬叶，水旱交替，疫病相随，灾荒如影随形，成了这片土地数百年间难以挣脱的困局。

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球现代农业水利、植保、防疫体系尚未成形，水旱、虫霜、疫病等自然灾害缺乏科学制衡手段，灾荒频发是全球的时代共性问题，并非近代中国独有。然而东江上游河源五县（龙川、河源、紫金、和平、连平）的先民并未坐以待毙，既以宗族互助、官民协同勉强自救，更以神像巡境祈丰年、香火龙绕田驱虫秽的民俗仪式，在信仰中寄托新的希望。

五百年肆虐不休的虫患远去，那簇火光依然年年点亮。回望这片土地跨越数百年的虫荒灾变，体察先辈顺应天时、对抗灾患的隐忍坚守，方能读懂乡土中国生生不息的韧性。

本版资料来源：《河源县志》《龙川县志》，1927年—1947年《香港华字日报》《香港工商日报》相关报道等。

□本报记者 凌丽

山多地少 虫患相伴

河源地处岭东，全境多山地丘陵，田少山多、梯田零散、水系局促，先天农耕条件薄弱，且东江上游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雨季绵长，田间潮湿积水，农田水利常年失修。既无抗旱排涝能力，也无现代化防虫技术，农耕生产完全仰赖天时，水稻害虫因此有了滋生蔓延的天然温床。

春夏阴雨易淤积湿气，螟虫、稻飞虱、浮尘子等虫害大量孵化；夏秋高温干旱，蝗虫快速繁殖、集群迁徙；暴雨洪水过后，残株积水成为害虫温床，污水淤积又滋生痢疾、瘟疫等次生疫病。水旱易生虫，虫灾必致荒，灾荒易起疫，环环相扣，循环往复，成为当地难以破解的农耕困局。

螟虫潜伏稻秆内部、啃食根茎，造成禾苗枯萎空穗，是早稻头号灾害；蝗虫集群迁徙、食性庞杂，田畴草木一扫而空；剃枝虫破坏性最强，啃尽禾叶、咬断稻茎，连田埂杂草亦无幸免，可致秋收绝收；稻苞虫破坏稻穗灌浆，山林毛虫啃噬松林植被。多类虫害交替作祟，它虽无巨响与巨浪，却能悄然吞噬四季收成。

相较于天灾更致命的是持续人祸。民国战乱连绵，大军时常在河源过境、驻军驻防，地方政府频繁征调粮草、摊派物资，灾年歉收叠加军政征粮，民众不堪重负。

从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1937年至1947年）的虫灾记载中，河源虫灾从局部偶发演变为全县性劫难，贯穿了民国中后期。彼时既无现代植保、水利、救灾体系，又逢战乱不断扰动，官方被动救济、乡绅民众自发自救，就成了山乡百姓对抗生存困境的全部依靠。

方志有载 虫灾不断

先天薄弱的农耕条件，让这片土地长期深陷灾荒频发的困境。翻阅明清至民国的方志记载，字里行间尽是先民对抗天灾的印记。

明代起今河源各县开始有虫灾记录。正德八年（1513年），河源县遭遇重度蝗灾，蝗虫集群过境，田间禾苗被啃食殆尽，良田荒芜、颗粒无收。

嘉靖八年（1529年），龙川县迎来多重叠加灾害，春夏久旱无雨、秋冬洪涝侵袭，旱涝交替使农作物无收，县中大饥荒。次年龙川再遭大旱，土地龟裂、草木枯焦，山林毛虫肆意繁殖，啃尽山间所有松针，山林寸草零落、生态破败。连年灾荒导致粮食绝产、物资断绝，境内米价飞涨、米贵如珠，寻常百姓无力购粮，民生拮据。明代记载的这几次重大灾荒，暴露了自古以来东江山地农耕体系的脆弱性，虫害常伴水旱共生，并通常会带来饥荒。

清代以降，病虫害防治技术始终未有突破性进展，农田水利修缮、田间治理多局限于局部区域，虫灾、霜灾、旱涝等灾害循环往复的困局始终未能被打破。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岭东气候异常，多地同期受灾：当时的永安县（今紫金县）夏季暴发严重螟虫灾害，螟虫蛀食稻茎、毁坏禾穗，秋收大幅减产；同年和平县遭遇夏秋叠灾，夏季螟虫肆虐伤禾、农事受损，入秋又遇寒霜突袭，残存农作物尽数冻毁，一年两度受灾，农作物收成近乎落空。

同治九年（1870年）冬，永安县再遭虫灾重创，田间水稻被害虫大面积啃噬损伤，全境粮食失收近半，县内粮价飙升，再次暴发饥荒。

进入民国，时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战事扰动与军政征粮不断，让明清以来本就脆弱的东江农耕体系承压加剧。在全球现代农业植保、水利体系尚未普及的时代背景下，叠加本土水利失修、防灾机制薄弱、社会秩序不稳，区域虫害由局部偶发，转为连年频发、多灾叠加的常态化现象。1927年至1947年的二十年间，河源五县虫灾、水患、风灾、疫病与社会不安层层交织。

受地理环境与农田条件差异影响，民国河源五县虫灾有所差异：龙川多种灾害叠加，受影响最深；河源水旱伴虫，循环发生；紫金晚造虫害偏重，秋收易损；和平虫害多点散发，局部成灾；连平受气候联动影响，常年小幅减产、农事不稳。

龙川县作为东江上游农耕大县，在五县中灾情记录最多、受灾程度最深。1927年，早晚两造接连遭遇虫、蝗侵扰，收成不足四成；1928年虫害、风灾叠加，收成再度受损，加之当时大军到境，军需征调、粮价波动，民间储粮持续紧张。1934年特大洪水引发疫病流行，灾后螟虫再起，农事再度受挫；1940年多类水稻害虫同步暴发，农田大幅减产，农耕生产受到严重冲击。1944年区域饥荒加剧，粮价高涨，田间虫害与山林虫害同步发生，秋冬收成微薄；1946年秋稻虫害造成大面积稻谷损失；1947年剃枝虫大范围扩散，秋收严重受损。二十年间多重灾害轮番侵袭，持续消耗地方农事基础与民间储备，让龙川长期处于农事不稳、民生拮据的状态。

河源县境毗邻东江干流，洪涝多发，人们认识到“水退虫生、灾随水起”的规律。1934年6月，洪水漫溢、交通受阻，水退后螟虫快速滋生，据载，6月26日在三区沙凹乡发现的螟虫，“头黑脚青牙，极锐利，禾稻为其咬断为两截者比比皆是，蔓延甚广，禾稼歉收”；1936年江水反复涨落，禾秧屡遭淹浸，阴湿环境加剧虫害蔓延；1937年剃枝虫大范围发生，部分片区水稻严重减产乃至绝收，部分农田闲置荒芜。水患诱发虫害、虫害损耗收成、歉收加剧民生危机，成为当地年年往复，难以根除的灾害闭环。

紫金县（古永安）清代以来虫害多发的旧弊依然没有改善，山地农田保水保肥能力弱、抗灾稳定性差，晚造秋收最易受虫害冲击。1945年早晚两造接连受虫灾影响，九和、蓝塘、好义片区蝗灾多发，损失稻谷6000石；1947年9月剃枝虫大面积暴发，田间禾叶、稻茎、杂草多被啃噬，秋收收成大幅折损，乡村农事与民间收入受到明显影响。

和平县延续清代夏螟秋霜的灾害特点，民国时期以局部蝗灾、阶段性虫害为主要灾害类型。1936年6月新寮乡蝗灾集中暴发，田间作物受损，县政府组织排查虫情、动员乡民捕蝗减灾，但受山区地形闭塞、资源调配有限影响，虫害仍阶段性延续，常年小幅影响农事收成。连平地处北部高寒山地，较少有极端单次重灾记载，但长期受气候与虫害辐射影响，梯田农事屡受扰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螟虫及浮尘子、稻飞虱等虫害在全县暴发，全县水稻平均损失70%。

官民协力 勉力自救

面对明清至民国数百年的持续性灾害，东江乡土逐步形成了适合山地条件的防灾救灾举措，以经验防灾、官方赈济、民间互助为主，层层缓解天灾带来的生存压力。虽受时代条件限制，无法彻底根除灾患，但在稳定农事、接济民生、延续乡土烟火方面，这些举措发挥了长期且关键的作用。

明清时期的防灾救灾多以被动应对为主。虫害发生后，官府劝导民众人工捕虫、清理田间残株，减少虫源滋生；灾荒之年，通过开仓平粜、简易赈济等方式缓解粮荒。民间则依托宗族互助、邻里共济，储粮备荒。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与财政规模，各类举措多为局部补救、临时纾困，难以从根源上扭转灾害多发的整体态势。

至民国，救灾机制逐步形成省、县、民间三级支撑。省级层面统一颁布赈济政令，设立筹赈机构，引导社会善团捐资济荒，依规摸排灾情、分级施策、分区散赈，建立相对规范的灾情核查与赈济流程。县级层面因地制宜开展减灾补救，如和平县组织乡民合力捕蝗、就地控虫；紫金县推行冬耕制度，引导农户补种麦豆杂粮，弥补水稻减产损失；龙川县设立维持民食委员会，调剂存粮、平抑粮价、稳定民生。各地灾后同步整治环境卫生，防控痢疾、瘟疫传播风险，减轻次生灾害影响。

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龙川县风灾、蝗灾情况为例。当时阴雨连绵，害稻之虫滋生田间，吸食茎汁，数日间稻苗尽枯，得收获之数量，无一家可达三成。到晚造开花之际，屡起狂风，花因而不实，收成锐减，总计损失半数以上。灾害覆盖龙川各大农耕片区，山间梯田、沿江沃野无一幸免，早造被虫耗损、晚造遭风摧折，全年农事收成大幅折损。更为严峻的是，年末恰逢大军过境，军需给养需求骤增，而龙川县民众素来以自耕自食为生，当年重灾，民众次年二月底便已无自产粮食可食，只能高价外购粮食。受粮源紧缺、运输成本增加影响，县内粮价大幅暴涨，民生压力急剧攀升。彼时早稻收获需待七月下旬，青黄不接周期漫长，民间财力、存粮已然耗尽。

时任龙川县县长罗骏超将情况呈报到省，广东省政府随即下发专项政令，要求各县需以筹款赈济作为应对蝗灾的主要举措，指令由市、县逐级转达，督促各地善团参与捐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成立专门赈济机构，汇集赈款，分区核查灾情并分途散赈，救助受灾民众。针对龙川灾情，省政府专门批复指令，要求龙川县政府详细核查各区受灾实况，统计灾情数据、编制灾情表格，同步督办县维持民食委员会对接救灾工作，为省级拨款赈济、落地救灾提供依据。县署专门制定灾情调查制式表格，逐级下发至各乡各区，核查填报因虫灾、风灾造成的农田失收、民生受损等情况，汇编完整灾情报表呈报广东省政府民政厅，恳请省级层面拨付赈款、豁免部分赋税，为地方救灾争取政策与物资支撑。同时，县署正式对接县维持民食委员会，落实上级救灾部署，统筹跟进民食保障、灾情核查、赈济对接等相关工作。

在官方救灾资源有限、赈济力度不足的年代，民间自救也极其重要。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河源乡绅何桂生、林秉和等牵头成立农耕救护会，以稻谷入股，每年分两期缴纳，由救护会负责保管，按时价购粮，以图获利，并以低息借贷的模式，帮扶受灾农户度过荒期、恢复耕种。同时，地方善团捐资济贫，乡绅牵头奔走救灾，乡民合力捕虫防虫，宗族互通余粮济困，官民协同，邻里互助，那是乱世之中稳定乡土秩序、维系农耕生机的重要力量。

民俗传续 民心所依

纵观明清至民国的五百年虫荒与水旱交替的灾害史，河源乡土社会始终困在灾荒循环的闭环里难以破局——这既有封建时代地方治理能力不足的短板，更是近代社会全球农业技术普遍落后的时代局限，绝非岭东一地独有之弊。

明清两代，耕地撂荒常态化、粮价随灾年丰年剧烈波动，普通民众常年在半饥半饱的生存线上挣扎；到了民国，战乱频发进一步冲垮了本就脆弱的防灾体系，饥荒、疫病、流离失所成了底层民众的生活常态。在近代农业技术尚未落地、人力难以抗衡天灾的漫长岁月里，乡民既等不来足够的官赈，也缺乏科学防虫防灾的手段，只能把对丰收的期盼、对活下去的渴求，一点点揉进乡土民俗之中，慢慢演化出独属于岭东山地的防灾祈福传统。

官赈有时尽，民力亦有穷。当所有务实的救灾手段都用尽之后，这些扎根于生存渴望的信仰，就成了乡民最后一重精神支撑。旧时河源各地每逢新年前后，乡民便抬着神像巡游乡野村落，虔诚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今人视之，这类仪式多为传统民俗，然而在百年前的苦难乡土，这些朴素的祷词却是底层民众最渴望实现的。除此之外，各县盛行的香火龙等火把巡游习俗，亦承载着驱蝗避灾、护佑田亩的深层寓意，乡民高举火把、绕遍整片田畴，以烟火巡田、驱秽除虫，试图以最质朴的方式震慑虫害、肃清灾厄。神像巡境求丰年，火龙绕田护农耕，一次次的巡游，一圈圈的田畴跋涉，寄托了希望，也凝聚了人心与族心，是古人面对天灾时的精神自救。

如今的东江上游，水利稳固、良田丰沃、植保技术完备、防灾体系日趋成熟，五百年肆虐不绝的虫灾荒祸基本绝迹。回望这段被遗忘的乡土苦难史，不仅是为还原一段真实的地方过往，更是为铭记岁月安稳的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