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几度火 河源千年防

清人绘制的《封神真形图》中火德星君造像。

□本报记者 凌丽

东江之畔的河源圩市曾遍布茅棚木舍，屋舍连片而建，火灾风险突出。从唐宋时茅草换陶瓦的最初尝试，到明代战火焚城的疮痍，再到清代日常失火、起事武装以火攻城，一代代人在火光里尝过家业尽毁的苦楚，也走过了建庙祈神的茫然。藏在旧县志与老报刊里的火情记录，串起了这座岭南小城从畏天认命，到一步步摸索出公共治火路径的百年历程。

河源境内山林茂密，东江蜿蜒贯穿大部分县区，圩市沿江而生。旧时，各乡镇皆以竹木、夯土、茅棚为主要建材，街巷狭窄，屋舍连片栉比，秋冬风高物燥之时，零星火种便可借风势蔓延，焚毁民居、街市、官署乃至城池，吞噬家业乃至人命。不同于水旱虫灾的缓慢迁延，火灾之烈，往往在数时辰内即成浩劫。

早在南宋时期，循州（河源宋代属循州管辖）民居因以草房、瓦房为主，经常引发火情，地方官府也由此开启了早期防灾治火工作。从南宋推行瓦屋，到明代城垣学宫尽毁，清代市井匪患纵火，再到民国民居失火、工矿爆燃，以及战时空袭，河源数百年防火治火史，零星记载在史料上与当年报刊上。

将这些记载综合起来看，便是一部地方社会从人居改造、敬畏天命走向人工干预、制度治理的近代公共管理和社会文明转型史。河源地区古人面对火灾，主要归因于天命与无常。清中期以后偶有官修庙宇、象征性禳灾，却始终缺乏体系化应对。据载，在整个明清惠州府辖区内，唯独归善县与河源县城建有官方火神庙，可见地方社会畏火之心。

进入民国，近代市政观念传入，治火观念由此发生转折。官方开始主动建组织、立规章，设队伍、严管控，河源遂走上人工干预、制度制约的防灾之路。

唐宋时改茅草为陶瓦防范火灾

火灾隐患与民众居住环境密不可分，自唐宋以来便长期困扰东江流域民众。

受制于地方手工业发展滞后、民间经济凋敝贫寒，陶瓦造价高昂，普通百姓无力负担，岭南民居依旧普遍沿用茅草覆顶的建造方式——茅草随地可取。然而茅草材质轻薄易燃，防风挡雨性能薄弱，日常炊事用火、夜间取暖，稍有不慎便极易引燃屋舍，被古人称为“回禄之患”的火灾，便成了长期阻碍百姓安居乐业的最大安全隐患。唐元和三年十月（808年），户部侍郎杨于陵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命李翱为节度掌书记。李翱在龙川倡导民众兴建陶瓦房屋，以此替代易燃的茅草屋顶，从建筑形制上规避火患。

至南宋熙淳年间，当地百姓原先习惯以茅草覆屋，火灾频仍，令人忧惧。循州知州宋煜于是依据民户的贫富高下，分别借贷官钱，以供其购瓦改建。他又抽调城中驻军中擅长技艺的兵匠，与本地陶工一同督造烧瓦之役，协力共事。自此，百姓得以安居，并按照约定按期偿还官钱，火患之弊遂得缓解。

这项安民防灾之策，一方面化解了百姓改屋换瓦的资金困境，另一方面凭借官营集中生产降低建材价格，可谓一举两得。自民众陆续将茅草屋顶更换为防火耐燃的陶瓦之后，民间日常用火引发的火灾频次大幅下降。更难得的是，此次官府贷瓦惠民政策推行之后，当地百姓无人欠款，是官民互信的体现之一。这是东江流域较早的关于防范火灾的记录。

明代火光里的城与民

进入明代后，从史料记载来看，河源火灾脱离早期人居隐患范畴，随着时代变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灾害类型。明代河源发生的火灾，大多起于军事战乱与城防动荡，往往直接摧毁县城政治、军事与文教主要设施，对地方生产、生活破坏较深。

明洪武元年（1368年）设置惠州府，洪武二年，撤循州，并入惠州府。今河源各县区纳入惠州府。洪武十八年（1385年），河源百姓周三官因杀人亡命，与伪造宝钞事发的谢仕真结党，联合赣粤边境多股势力，部众累计达万余人，攻劫龙南、信丰等边境州县，攻破城池后焚掠甚惨。其中，谢仕真部长期活动于龙川境内，所过之处杀戮惨重，导致数百里人烟断绝，今和平与龙川交界的山区受创最为严重。次年，统兵官尹和先施计平定主力叛乱，但余部仍流窜乡村劫掠，社会秩序迟迟未能恢复。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河南人陈敬被贬任龙川知县时，境内群盗猖獗，明将陈让率军征讨失利。陈敬联合地方乡绅谋划，以诱敌之计擒获贼首，“不费斗粮，不折一矢”便平息盗患，其治绩获朱元璋赏识，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升任吏部右侍郎。同年，本就在元末战乱中残败不堪的龙川县城再遭战火焚毁，城垣崩塌，城内官署、民居损毁严重，城池近乎覆灭，官府遂由守御千户李贤主导全城重修。新建县城以宜民坊为中心，整合善庆、折桂等旧坊资源，人居逐渐稠密，自此奠定了明清龙川县城的基本格局，此后县城再未迁址。

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和平县城突发大规模火情，时值春燥风急，火势自城东迅猛蔓延至城北，焚毁民居数百间，百姓房屋家产尽毁，大量民众无家可归。

隆庆元年（1567年）是明代龙川灾情最酷烈的年份之一：当年龙川遭遇特大饥荒，斗米涨至五百钱，饿殍遍野，民众已濒于生存绝境；九月，县城北门外民居失火，夜风助势，火势直扑城内，最终造成城内民居五成被毁其三，百姓死伤流离无数，承载龙川数代文脉的官方学宫也惨遭焚毁，直至万历年间才得以重建。

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永安（今紫金）县城岁末突发大火，焚毁县署周边民居百余间。而这一年，距永安置县仅三年，当地刚刚完成户籍清查、确立赋税体系，正逐步步入治理正轨，秩序初建便遭遇灾劫，为当地的早期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清代河源县的火患与乱象

到了清代，社会趋于稳定，大规模战火减少，但城乡商贸渐趋繁荣，市井人口密集，民俗活动频繁，火灾形态复杂多元。从各地县志、民国的报刊等资料来看，可细分为民俗祭祀失火、商业街区大火、匪患报复纵火、官兵剿匪兵火、自然灾异火情五类，集中冲击城镇商业与基层治安。

第一类，民俗活动失火，是清代最频发、最普遍的常态化火情。传统乡土社会民俗信仰活动繁盛，迎神赛会、演戏酬神、建醮祈福、燃放爆竹烟火成为城乡常态，民众防火意识淡薄，节庆烟火管控全无，极易诱发连片街市大火。据地方志记载，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龙川老隆圩举办迎神演戏活动，圩市人流汇聚，爆竹燃放昼夜不息，零星烟火不慎引燃沿街砖木商铺的木质构件，最终烧毁临街商铺数十间，造成不小的财产损失。

第二类，商业繁盛区高危失火与匪患报复性纵火。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河源县城咸鱼街爆发晚清当地最惨烈的报复性纵火大案。彼时咸鱼街为全县商贸最旺之地，银号、绸缎庄、布庄、油糖商行等鳞次栉比，是东江上游物资集散、商贾汇聚的核心街区。当年秋季，城内商民举办大型建醮酬神活动，张灯结彩、昼夜巡游，市井人流密集、巡防松懈。筹备期间，油糖店店员在清空店铺陈设时，于空置货桶中抓获藏匿的匪徒，当场搜出洋枪军械，随即将5名武装匪徒押送至县衙查办，刚到任的知县邓衍熹审明后拟对匪徒从严惩处。漏网匪党怀恨报复，趁夜色昏暗、游人杂沓之际，投掷火药包突袭油糖店铺。火药爆燃瞬间引燃商铺木质构件，恰逢夜风劲吹，火势横穿十字街，连片商铺连环起火。整场大火最终焚毁临街铺户数十间，全城最繁华的商贸中心一夜化为焦土，大量商号多年积蓄、存货、账册尽数焚毁，众多商户破产、伙计失业，县城商贸遭受重创。

第三类，清代晚期社会动荡、武装起事频发，火情不再只是民间失火，更演变为战乱杀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闰八月，受惠州起义（又称庚子惠州之役）影响，海丰、河源、和平等县数千人分批参与攻城。围攻和平县城时，攻城武装焚烧南门城楼，以火攻城、以火破防，城池防御设施严重损毁。清朝官军驰援围剿，参将石玉山率领广毅军进驻河源、和平剿除武装，在黄沙砖瓦窑一带合围武装，为快速清剿，官军采取火攻战术，纵火围烧武装营地，最终“斩馘百余，焚毙无算”。官兵与攻城武装均以火为利器，两方纵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建筑损毁。

第四类，灾异天火，进一步强化了民间对天命的认知。除人为引发的火情外，清代河源地方志中也多记载无明显火源、征兆不明的异常火情，如咸丰元年（1851年）东江流域持续高温干旱，地方志记载槎江边古榕树无故冒烟自燃，无明火引燃痕迹、也无人为用火迹象，属于典型的高温草木自燃现象。但在传统乡土认知中，此类异象不被视作自然现象，而是灾年预兆、天道示警，加深了民众对“火灾由天命、不由人力”的固有观念，也使得地方社会更依赖神明祭祀而非主动防控，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民间消防制度、防火技术的推广。

清代河源县的火神信仰

整个清代，今属河源诸县每逢火情突发，仅依靠街坊邻里自发挑水扑救，力量分散，效率低下，面对大风连片火势几乎无力回天。火神祝融、被道教尊为“火德星君”的信仰，在清代是较重要的存在，在各地城镇中几乎都有专属祠庙。

清代惠州府十属州县中唯独归善县与河源县城设有官方火神庙，龙川、和平、永安、新丰等周边邻县均无。永安设县在隆庆年间，和平在正德年间王阳明平乱之后才设县，连平更是在崇祯七年（1634年）才建州。在生存尚且艰难的山地社会，人们有限的财力物力首先用于修建城隍庙、关帝庙等祠庙，而非修建专司防火的火神庙。

而究其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因客家族群的信仰实践更偏重于祖先崇拜和土地神祇。在围龙屋的门前，土地伯公的神位往往占据显要位置；在家族祠堂里，祖先牌位才是日常祭祀的中心。火，在这些空间中更多被视为一种需要谨慎对待的自然力，而非人格化的神祇。烧柴煮食、燃灯照明，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火灾被视为意外而非神的惩罚。

不过这种对火神祭祀的相对弱化，并非意味着客家地区没有火患的威胁，恰恰相反，聚居的土木建筑、密集的炊火照明需求，反而让火灾成为许多客家县域需要直面的重大民生问题，河源县便是其中的典型。

河源县火神庙坐落于县治大门外，由康熙四十年（1701年）知县刘肇昆主持修建，专门祭祀火神、祈求消弭火患，足以证明河源境内火患由来已久、危害深重，地方官府与民众对火灾的畏惧远超周边县域。

但这种敬畏仅仅停留在“祭祀祈福”层面，仍属重天命、轻人力的观念。官府耗费财力修建庙宇，寄希望于神明庇佑平息火患，却没有继承南宋时期改造民居、源头防灾的务实举措。

进入民国，河源社会结构、产业形态、战争环境随着世界大势与全国局势而全面剧变，传统用火隐患与新式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形成生活用火不慎、近代工矿商贸事故、攻城武装用火、抗战空袭燃烧火劫等复合型火情，灾害频次更高、诱因更复杂、伤亡更大、社会性更强。

本版资料来源：《河源县志》《龙川县志》、《惠州府志》（光绪年间编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