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30万客家人的烟火日常

■民国初年的老隆街市与东江上的木排

1935年，粤东北东江上游的龙川，群山蜿蜒里的古城居民，过着怎样的生活呢？这个记载在一份官方调查报告里的年份，藏着5万多户、30万普通人的生计日常——田埂上的劳作、江面上的帆影、街市中的喧嚣，还有山歌里未说尽的苦与乐。当这份平实的史料，遇上流传至今的竹枝词与山歌，民国龙川的生活图景便活了起来，有了温度。

壹

15万亩土地上的民国朝夕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调查报告清晰勾勒出龙川地理位置的轮廓：东接兴宁、五华，西连和平、河源，北抵江西寻乌，东西广一百九十里，南北袤二百四十里，境内山谷迤逦数百里。在民国“粤之偏隅”的定位里，它没有繁华都市的喧嚣，却因扼守东江航道，成为闽粤赣边区物资流转的重要节点，七区六镇、一百二十三乡的百姓，便在这山环水绕间，扎下了生活的根。

对于1935年的龙川人而言，土地是最可靠的。全县15万亩耕地，养育着30万人。调查报告记载，龙川除自给自足外，每年稻米卖到外地可达数万石至十万石。

清晨的阳光刚照亮山头，田埂上便有了身影。民国的龙川文人苏轶在《龙川八绝》中写下的“负郭村家尽种田，桔槔不展引流泉”，是最真实的农耕图景：山田贫瘠，便多施粪肥、精耕细作，只为多收几斗粮食。没有复杂的灌溉器械，百姓全凭人力引水灌田，山田的收成，全看天公脸色。而“可怜妇女勤耕作，戴笠分秋谷雨前”一句，更道尽了龙川农耕人家的性别分工——男子或外出挑担、行船，家中的田垄、菜圃，多由妇女操持。妇女戴笠躬身，在谷雨前播种，秋分时收割，从未停下手中的活计。竹枝词里的“小楼一二煮新茶，蔬菜盈场绿豆芽”，藏着妇女的日常：打理庭院里的豆角、黄瓜、辣椒，煮一壶新茶，为劳作的家人准备三餐。番薯、花生、豆类是杂粮，填补着米缸的空隙。

除了稻米种植，男子还要兼顾经济作物与手工技艺，为家庭添一份额外收入。龙川出产蔗糖、纸张、陶器，这些是龙川人增收的关键。四区山歌“亚哥做纸做出名，一日做到二百零。兜纸师傅兜得倒，焙纸师傅焙得赢”，生动刻画了男子执掌造纸技艺的模样：他们熟练掌握造纸的各道工序，一日能造出二百多张纸。

山地多竹木，柴炭也是重要的营生。他们上山砍柴、烧炭，再挑到街市上售卖，换些钱补贴家用。六区山歌“新打镰子口凹凹，一心送妹割柴烧”，看似是情爱表达，实则藏着男子的劳作日常——一把新镰，既是砍柴的工具，也是谋生的底气，他们挥镰砍柴、肩扛柴薪，用一身力气，为家人撑起一片天。

贰

水陆间流动的烟火生计

东江是龙川的动脉，其东河源自江西寻乌，西河出自九连山脉，两水在六区汇合后南行，经老隆、河源，直入珠江。1935年的水路，承载着全县的物资运输，“县货物运输，实利赖之”，调查报告的短短数字，背后是无数船家的日夜奔波。

东江航道155公里，滩多流急、河道狭窄，可行载重3吨的小船，贝岭河、上坪河等支流更是曲折难行。1935年前后，县内已有木船、帆船数百艘，从业人员上千人，水上运输的兴旺，让偏远的龙川得以与外界相连。“上登贝岭下珠江，河阔勾留大小艭”，这些船家人，常年漂泊在江面上，春夏水涨时，小船载着稻米、纸张、柴炭、陶器等物品，从老隆南下，直达惠州博罗等地，再载着食盐、洋纱、煤油、布匹与各种海味等货物北上，日夜奔波，风雨无阻。船家人世代流传着各条水路上的水路歌，里面全是各代船民总结的宝贵经验，他们熟悉每一处滩涂、每一段水流，凭着经验与勇气，在湍急的江水中穿梭，稍有不慎，便可能船毁货损。行船的日子，充满了艰辛与未知。春夏多雨，江水暴涨，航道凶险；秋冬水浅，船只易搁浅，只能靠人力拉纤。他们常年远离家人，在船上吃住，风吹日晒，皮肤变得黝黑粗糙，却始终坚守着这份营生。

水中物产自然少不得鱼类：“新水初添二月天，春江日暮暖生烟。泉鸣蓬底车翻雪，知是鱼苗客子船。”渔船船篷下传来“泉鸣”般的声响，是船上装置翻动产生的声音，“车翻雪”形容水流翻动时像雪花飞溅，细看之下，便知这是载着鱼苗、奔波于江面的“鱼苗客子船”。

当时常见的水上载人工具有“艇仔”：“两三艇仔泊南门。”10年后的1945年龙川县境内（含和平县）有木艇、木帆船（载重1至8吨）614艘，轮船59艘。主要载运竹、木柴、炭、土特产、小五金及民客至河源、惠阳等地，回航以载运食盐、洋纱、煤油、商旅为主。1948年，龙川县有大小船只260多艘，从业人员1100多人，水上运输兴旺。

水上也不全是生计，还有娱乐，如端午节时的龙舟竞渡：“端阳佳节扒龙船，鼋鼓江声竞渡傅。怪底旁观齐鼓掌，锦标夺得尽哗然。”众人同心协力争先，集体参与，无论是划桨的男子，还是围观的百姓，都能在这场竞技中获得精神愉悦，是日常劳作的枯燥与生计的窘迫中的一抹亮色。

龙川邑人张槎仙《老隆竹枝词》里的“路通闽广客船多，新客才来旧客过”，便是这份流动的写照：江面上帆影点点，新客初至，旧客离去，闽粤赣的商货与旅人，在东江航道上往来穿梭。而“最是五更鸡又唱，挑夫又唱过山歌”，则把视角拉到岸边——天未亮，鸡啼声中，挑夫们已扛起货物上路，山歌是缓解辛劳的慰藉，也记录了山路状况。

民国后，各地开始修筑公路。1935年，龙川与邻县的川河路、川华路、隆黎路等已陆续通车，只是每年入汛后，大雨经常冲毁路基和桥梁，让通行时断时续。彼时现代文明开始全面进入龙川，老隆设电话总局，县城、贝岭、鹤市等五地设分局，各大商号与机关皆有电话；县城与老隆分设邮局，各乡镇设邮政代办所，信件与包裹，顺着水路与公路，抵达寻常人家。只是对多数百姓而言，出行仍靠双脚与船只。

叁

老隆街市的日与夜

1935年的龙川，“县属商务，不甚发达”，而老隆是无可争议的商业中心，是“商务最发达之市场”，风头已盖过县城佗城。这座依托东江航道兴起的镇，聚集着全县最旺的人气。“下桥青水接江波，落日帆樯满大河。”青水与东江相连，落日时分，江面上帆樯林立、船只密布，正是1935年调查报告中“县货物运输，实利赖之”的生动写照。作为东江航道的关键节点，老隆连通和平、河源、惠阳乃至广州，商船往来不绝，这是其成为商业中心的核心前提，也印证了其“水陆舟车之会，闽粤商贾辐辏”的区位优势。

调查报告记载，贝岭、黎嘴（今作“咀”）、鹤市、铁场、车田等，也是龙川重要的镇。义都街原称义都坝，清嘉庆年间形成街圩，是龙（川）、河（源）、和（平）三县交界地的一个重要农贸市场，有店铺40多间，承载着周边百姓的买卖需求。

张槎仙笔下的老隆，是一幅鲜活的市井长卷：“男女肩摩自率从，分挑客货各情浓。径投过载行收入，挤拥时交十点钟。”夜里十点，街市依旧拥挤，男女肩挑客货，往来穿梭，过载行里人声鼎沸，交易、记账、赶路，没有人纠结“男主外、女主内”的礼教，只有一家人并肩扛生活。妇女与男子一样，挑着货物赶路、交易，粗糙的手掌里，攥着一家人的生计。正如刁临云《老隆竹枝词》“绕岸危楼廛似虎，依山野屋寨如螺”里形容的老隆街市沿江而建的高大商铺、商行密集，鳞次栉比、气势规整，商贸兴旺。

“油箩近岁改油箱，百十包头露片糖。听得咸鱼街唱答，声声斤两大埔腔。”竹枝词里的细节，藏着街市的烟火气与流动性。油箩换成油箱，是生产工具的细微变化；片糖、咸鱼沿街叫卖，是最朴素的商业场景；而带着大埔口音的唱答，则印证着龙川作为客家聚居地的特质——闽粤赣的商人在此汇聚，言语杂糅，货物互通。

张槎仙写的老隆竹枝词里，没有讳言当时的不良风气，揭露了民国时期龙川的烟（鸦片）与赌这两种典型不良风气。“神功地背赌场开，惹得游民日夜来。不管输赢谁得失，听收公务两三回。”有人公然开设赌场，游手好闲之徒不分日夜聚集于此，沉迷赌博、荒废生计。即便偶有公务人员前来查收、干预，也只是走走形式，并未真正禁止赌博，任由这种不良风气蔓延，侧面反映出当时底层社会的浮躁与秩序松散，与多数男子踏实劳作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自遭回禄变新闻，无复洋烟十二文。草席半张灯一盏，漫夸嘘气已成云。”龙川街市遭过一次火灾后，洋烟价格大涨，再也没有往日“十二文”就能买到的低价；即便如此，仍有瘾君子沉迷其中——仅凭半张草席、一盏油灯，便能蜷缩一处吞云吐雾，还虚妄地炫耀自己吸食鸦片后的“惬意”。这首竹枝词直白地还原了龙川当地烟民的窘迫与麻木，鸦片不仅摧残着人们的身体，更耗尽家庭积蓄，加剧了民生困顿，是当时不容忽视的社会毒瘤。

肆

山歌里的心事

民国龙川百姓的精神生活相对匮乏，山歌斗唱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娱乐方式。这些不事雕琢的歌谣，多以男子口吻吟唱，句句映照出普通人的情感与处境，与1935年的史料相互印证，让那些沉默的“群氓”，有了发声的机会。

“中秋月下斗山歌，北廊城头野趣多。唱到鸡鸣犹未歇，嘐嘐声调啭哥哥。”中秋佳节，百姓没有了农耕、航运、商贸的辛苦，无需考虑收成、货物与生计，只需放声吟唱、相互对答，在歌声中驱散日复一日的疲惫。众人齐聚、你唱我和，从日暮唱到鸡鸣仍意犹未尽，热闹的氛围打破了乡村与街市的寂静，让平凡的节日多了几分野趣与欢喜，也让分散劳作的人们得以相聚，收获集体相处的快乐，消解孤独感。

山野间的情爱，直白而纯粹。“天井种菜我无园，扇柴烧火炭何圆。哑子食着单只筷，心欲成双日难言。”以种菜无园、烧火无炭的窘迫，比喻相爱却难以言说的心事，没有文人的含蓄，只有底层人最朴素的表达。“新打镰子口凹凹，一心送妹割柴烧。阿哥好比簸箕把，任妹抽揽任妹抱。”一把新镰便是心意，山野间的礼教稀薄，情感反而坦荡，藏着青年男女的羞涩与欢喜。

而更多的，是分离的隐忍与思念。东江之上，船家常年行船在外，妇女守着船只、照料家庭，思念便藏在歌声里。“好是多情溪上女，无人犹自唱杨花”，无人之时，溪上女轻唱杨花，以杨花的漂泊，比喻自己的牵挂。

刁临云笔下的“山石似侬常北望，郎心如石亦浮来”，更是道尽了无数船家妇的日常。梅村渡口，女子如望夫石般伫立，向北眺望，期盼着远方的丈夫归来。这份隐忍，是封建礼教下妇女的无奈，也是她们对生活、对爱情的执着，藏在山歌里，穿越近百年，依旧能让人感受到那份深沉的情感。

1935年的龙川，终究远远地去了。那份调查报告里的户数、耕地、航道、商号等，是时代的一个横切片；而竹枝词与山歌里的劳作、情爱、坚守，记载了人们的温度。当两者相遇，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抽象的县域，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田埂上躬身耕作的妇女，江面上驾船奔波的船家，街市中挑货交易的商贩，月光下吟唱心事的青年。如今，东江依旧流淌，老隆的街市依旧喧嚣，只是那些1935年的身影，早已化作时光的尘埃。但竹枝词与山歌还在，调查报告还在，它们记住了那个年代的烟火与劳作，记住了龙川人骨子里的坚韧，让我们得以在近百年后，依然能读懂先辈在远去的时代里的生存与热爱。

■本版稿件依据资料：张镇江《雷乡野乘》、罗思温《1935年龙川县调查报告书》（载1935年 《统计月刊》 [ 第1卷第10期 ，75-77页]）等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