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灾荒下，河源的粮食危机与商情

■1938年，老隆遭遇轰炸后，人们走过已成废墟的街道店铺。（翻拍）

战争带来的灾难是和平时期人们难以想象的。进入全民抗战时期的河源，连年战乱与旱荒、洪灾的多重打击，让河源县的粮食生产、供应、价格和市场秩序全面崩溃，民众的生存陷入空前危机。因此，河源县采取了粮食调控与平粜救济、推动农业技术改良与生产恢复等措施，进行应急管理，应对外部灾害的联动措施，倡导节约，试图缓解战时河源县的粮食紧张问题，但受战乱、灾荒等多重因素影响，实际效果不大。另外，日军的轰炸、封锁与军事侵扰，通过破坏商业设施、打乱经营秩序、抑制消费需求，对河源、龙川一带商情造成了根本性冲击；但当地通过“夜市经济”“必需品优先”“政策引导复业”等适应性策略，在危机中维系了商业基本盘，展现了抗战时期地方商业在绝境中的韧性。

一 河源粮食供应紧张

1937年冬，河源米谷歉收，存谷稀疏，春耕后又遇久旱不雨，导致米价飞涨，民众惶恐，贫民甚至有饥殍之虞。

1938年1月初，河源县战时粮食维持委员会制定储备办法，设立粮食登记处，要求附城各商按所运粮食总额提储20%，增加粮食储备共17190斤；县仓积谷仅685石1斗1升2合，非常时期购储谷物208500斤，储备规模较小，难以应对长期粮食短缺。

1938年，河源粮食歉收导致存谷稀疏，1939年又因春耕后久旱不雨，再加上6月东江流域连续三次水灾，早稻失收，晚造禾秧也被浸坏，粮食生产几乎断绝，本地粮食供应源头枯竭。在战乱背景下，交通受阻，如1939年6月山洪冲毁长途电话杆线，惠州至河源电话中断，物资运输困难，依赖外部输入的通道不畅，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短缺：“连日东江上游龙川、老隆、河源等处，大雨缠绵，东江河水，再度复涨，沿江各低洼村落，又均遭浸没，所有农产品及果蔬等，迭遭三次淹浸，收成绝望。一般农人，连罹三次水灾，莫不叫苦连天”。（《大公报》）

1940年3月，龙川县米价也猛涨，未提及具体储备数据，该县当局除严禁米商操纵居奇外，禁止米谷出口，可见当地粮食储备同样紧张。

1938年5月，河源已出现谷米价格飞涨的情况，到1940年6月，因早稻失收，东江上游，紫金、河源县境内，每斗米要大洋9元，远超相对便宜的惠州（每斗毫券8元）。物价的急剧攀升使得粮食成为普通民众难以负担的商品，民众基本生存需求无法得到保障。

1943年春，河源再度遭遇大旱，赤地千里，无法耕种，饥荒严重，饿殍遍野。此时河源粮价成十倍地上涨，蓝（黄村）、能（叶潭）、康（康禾）一带粮荒尤为严重，贫民以树皮草根度日。

邻近的紫金县也旱情严重，该县受旱面积21.7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7%。其中，丢荒7万余亩，种下无收成14万亩，全年饿死、病死万余人，逃荒讨乞3万余人，卖妻儿者6000多人。紫金县城、蓝塘及其他主要圩镇的一些富商、富户捐谷捐款，每天煮粥给饥民，每人一碗。

二 粮食调控与平粜救济

民食攸关，为应对谷米价飞涨难题，河源县战时粮食地方机构于1938年5月4日商议粮食事宜，议决分两期办理平粜，第一期将义仓及非常时期储谷平粜，第二期将之前从粮商那里征调、收购并存入官方仓库的粮食，商定公价平粜，平粜地点暂定县城。

5月5日，联席会议决议呈请核准在县积谷及非常时期，由县呈准提拨地方公款购储的谷物，一并陆续出仓举办平粜，平粜地点暂在县城，各圩市酌量情形办理；还商定平粜价格、限制购买数量，以期望达到普遍济助的目的，待早谷登场、谷价低落时再将籴存款公款报请另购新谷存仓储。

为节省粮食消耗，广东省战时粮食自给运动委员会发出节食倡议：国难节食日，逢五倡导吃杂粮，“以减少资金外流，保存国家元气”，由河源县政府函令各机关团体、学校、商店、住户、酒楼切实实行。至今，源城区档案馆仍保存着这份编号“建字第136号”的“河源县政府训令”，由时任县长黄秉勋于1938年8月17日签发。而在当年4月中旬，河源县商会已率先发起节食运动，定于每月初五、十五、廿五等日为节食日，分期举行，改食杂粮一天。

因是非常时期，由河源县府呈奉上级核准，在收存匪红、未定用途路租、平民医院基金款等地方公款项下拨出12000余元，购储谷物共208500斤，随后陆续出仓，同时规定平粜价格、限制购买数量，由地方团体负责执行，举办平粜，以救济贫民，稍抑市价，避免商人囤积居奇。

1939年1月，因日军侵扰和水灾导致灾情严重，“极目循州，几无完土，空前浩劫，怆痛何极”，而河源县、紫金县作为灾区之一，“邻接战区，屡经空袭，损失亦巨”。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丘誉申请中央拨款办理工赈、发放春耕种子与农具、提供小本借贷等，以恢复农业生产，从源头缓解粮食危机。

针对粮食供需问题，自省到县都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1941年4月，响应广东省“积极实施粮食管理”的政策，河源、紫金等县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通过制度化管理统筹粮食事务，应对可能出现的粮食供需问题。

1941年11月，河源县政府发布官田招租布告，通过公开招标出租官田，以获取田租（底价为国币2760元，每次加价100元竞拍），所得或用于粮食储备或相关赈灾资金。

有的部门还针对灾害提供专项贷款。1941年12月，洪溪乡第七保因蝗虫灾害导致冬稻歉收，保办公处呈请县政府后，为维持民食，准予特别借冬耕贷款，帮助农民恢复生产、缓解粮食短缺。

1943年8月，河源县发放民粮委员会统筹施粥工作，明确各乡镇施粥地点（多在乡镇公所），并分配施粥米粮（总计9953市斤又7两6），覆盖蓝口、船塘、观音阁、回龙等多个乡镇。同时，县政府全体职员节食捐米560市斤，补充施粥粮食来源，直接缓解贫民饥饿问题。

1943年4月，“三点会”头领杨锦泉、欧三槐等通过活动，聚集蓝、能、康等地群众1000多人，在叶潭欧屋坪成立“能溪抗日民众饥饿团”，提出“劫富救贫”口号。农历四月十七分成数路攻打黄村圩蓝溪乡公所，开仓济贫，被蓝溪警察所巡官、乡长联防队长张家超率乡、保武装反击围捕，被抓108人。2000年版《河源县志》载，当天下午，被捕人员被押至东门桥河坝杀害。

三 战火中继续发展农业

1938年，河源县成立河源农业指导工作站、畜牧防疫医疗所、河源县农业推广所，并在县城上角龙尾坝设立实验农场，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指导和实验场所，推动粮食及相关产业发展。

河源县农业推广所从中山引进“中山5号”“中山7号”优良稻种，在东埔高塘马屋前设特约农户繁育，产量比老种倍增；还引进香芋、木薯良种试验，从海丰县引进狮头鹅及乌肉鸡良种繁殖，取得较好成果，有助于提高粮食和畜牧产品产量。可惜狮头鹅的发展未能延续。

1940年七八月间，河源县政府举办全县稻穗总比赛，其中有第二区南湖下湖二保九甲农民萧至先选送之“珍珠早”，全穗谷粒达321粒，比较本地稻种，增加了一倍，且极肥壮。该县县长设法尽力推广。省政府传令嘉奖。（《广东农业通讯》）

1942年2月，商人潘仲良、张季如发起招股筹设裕民米机厂，7月正式开业，厂址设在县城沙边路103号。1944年1月筹备兼营电灯厂，后不断扩大设备规模，推动了河源粮食加工的机械化和产业化。

四 战火中河源街市商情意外活跃

抗战时期，河源、龙川、紫金等县均遭受了日军不同程度的频繁轰炸，人员与物资被迫疏散，商户无法正常营业，人们的恐慌情绪抑制了商业活力，消费需求萎缩，市场活跃度降低，商业活动几乎陷于停顿。

日军封锁沿海、侵占交通线，强拉民夫修筑军事设施，导致东江流域交通不畅（如1939年山洪虽为自然灾害，但日军对交通的破坏加剧了物资运输困难），商品流通受阻，商业往来效率大幅下降。

1939年1月，河源县城因日军侵扰，40余间商铺及一条街道被炸毁、焚烧，商业空间遭受直接破坏，商户面临财产损失和经营中断。

1940年2月，河源县除柴米等必需品商店外，其余商业几乎全部停顿；3月中旬，惠州、博罗、河源空室清野暂缓，商情渐复。同年6月起，因日机持续飞赴东江各县不设防地方，盲目滥炸，河源与惠州、博罗、龙川、连平等地一同实行“白昼疏散、夜间营业”的模式，民众每日早晨起床后即行用膳，随即疏散出城，直至下午适当时间，才开始返回。因此，商店营业时间倒置，白天停止营业、夜间恢复交易，打破了传统“昼市夜歇”的经营节奏，“日中虽稍行冷淡，但一到入夜时候，即灯火辉煌，反比白日畅旺”。

日军空袭的随机性导致商业活动充满变数，即便1940年3月、11月等地出现商情渐复的迹象，但日机持续侵扰使得商户复业后仍需随时应对疏散，经营稳定性极差。受此影响，商户不再大宗囤积货物，转而“分地寄仓、随卖随取”，通过分散存储降低被炸风险，但也增加了物流与管理成本。夜市一直持续，至1941年3月，“我军大批南下增援，日军知难而退”，惠州、博罗、河源3县情形才日渐恢复常态。

粮食、杂货等民生必需品因其不可替代性，始终保持基本流通。1941年，河源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后，通过官田招租、平粜救济等政策稳定粮食供应，间接保障了相关商户的经营基础。

地方政府通过“延长夜间营业时间”“恢复轮渡与墟期”等措施推动商情复苏。1941年3月，惠州、博罗、河源在日军退去后，逐步恢复轮渡航行、圩场圩期，茶楼酒馆与商店纷纷复业。

日军“知难而退”与中国军队增援带来喘息空间：1940年3月、11月，因日军撤退、中国军队增援，河源与周边县出现“商情渐复”迹象，轮渡、圩期、商店逐渐恢复，虽仍受空袭威胁，但商业活动在“疏散—复业”的循环中缓慢回升。

河源县的主要街市如太平街，则在抗战时期得到了新的机遇。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华南，东江下游的惠州、博罗、增城、广州等地相继沦陷，中上游的河源、龙川成为东江军民抗日的大后方，物资的集散地，起到了抗战物资筹集供给的重要作用。当时，南海、顺德等地有不少避难民众来到河源，其中也有不乏精明的商人在太平街经商，逐渐形成了具有各地特色的行业，进一步促进了太平街的商业繁荣。

据《龙川县志》记载，抗战前随着交通、邮电、金融业的兴起，龙川工商业逐步发展。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州、惠州、韶关等市先后沦陷，不少工商户纷纷迁至老隆、佗城，龙川县商业出现了暂时兴旺。民国三十六年，仅在老隆经营百货、布匹、五金、文具、平码业、烟草、饼食、水产海味、陶瓷等店铺的就有135间，如资本达百万元（按1985年黄金价折人民币）的“建隆行”、30万元以上的“集盛丰”等。

紫金县商业受的影响更大，抗日战争期间，广州、惠州沦陷，外地商品来源和本地商品输出受阻，市场萧条。紫金县手工业作坊和铁锅厂生产萎缩，有的歇业关闭。紫金县东南部的龙窝等圩场，则成为海丰食盐、咸鱼等输往县内及江西等地的中转地，年转销量4000多吨。抗日战争时期，紫金县内多数当铺相继歇业。

本版稿件资料来源：《大公报》《申报》《河源日报》（民国）《河源裕民米机电灯厂调查报告》《紫金县志》《龙川县志》《河源县志》等。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