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岁月里的生存密码

■1934年9月，河源县船隆、船忠、船骆建筑公路委员会出具的筑路募股收据。凌丽 翻拍

■1936年9月，省政府财政厅征收临时地税收据。 凌丽 翻拍

核心提示

如今，河源人民安居乐业，职业选择丰富多样。然而在百年前的河源，先辈们刚走出帝制时代不久，处于西方工业浪潮已兴起多时背景下的河源，开始出现除农业及小手工业之外的职业。地理环境的限制、经济结构的局限以及社会制度的影响，共同塑造了河源人的性格与民风。

回顾既能窥见一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它宛如一幅人类在特定环境下为求生存、谋发展的普遍图景，更是传统中国乡土社会迈向现代化转型的微观缩影。这一转型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历经长期战火的河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停滞状态。

靠山吃山的生计与困境

1934年8月22日《香港工商日报》刊载的一则消息，呈现了民国廿三年河源民众生存图景。

报道中，“九县交界”“东江冲要之地”的地理区位，给河源既带来交通上的便利，也意味着资源竞争存在天然困境。“丘陵连接，举目皆然”的岭南丘陵地带地貌特征，构成了河源民众的生存空间，它没有广袤平原开阔的农耕优势，也缺乏高山峻岭的天然屏障。在山峡之间零星分布的冲积平原上，“土质夹沙为多”的农田承担着维系生计的重任，农民必须掌握“垂直耕作”的智慧并精耕细作：在山峡平原种植主粮作物，在缓坡地带栽培油茶、甘蔗，在陡峭山麓培育经济林木。

河源的地形地貌，决定了稻谷、油料、蔗糖作为大宗物产，构成了农业经济的支柱，而蒜、菇、栗、柿饼等农副产品则显示出丘陵农业的复合型特征——这种“主粮+副业”的生产模式，本质上是对有限土地资源的精细求取。而耕地碎片化、土壤贫瘠、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使民众采取“靠山吃山”的生存策略。河源“山场极广，出产颇多”，然而山林资源的过度开发（各山稀疏，取材将尽）与政府倡导的种植政策失效，暴露出传统林业经济的短视性。这种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折射出生存压力下的集体无意识：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年代，长远的生态保护让位于即时的生存需求，进一步加剧了生态与经济的恶性循环。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官营经济对资源的垄断性管理失效。官方虽掌控山林资源，但缺乏合理开发规划，导致民间无法有效利用资源，最终陷入“取材将尽”的困境。

中国传统经济体系中，官营经济始终占据核心地位。自秦汉推行“盐铁官营”以来，凡涉及资源垄断、高利行业（如矿产、漕运、金融）皆被纳入官方管理范畴，形成“利出一孔”的经济格局。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通过国家力量集中资源、稳定财政，但客观上造成了民间资本的萎缩与民众经济选择的窄化。至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推行“统制经济”，进一步强化了官营资本对关键领域的控制，尤其在矿产、交通、能源等行业，官办企业或官商合办企业成为主导力量。政府的投资和强制金融业对工农业扩大放款，固然对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经济增长方式也由市场主导转变为政府主导，普通民众只能在农业和小商业中“刨食”，迫使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高强度劳作，而小商业的发展局限于零售、手工业等低利润行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由于无法进入高利润行业，且长期面临生存压力，河源民众形成“小富即安”的务实心态。在农业中追求“稳产”而非“增产”，在商业中偏好“现金交易”而非扩大投资，避免因冒险而失去仅有的生存资源。在缺乏资本积累渠道的困境中，体力劳动便成为人们唯一可掌控的生产要素，“内卷”严重，“揾食艰难”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们信奉“做死（拼命干）好过饿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田间“两头黑”（天未亮出门，天黑归家）的劳作模式，不惮圩市“担挑走百里”的贩运强度，当年的河源女人，曾经成群结队挑着鸡步行到香港去卖。在小商业领域，挑夫、商贩、手工业者等职业构成了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这些职业的共同特点是分散性强、抗风险能力弱。当遭遇自然灾害或市场波动时，脆弱的小商业极易崩溃，迫使从业者重新回归农业。

靠水吃水的商业崛起

20世纪30年代，河源的水陆交通逐渐便利，河博、河川、河紫等公路通车，大小两江水道船舸繁忙，四境通达。交通改善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交流的便利，也使民众性格特质发生悄然转变。

河源地区所处的丘陵地形既阻隔了外部文化渗透（民风淳朴，崇尚名教），又迫使民众通过“摇啊摇，籴米去化龙桥”的商贸网络建立对外联系。东江水道的航运繁荣，带来了广府文化的冲击，使河源本地人兼具客家传统与商业开放性的双重特质，“码头性格”逐渐取代“山民性格”。船工群体的冒险精神与协作意识，商帮文化的契约精神与开放意识，沿着水陆商道渗透进来。

1936年的河源县城，已然商贾云集，商务发达，成为东江沿岸商业重镇。邻县和平、连平、龙门、新丰等亦多来此赴市。县城有二，为下城与上城。商业中心在城外之太平路、化龙路、沙边街，总计商号300余家，同业公会共十三行，会员150家。营业情形，以布匹、杂货、海味、盐糖行、平码行为盛。河源县属各圩场，计有蓝口、观音阁、平陵、回龙、船塘、黄村、黄田、义合、柳城、古岭、南湖、灯塔等，其中又以蓝口圩为最盛，有商店200余间，各大商号兼营收趸生意，颇为可观。观音阁、平陵、回龙等次之，商店各百余间。船塘、黄村、黄田、柳城、义合、古岭、南湖、灯塔更次之，商店或五六十间，或十数间。河源人从“自耕农”的单一身份，转变为“米店伙计”等职业，这种身份的转换，加速了传统共同体的解体，也孕育了现代公民意识的萌芽。

“在昔交通不便”的封闭环境，外部资源难以输入，内部资源又相对有限，村落之间围绕土地、水源的竞争便极易激化，动辄纠众械斗。而“近来水陆交通日益便利”，带来的不仅是物资流通的顺畅，经济活动的加速繁荣，更重要的是观念的更新——“迷信程度渐渐日减”，人们根深蒂固的鬼神崇拜观念，渐渐向理性认知过渡。因此，1934年前后的河源，已处于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之间的文化转型期。

虽则官方认为河源“民风淳朴，崇尚名教”，维系社会伦理仍是儒家传统；但又认为河源人“素称强悍，动辄械斗”。械斗的根本原因，还是在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导致资源稀缺而进行的生存竞争。同时，官府的权责不对等，当官方秩序难以有效介入基层社会时，民间自发形成的宗族组织便承担起资源分配与冲突调解的功能。有人认为，械斗的频发，本质上是宗族势力在缺乏权威仲裁情况下的自我保护机制，这种极端行为背后，是对生存资源的强烈占有欲与集体归属感。在1934年的这篇报道中，提到“尤以小江民族为多”，小江即是新丰江流域，现多属东源县。

随着官营经济强化与交通改善，官方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增强，民众逐渐意识到暴力抗争的低效性，转而采取更隐蔽的生存策略，因此“自革后此风稍泯”，转向其他冲突不那么激烈的方面，反映在县属各圩场上，“以姓氏成见颇深，此界彼疆，划然有分，圩距不一二里者有之，或十里之内圩场三五，分崩离析、商务落寞者有之。”（罗思温《河源县调查报告书》，载《统计月刊》1936年第2卷第4期）

经济困境与新生曙光

原本按照既定经济和社会规律进行发展的河源，历经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并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据源城区档案馆藏资料《1950年河源县一年来的工作总结报告》中的数据，经过战争的动荡，河源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1949年，河源全县耕地面积约43万亩，其中水田占90%左右；旱地约占10%，但“土质除上莞、鲤鱼二乡较为肥沃外，其余均甚瘦瘠”的状况并未改善，90%的水田仍在产出仅能勉强维持生计的稻谷。全县依然有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耕，这与1929年“县属人民多属劳农工作，除耕田外别无生活”区别不算太大。

然而，由于地瘠民贫，稻谷产量不足自给，迫使民众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番薯、豆类等杂粮种植，以及松香采集、养猪、草菇培育等副业生产中，而任何自然灾害或政策变动，都可能直接威胁到民众的生存。

在副业经济方面，松香、木材作为大宗收入来源，依赖的是山区丰富的森林资源，但“老法制造”的松香品质低劣，意味着本地民众只能以原材料或初级加工品出售，利润被外地商人层层截留。河源县城的500余间商店中，本地店主多经营日用品零售，利润微薄，而通过便利交通而来的客籍商人则控制着利润更高的批发和转运业务。客籍商人凭借资金、人脉和信息优势，垄断了农副产品收购、外来货物转运等关键环节，本地资本多集中于典当、米行等传统行业，大部分民众只能在商业链条中充当底层生产者或小摊贩。

从1934年到1949年，河源在电力、机械加工等领域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但总的来说工业发展形势不佳，仍停留在农业副产品加工的原始阶段，唯一稍具规模的松香产业也因技术落后而举步维艰。全县仅有16间松香制炼厂和2家碾米机厂，且均为“老法制造”，稍具规模，反映出本地工业既缺乏技术革新能力，也没有资本积累动力。打铁、织席、竹器等手工业，虽能满足本地基本需求，但始终停留在家庭作坊阶段，规模小、技术落后，无法与外来机制品竞争。尽管出现了电力应用，但1949年全县仍以松明、火油照明为主，电力覆盖率不足20%，工业用电完全依赖柴油发电机。

河源经济驶上发展快车道的时间，是在2000年之后。2003年起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与此同时，河源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开始崛起，矿冶产业技术改造、生态农业品牌化进程加快，交通网络、能源保障日趋完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成为了一片受人称道的投资热土。在生态保护上，河源坚持“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理念，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价值，依托万绿湖优质水资源，发展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