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隆商业繁盛暗藏星火

■后东特委机关旧址——老隆水贝黄氏大宗祠，曾是中共粤北省委老隆交通总站与星光染织厂所在地。（资料图片）

■2024年11月底，东纵老战士后人、专家学者等在老隆福建会馆参观。 本报记者 冯晓铭 摄

抗战期间，随着涌入的难民日益增多，老隆商业渐趋繁荣，这也为党的地下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下称后东特委)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积极组织地下党员以公开的商人身份投身商业活动、开办工厂，以此为革命事业筹集经费。同时，推动党员参与国民党机关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竞选，成功打入国民党内部，不少人担任了区长、乡长等公职，为后续工作埋下重要伏笔。将香港文化名人与爱国民主人士经老隆安全护送至韶关，就是其中一项得到圆满完成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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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民初商业潮中兴起的福建会馆

今年8月，在修缮后的老隆福建会馆，一些游客好奇地打量着标志为“连贯曾居住过的房间”，那里面有一套简单的老式木家具。

1942年1月，为指挥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连贯坐镇老隆。据介绍，连贯当时主要居住在老隆福建会馆。现今，对这场大营救行动有着重要意义的义孚行、侨兴行和香港汽车材料行老隆分行等旧址都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老隆福建会馆成了老隆营救秘密联络点、落脚点的建筑代表，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时期的老隆商业繁盛，使得充满变数的营救行动，有了方便行事的法门。

老隆位于东江上游，三面环山，西临东江，依水傍山，水陆交通比较便利，陆路汽车可直通五华、兴宁、梅县乃至潮汕平原，西上韶关、湖南，南通惠州、广州，北面有古驿道可通江西赣南等地。水路有机帆船、帆船可直下惠州、广州，沿江而上可达和平东水、林寨镇，以及龙川四都、黄石、黎咀、贝岭、岩镇等乡镇，历来为东江上游商业重镇，粤东北地区物资的转运站和集散地。

到了清代，龙川设有工商业行帮组织，诸如嘉应、潮州、大埔、归（善）博（罗）、福建会馆及一些行业公会等。会馆是明清时期具有浓厚地域特色，且大多数为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聚集的场所，多建在商业繁华之处。

咸丰年间，在老隆的福建永定人王超（字友鹤）认为，长江以南的商贸旺地，福建人都建有会馆，用来拜神祭祖，联谊乡亲。老隆是由福建到广东的要道，却没有一家福建会馆。

出于这种考量，在老隆的福建人决定筹集资金，自清朝咸丰庚申（1860年）秋季开始建设，同治甲子（1864年）仲冬建成。

福隆店出资最多，因此，该建筑当时取名隆福堂。新落成的隆福堂，规模宏大，能列入东江一带闽中会馆的前几名，可谓豪宅。

有了这座隆福堂，在老隆的福建人就能接济同乡、同业来往人等暂住或转地谋生，协助调解同乡与当地人发生的纠纷，或接纳同乡流民，给予救济等。

30多年后，隆福堂的瓦面与虹梁都有损坏，亟须重修。王绍经承其父王超之志，筹款重修，1904年完成，正式取名福建会馆。

老隆福建会馆建筑形式原为三堂两横土木结构，基深墙厚。正堂祀奉天后圣母，右侧横屋名为隆福堂，左侧横屋因故尚未建成。隆福堂设有理事二人，办理日常事务。当时同乡会长（理事）王绍经，举人出身，后告老还乡安度晚年，由福基烟店经理陈镜堂接任会长，最后一任会长是吴鼎溪。

老隆福建会馆陆续置有山、地、田、店等公产，这也是其主要经费来源。另外，靠同乡或外地来会馆住宿、经商的行家（同行业）交易土特产山货（如玉扣纸、毛边纸、色纸、黄烟叶、闽笋干等），从中抽取少量费用。

老隆福建会馆经费支出主要用于清明拜山、祭祀天后圣母诞辰，凡是福建籍同乡男女老少人人有份，参加人数最多时百余人、十多席。

现在仍可看到，老隆福建会馆为三进五开间院落式建筑，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建筑面积570平方米。福建会馆建筑设计精巧，雕梁画栋，结构奇特新颖，天井内栽种有各色花木，长势喜人。

当年，老隆福建会馆旁边有义孚行，附近河唇街有侨兴行，这两家商行既是办事处又是营救联络点，连贯有时也住在此处。特别是侨兴行，在粤、桂、湘数省都有其办事处或商号，且自身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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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隆商业兴盛与地下革命工作的借势而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广州、惠州、汕头等大中城市相继沦陷，难民纷纷逃亡。扶老携幼、拖儿带女的难民沿东江北上进入粤东北山区，沿途弃婴饿殍，惨不忍睹。逃入龙川境内的难民络绎不绝，人口骤增，各乡镇都有难民滞留，各地祠堂、庙宇人满为患。龙川县政府虽然设有难民收容机构，但“僧多粥少”无济于事。为了生计，不少难民被迫含泪卖儿鬻女。山区很多没有钱娶妻的光棍那时却意外地讨到了老婆。有些只花几斤米就买到了一个小男孩。大批难民入境也给龙川县各乡镇带来暂时的繁荣。大街小巷住满了逃亡者，过去冷冷清清的山区小镇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衣衫褴褛的乞丐、逃亡者与西装革履的富商、官吏混杂其间，穿街过巷（何福添《抗战时期广东省政府搬迁龙川拾零》）。同时，省城等地的不少商贾巨富搬迁至老隆避难并求发展，商店与人口日增，高峰时商店一度增至500多户，人口增至1.5万人左右。

自1940年上半年开始，归国外侨陆续增多。其间，东江护侨事务所成立东江华侨合作社。该社成立后，各出入旅客均可以免费住宿，且便于管理保护各华侨（《大公报》）。同年7月，省振会成立港澳同胞归粤护送站，设在沙鱼涌、淡水、河源、惠州、龙川等处，各站成立输送队、医疗队，在沿线为港澳同胞服务。

老隆距离龙川县城（佗城）仅10公里，是东江上下游物资集散地。圩镇上约有200家商店，虽然时有警报，但战火还没有蔓延过来，抗战气氛不浓，街头的抗战标语也很少。镇上有个抗战后援会，是国民党官办机关，仅是挂着招牌向商店募捐的机构。

1941年的龙川，除了日机偶然来轰炸，表面上看尚算稳定，实际上各方势力暗中较劲，可谓暗流涌动。2月，后东特委在老隆水贝村成立，同时，撤销中共龙川中心县委。10月实施新县制，搞五家联防，调整行政区划，缩区并乡。11月，撤销中共龙川县委员会，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是年，龙川县政府下令拆毁古县城墙，修筑环城公路。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河源、龙川、和平等县成为抗日大后方。后东特派员指示龙川、紫金等县党组织，发动党员以各种社会职业和合法地位作掩护，通过合法手段创办企业，隐蔽开展活动，开展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活动，要求党员社会职业化。后东特委领导分驻各县，以各种合法身份公开出现，经多方努力，在龙川具备了一定的商业基础。如，副特派员饶璜湘在佗城西山开办樟脑油厂，担任和平县特派员的钟俊贤在老隆开元顺索麻店，实际上是后东特委的秘密交通联络站。张修开办新观明旅店，丘培林开缝纫店，王晓开裕泰行西药店，侯向明、余庚运分别经营青年书店、华丰商店（均为党的联络据点）。黄用舒以振兴家乡水贝工业为名，发动黄姓家族、进步人士，带头捐款筹集资金，在黄氏大宗祠开办星光染织厂，既为特委解决经济给养问题，又成为特委机关驻地。梁威林、饶璜湘、钟俊贤、蓝训才等经常在这里研究工作。开设在老隆上街尾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老隆印刷生产合作社（下称“工合”），生意越做越大，承接县内外大小单位或个人的印刷业务。“工合”开始与当地国民党官方机构的上层人物和中下级职员、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及商号频繁接触，这给统战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

在老隆做地下工作可以说是顺利的，因为此地较早建立了党组织，并且开展农村武装斗争，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后东特委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组织地下党员以公开身份经商、开办工厂，为革命筹集经费，或参加国民党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竞选，打入国民党内部，出任区长、乡长等公职。

后东特委辖龙川、五华、和平、河源、紫金、新丰县委及连平县工委，党员1100多人。后来，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后东特委辖区一度扩展到兴宁、惠阳、揭阳等地，其机关驻地虽然一度迁离龙川，但部分领导人仍在龙川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指导当地党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刚到老隆时，连贯住在老隆镇郊的农村里，协助他工作的主要是后东特委书记梁威林领导的地下党。此外，还有原在香港和乔冠华一起主办《香港中国通讯社》的胡一声（中共党员）、郑展等。香港沦陷后，他们脱险到达东江游击队前线基地白石龙。由于他们都是梅县人，又有归侨身份，游击队领导曾生派他们回家乡以做生意为名开展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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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为盾，以政为径，护文化名人赴韶关

地处东江抗日大后方的老隆，粤东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凸显，商业繁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防止遭人破坏，老隆镇内军警密布，关卡林立，并以防止特务混入内地为名，设立“港九难侨登记处”，审查从香港回来人员。

通过一些可靠的商行在老隆设立的办事处，以接待其香港股东逃难家属的公开名义，把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接到预设的旅店（在谷行街）和招待所里。老隆福建会馆、义孚行、侨兴行，既是办事处又是营救联络点。特别是侨兴行，与国民党官员、城乡士绅建立了一张“关系网”，在粤、桂、湘等省均有其办事处或商号，且自身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于是，为疏散护送滞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中国共产党龙川县地方史 第一卷》）。另外，老隆还有个商行叫香港汽车材料行老隆分行，老板也是和地下党有联系的人。

连贯后来撰文回忆说，当时，粤江铁路线不通，文化名人从惠州向大后方转移，只有先走水路到达老隆，再乘汽车到韶关，然后才能从韶关乘火车经衡阳到桂林、重庆。老隆和韶关这两个中转站地处国统区，已在东江游击队活动范围之外，因此需要加强领导，组织当地地下党做好接应护送工作。

在后东特委指导下，龙川党组织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参与并完成了转移滞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经老隆到韶关的艰巨任务。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