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盛世 河源并非都是太平年
■龙川县黎咀镇和围村中的文笔塔（又称文昌塔），建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
■文/图：本报记者 凌丽
提及清初，“康乾盛世”的小说与影视叙事总是以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为主题，正如年初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中所勾勒的，太平岁月里，一碗热汤便足以承载百姓的朴素期许。明清鼎革之变中，河源各地民众承受了战争带来的种种苦难，白骨露于野，民众瓮中无食，抗清义军首领、东莞人张家玉在途经河源时，惨然记下“野外磷飞闪闪明，奇鸧频叫互悲声”的景象。顺治四年（1647年），今河源地区才开始奉行清朝年号，正式归清管辖。
清初，天下虽逐步归于一统，但战火的余烬却未完全消散，叠加频繁的天灾与人祸，粤东北的连平、河源、龙川、和平、永安（今紫金）一带的老百姓，仍旧深陷于饥荒与困顿，举步维艰。
壹 鼎革之痛：清初河源饿殍遍野
清初河源行政建制沿袭明代旧制，未作调整，直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县以下行政层级才改置为都、图、约体系。
清初河源各地，人口锐减，其中又以和平县的人口变化最具代表性：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该县尚有2000多丁口，至顺治十四年（1657年）骤减至1181丁口。战火后幸存的老百姓，面临着诸多生存困境，威胁最大的就是饥荒，而且是频发的饥荒。
清初，朝廷治理重心在于统一全国、高压管控，对粤东北地区百姓的民生苦难关注不足，且推行迁界令，导致大量百姓生活没有着落；地方官员多忙于战乱善后与赋税征收，对饥荒救济不力；加上粤东北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灾年时外地粮食难以运入，无法形成有效粮食调剂，导致饥荒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百姓苦难难以缓解。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天下陷入战乱之中，粤东北作为南明残余势力与清军交锋的重要地区之一，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战乱未息，天灾接踵而至，永安地区暴发大饥荒，粮价飙升，无数农民因无粮可食冻饿而亡。
顺治五年（1648年），饥荒蔓延至归善、博罗、河源、龙川等地，惨状触目惊心，归善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彼时河源斗米价高达五六百文，对仅能维持温饱的百姓而言，这无疑是天文数字。无奈之下，人们只能以树叶、草茎为食，路边饿殍遍野，景象凄惨。次年，和平县再遭饥荒，斗米价涨至千文，饿死者非常多。
顺治年间的饥荒之所以如此严重，除了战乱与天灾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粮食储备体系的崩溃。明末以来，战乱不断，官方的常平仓、社仓等粮食储备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储备耗尽，无法在灾年发挥赈济作用。同时，地方官员大多忙于战乱善后与赋税征收，对百姓的苦难视而不见，甚至有些官员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中饱私囊，进一步加剧了饥荒的程度。
除了饥荒，各类天灾人祸的叠加，更让百姓的衣食生计雪上加霜。水患是最频繁的威胁，顺治年间，河源阴雨连绵，导致桂山崩塌数十丈；蓝溪下了半天暴雨，洪水瞬间暴涨数丈，冲毁无数房屋，溺亡者众多。龙川、和平、河源等地，常年受大水侵袭，有时洪水漫至城墙一丈多高，百姓只能靠舟楫通行，家中土屋被冲毁殆尽，无家可归成为常态。罕见的寒冻与雪灾，也给南方百姓带来致命打击。
顺治三年（1646年）冬，天气异常，雷鸣伴飞雪突袭，老弱妇孺多有被冻死者；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龙川降下罕见大雪，南方本就缺乏御寒设施，百姓没有足够柴火取暖，在严寒中苦熬。
战乱与寇乱则进一步加剧了民生危机。清初，抗清起义此起彼伏，吴三桂部、郑经部先后攻打粤东北地区的城池，他们劫掠粮食钱财、焚毁衙署和民房，将老百姓仅有的生存物资洗劫一空。康熙十五年（1676年），海寇从惠州府城突袭河源，肆意劫掠银钱粮食，无论绅衿还是百姓，均深受其害。
顺治初年，郑成功经海路由闽入粤勤王，引发清廷对粤东沿海的警惕，强化海禁措施，沿海省份严禁片帆入海。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清廷为彻底阻断郑氏政权的物资补给，推行“迁界”政策，强迫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内迁30至50里，尽烧沿海船只、拆毁房屋。惠州府归善、海丰二县虽为滨海县，但迁界引发的流民潮波及今河源各地，沿海流民大量涌入河源内陆，加剧了粮食与资源争夺，使本就混乱的地方秩序雪上加霜。此外，清廷为防范“流民通敌”，对河源等内陆山区加强管控。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统一台湾后，迁界令逐步废止，河源地区的动荡局势也随之进入尾声，灾荒虽仍时有发生，但基层管理逐步到位。
贰 康熙盛世：饥荒不曾从河源退场
到了被后世奉为“盛世”的康熙年间，饥荒也从未退场。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和平县再度遭遇饥荒。此时，清军统一台湾、天下趋于太平已有10多年。和平县不少百姓因饥饿而丧生。知县邵大成开仓赈济灾民，在各圩镇设立粥棚，免费施粥，救活无数百姓。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夏，灾荒席卷了广宁、连平、龙川、海阳、揭阳、澄海、嘉应州等粤东北地区，其中连平、龙川等地灾情最为严重。据嘉庆《龙川县志》记载，龙川米价涨至斗米三百文，虽然低于顺治年间的最高水平，但依然远超百姓的承受能力。当时的龙川，饿殍甚众，知县王瑛劝说当地的富户拿出粮食，设粥棚救济饥民。
此次饥荒中，丰年与荒年的粮价落差，更凸显出清初粤东北地区百姓生存的困难。在丰收之年，当地的米价低廉，此时百姓勉强能维持温饱，一家人辛勤劳作一年，除了缴纳赋税，还剩余少量粮食，得以度过寒冬。一旦遭遇灾年，米价便会暴涨10多倍，百姓只能在饥饿中苦苦挣扎。
此时的康熙王朝，已经进入了所谓的“盛世”中期，国力日渐强盛，但粤东北地区百姓依然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夏，连平、长宁（今新丰县）、合浦、信宜等地饥荒再起。此次饥荒中，连平的米价竟达斗米银二钱有余。同期，苍梧县（今广西梧州一带）也遭遇饥荒，饥死者达千人之多，可见此次饥荒的影响范围之广、灾情之重。但同年连平“晚稻大熟”，说明当年饥荒可能集中在早稻歉收的时段，晚稻丰收后则缓解了粮食短缺的困境。
即使到了康熙末年，粤东北地区整体民生虽有复苏，但面对大水等天灾，百姓仍易陷入“无依”困境，需依赖官员赈济、救援才能渡过难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龙川发大水，时有屋崩无依者。城守彭殷贤赈粥饭三日，及时缓解饥民困境，避免饥荒因水患叠加而暴发。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六月，龙川再发大水，环城皆为水浸，所余仅北城一隅。城中荡舟往来，土屋淹没不计其数。城守俞海臣参与救援、救助被困百姓。康熙中期的和平、龙川饥荒，及这两次龙川大水，均有地方官吏出动牵头救灾，说明相较于顺治与康熙初年，康熙中、后期粤东北地区的基层治理已较为妥善，但灾荒期间，救灾以地方官主导、士绅富户捐助为主，朝廷层面直接赈济较少，多依赖地方自行处置。
从各地史料记载，清初饥荒时官方救灾举措大致有四种：一是开仓放粮，如康熙三十四年，和平知县邵大成开常平仓赈济，允许饥民用废币平价购粮数千石。二是倡捐施粥，如康熙三十六年龙川大荒，知县王瑛劝谕富户煮粥赈饥；康熙五十二年连平大饥，知州徐旭旦倡议捐款，分区域施粥，大量百姓得以存活；康熙五十九年龙川大水，城守彭殷贤连续三日施粥赈济无家可依者。三是建设仓储，备荒预筹。如康熙六十年和平知县张乾象修建常平仓11座，鼓励开荒种植杂粮、经济林木，改善贫民生计，并于雍正元年在和平全县推广社仓，全县共建122所，总仓容1.3万余石，为百姓存下“救命粮”。四是革除弊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如康熙三十八年和平禁止官员摊派柴薪夫役，减少老百姓额外支出；康熙六十一年改革和平纳粮制度，杜绝户首舞弊盘剥，减轻百姓赋役压力。
而民间士绅善行，也给贫困户很大的支撑。连平、河源等地士绅富户在饥荒中主动赈济，见于州志与族谱者有：谢复霖、谢元雯、谢呈茂、何多为、何多才等，以捐粥、助赈等方式救助饥民。
叁 多项惠民政策落地河源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统一台湾，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通商后，连平、河源、龙川、和平、永安一带终于得享太平年。清廷治理重心正式从高压管控转向休养生息，一系列惠民政策陆续落地，粤东北地区的民生状况逐渐好转。
迁界令废止后，清廷推行“招垦”政策，吸引流离失所的老百姓扎根定居，垦荒后7年才开始征税。针对河源、龙川等山地较多的区域，官员下乡勘定无主田地，按人口多寡划分地块，为流民提供基本的种子与农具。对于迁入的客民，官府协调本地乡绅，划定专属聚居区域，协助他们搭建临时居所，助其快速融入当地生活。
龙川县黎咀镇和围村的形成，便是招垦政策落地的缩影：康熙末年，蔡氏先祖自福建迁入龙川，官府为其划定适宜耕种的山地与平原地块，提供水稻、豆类等作物种子，随后谢、戴、骆等十二姓客民相继迁入。十三姓族人携手开垦荒地、修建房屋，将原本荒芜的“阿婆围”改名为“和围”，并兴建十三姓总宗祠，逐步形成稳定的聚居村落。
赋税政策也作了相应调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廷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诏令，明确规定此后新增人丁不再额外征收丁银，有效缓解了百姓“多生多缴”的顾虑；雍正初年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更是彻底改变了清初按丁征税的苛政，将丁银摊入田赋之中，按土地多少征收赋税。对粤东北地区的老百姓而言，这一政策的影响尤为深远——河源、和平等地的贫困农户，大多无地或少地，此前即便没有土地，也需缴纳丁银，常常陷入卖儿鬻女以缴赋税的绝境；“摊丁入亩”推行后，他们的赋税负担大幅减轻，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逐步积累粮食与财富。而对于迁入的客民，官府还会额外给予赋税减免优惠，吸引了更多闽、赣等地客民迁入，让百姓得以摆脱贫困，逐步走向富足。同时，各地因地制宜推行基层征税“里长——户首”制度改革，编查保甲，核查真实信息，提升了赋税计征公平性与准确性。
居安思危，各地此时开始重建粮食储备体系，主动备荒，地方官员纷纷牵头修建常平仓、社仓，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和平知县张乾象主持修建11座京式粮仓，每座可容谷千余石，专门用于储存丰年的粮食，选址均避开洪水、山地崩塌等灾害隐患区域，同时安排专人负责管理，定期检查粮食质量、补充库存；雍正元年（1723年），他又下乡劝谕各处兴建社仓。社仓由各村正副职负责人管理，粮食主要来自官府拨款与民间士绅捐助，灾年时按人口发放粮食、开设粥棚，丰年时则低价收购老百姓手中的余粮，既保障了粮食储备，也有效避免了粮价大幅波动。除和平县外，龙川、连平等地也纷纷效仿，修建常平仓与社仓。康熙三十四年、五十二年和平、连平遇饥荒时，地方官员正是借助社仓储备与士绅捐助，分区域施粥，让众多饥民得以存活。
民生恢复带来的长远影响，更是深刻重塑了粤东北地区的区域格局。人口方面，随着招垦政策的推行与赋税负担的减轻，粤东北地区的人口逐步恢复并快速增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的60年间，龙川县人口从19208人增至41720人，净增22512人，增长动力主要来自闽、赣客民迁入；连平州在建州初期“男妇仅2300丁口”，康熙年间招垦后，福建上杭、江西赣州等地客民陆续迁入，至乾隆年间人口已较清初增长3倍；至宣统元年（1909年），河源县人口已回升至10万人，基本恢复至明代鼎盛时期水平。人口的增长带动了土地开发、水利兴修，促进了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客民与本地居民在语言、习俗、生产方式上相互借鉴、彼此融合。
本版依据史料：雍正《连平州志》、同治《河源县志》、嘉庆《龙川县志》、光绪《惠州府志》、民国《清史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