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老隆群星闪耀

■福建会馆内景本报记者 冯晓铭 摄

■从香港营救脱险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张友渔、茅盾、高士其、千家驹、胡绳等。（资料图片）

■东纵老战士后人、专家学者等在福建会馆参观。本报记者 冯晓铭 摄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地处交通要冲，有闽粤赣三省孔道之称的老隆，在抗战时期成为东江抗日大后方，粤东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凸显，商业繁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的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中，始建于清末的老隆福建会馆成为营救路线上的重要转运站，获得营救的文化界名人们给当时一度繁荣的老隆留下了一些“速写”，再现了当日时光。

咸同年间，筹资建设

老隆镇位于龙川县西南部、东江上游东岸，东通潮、嘉两州，北邻闽赣两省，是水陆舟车之会，闽粤商贾辐辏，东江水运曾经达到闽粤赣三省孔道的重要地位。

咸丰年间时，“足迹半天下”的永定王超（字友鹤）诧异地发现，凡是长江以南的重要城镇，几乎都有为同乡设立的馆舍，以供奉神灵、敦睦乡谊。唯有老隆，作为从福建进入广东的重要通道节点，却没有这样的馆舍。为此，他一直留心建馆机会。咸丰八年（1858年），闽人陈美堂告诉他，丙辰年（1856年）冬，曾有几位志同道合的人买下一块废弃土地，该地在老隆下街一带，前临江水，后靠山冈，左右山水环绕，用来建馆舍非常吉利。王友鹤亲自去看了，颇觉满意，便召集同乡商议捐款，增购附近的废址，扩建馆舍。因地处江边不远，江边的沙土日渐堆积，他们担心发生水患，于是用石块砌成约一丈高的地基；中间建庙供奉天后，右边设立公所，命名为“隆福堂”。

当时在老隆经商的福建人不算少，他们出钱出力，资金管理主要由福隆店负责，同昌、福茂、利和、天隆、广和等店协助。经营规划、指导工匠、布置安排等事务，则由王友鹤承担。始建之时，在咸丰庚申（1860年）秋。同治甲子（1864年）仲冬落成。次年“软装”完毕后，“门前石栏毕备，后院花坞整齐”，“率同乡子弟诵读其中，月夕风晨，书声盈耳矣”。

福隆店出资最多，因此名之曰“隆福堂”，又称闽中会馆。其规模宏大，能列入东江一带闽中会馆的前几名，可以说是“豪宅”。

王友鹤彼时还兼任长乐巡河的职务，经费除了上缴官府外，还剩余260多两银子，便购买了学堂附近的一块废址，建造了“回春堂”，作为病者调养、逝者棺殓的地方。1862年，他又在离老隆两里路的“马喉咙”之地买下一片义山，用于安葬旅途中去世的人。“于是祈报有资燕会，有地养疾，得所寄死，葬得所归，而略无憾焉。”馆舍及其附属建筑，不仅是同乡聚会、祭祀的场所，还具有慈善、救济、教育等多重功能。

1865年左右，有流寇从福建窜入广东，一些百姓出逃，王友鹤资助他们返回故乡。贼众投降归顺后，流离失所的难民前后不下2000人，籍贯江西、浙江等地的旅客也有数百人。他们流落到老隆，在馆中住上一两天，王友鹤捐钱捐米，还为他们准备雨笠，派人护送他们回乡。

从始建之日起，到同治戊辰年（1868年），9年共耗费白银1.7万余两。捐款名单连同碑记，仍嵌在今日的福建会馆的白墙中。据馆方介绍，以前石碑一直被覆盖在墙内，近年才重见天日。该碑字与碑平，无法拓片，白笔画与黑碑石对比十分明显，笔画极是清晰。

光绪年间，会馆重修

30多年后，隆福堂的瓦面与虹梁都有损坏，亟须修缮。永定人王绍经承其父志筹款重修，1904年竣工。

王绍经儿时曾随父亲在此读书数年，“风晨月夕，啸咏怡然”，不久随父赴闽，后曾一度重游旧馆。光绪辛丑年（1901年），受老隆的福建商人所聘，王绍经回到会馆主持馆务。眼见这馆舍已旧，如果不重新修缮庭楹，不仅无法安顿神灵、联络乡谊，就连先父当年艰难创业的遗泽也无从留传，王绍经决定主持重修。他与董事陈镜心及陈美堂之孙陈镜塘商议，发起募捐，闽商踊跃参与，募款充足，除修缮的重要工程和补足历年垫付的款项外，还剩余2000余两银子，便用来添置馆产。

福建会馆馆长黄跃介绍，福建会馆建筑形式原为三堂两横土木结构，基深墙厚。正堂祀奉天后圣母，右侧横屋名为隆福堂，左侧横屋因故尚未建成。隆福堂住理事二人，办理日常事务。当时同乡会长（理事）王绍经为永定县高陂乡人，举人出身，后告老回乡安度晚年，由福基烟店经理陈镜塘接任会长，最后一任会长是吴鼎溪。

福建会馆陆续置有山、地、田、店等公产，这也是其主要经费来源。另外，靠同乡或外地来会馆住宿、经商的行家（同行业）交易土特产山货（如玉扣纸、毛边纸、色纸、黄烟叶、闽笋干等），从中抽取少量费用。

老隆向为出纸之区，主要销行广州、佛山，生意甚大。1936年底，纸商纷纷运往佛山染色应市。12月16日，茂祥号满篷船满载各种纸把，由河源驶往惠州，行至河源下将军营河面，误触礁石沉没。附近乡民闻讯，纷纷掉艇入水捞取，遇有所捞，争夺不堪。后经船主雇得乡中后备队赶到肇事地点压制，方行散去。（《香港工商日报》）

福建会馆经费支出主要用于清明拜山、祭祀天后圣母诞辰，凡是福建籍同乡男女老少人人有份，参加人数最多时百余人。

作为闽粤赣三省孔道的老隆，除新华路的福建会馆外，尚有河唇街的惠博会馆、中山路的潮州会馆等，但俱已不存。清末，龙川设有工商业行帮组织，诸如嘉应、潮州、大埔、归博、福建会馆及一些行业公会。

战时老隆，商业繁荣

1938年10月，华南战争爆发前，老隆是东江上游龙川、五华、和平、连平、新丰等县与江西定南、龙南、全南、寻乌等地货物交易的集散地。当时，老隆陆路交通有长途汽车直通广州，费时一天半，并有公路通兴宁、梅县。

广州、汕头相继失陷后，老隆在交通上的地位日渐重要。广州失陷后，西江、北江和江西及湖南的货物，都经老隆转运至江西、曲江，上述各地的土特产亦汇集老隆，而后转运汕头出口。不久后，汕头也沦陷，东江与海外的贸易只剩下由宝安县属沙鱼涌（鲨鱼涌）、叠福沙头角、深圳经惠阳的一条途径，各地所需货物由沙鱼涌等地请苦力挑至淡水，再从淡水用木船运至惠州，然后再由惠州用船运至老隆，最后才分运各地。即使是潮梅与闽西南各县，一部分地区需用的外货，亦由东江经老隆输入。

老隆向东经兴宁、梅县可通往福建各地，向东北直通江西，向西北则直达广东的战时省会韶关，不但是战时东江的交通中心，甚至成为粤赣闽的重要通道。

老隆是抗战的大后方，但也时常遭到日机轰炸，损失严重。最繁盛的横街、藏珠街等，被炸毁了数十间铺子。

日机炸得毁建筑物，却摧毁不了老隆人民的意志。被炸毁的店铺，在1940年都重新建起。在通往龙川城（佗城）的途中，东江两岸新建了10余间茶楼、酒家。因汽车在这里需用大木船运载过江，在等候的时间里，乘客在这些茶楼、酒家用膳、喝茶，生意特别兴旺。

在这里，茶价比平时贵了不少。普通的茶价贵至每盅一毛或八分，排骨炒饭五毛钱一碟，普通旅店单人房每日租金亦在2元以上。

因为很多人从广州、汕头等地逃难而来，老隆的房子供不应求，租赁费亦水涨船高，普通一间中等房子，没有电灯和自来水，但租金要10元以上，而抗战之前的租赁费只不过二三元。一个人在老隆居住，每月仅食宿两项最少需国币40元，约比汕头沦陷前增加了一倍，比广州失陷前增加了2/3。

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普通店员除伙食由东家供给外，每月只能拿到5元左右的工资；小学教员的薪金每月亦只有20元左右。物价上涨，光靠薪水很难生存，于是人们纷纷经商，尤其从事运输和市场投资的为多。

为什么运输成了人们下海的首选？因为战时老隆是东江交通中心，东江有运输公司数十家，他们在1940年左右的老隆都设有办事处。走在街上，随时可见“某某运输公司驻隆办事处”的硕大招牌。

于是，在老隆形成了一种风气，以前不少救亡分子、热血青年，在广州、汕头沦陷后都变成了“新商人”，他们做水客、做运输公司及市场投资生意等，在商场中与老牌商家搏斗，使本来蓬勃的老隆商界更平添了不少竞争气氛。（1940年《东江交通中心的老隆》）

战时的老隆，商店增至400余间，人口增至1.4万人，每日往来客车不下百辆，可谓老隆商业的黄金时代。1942年来到老隆的茅盾见到这一切，敏锐地发现这是一场经济根基尚浅的繁荣，他评论道：“老隆，十足一个暴发户。”

省港大营救，老隆群星闪耀

1942年来到老隆的，尚有众多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他们是那场著名的“省港大营救”行动中的主角。老隆当时是这项行动的重要转运站，受党的指示委派，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负责指挥行动。廖承志到达老隆后，向中共东江后方特委传达了中央关于营救工作的指示，并且作了部署。作为营救负责人之一，连贯就住在老隆福建会馆，精心安排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大转移行动的各项事宜，如他们在老隆的食宿问题、江面防查和安全上岸问题、转移路线设计等。

茅盾等在惠阳休息了3天，1942年农历正月初三，在东江游击队的安排下，挤上一艘大木船，沿东江逆流而上，元宵节到达老隆。茅盾、孔德沚夫妇和胡风、胡仲持、叶以群、廖沫等10多人，是第一批离开宝安游击区的文化名人。那时候，每天留在老隆候车的老百姓有七八百人。

1944年2月，已经身处重庆的茅盾发表文章，回忆大营救时中转老隆的经过：“这无名的小镇，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当鲨鱼涌还是‘自由港’时，成为走私商人的乐土。而老隆之繁荣，其意义尚不止此。”“除了穿城而过的一条汽车路，其余全是狭隘的旧式街道……然而，不要小看了这外貌不扬的小镇，它那些矮檐的铺子简简单单挂了一块某某号或某某行的小小木牌子的，每天的进出，十万八万不算多。请注意，这还是六七人在曲江花三十多元可吃一席的时候。如果和湘桂路两端的衡阳和柳州来比较，那么，老隆自是‘小巫见大巫’，可是，在抗战以后的若干‘暴发’的市镇中间，老隆总该算是前五名中的一个。”

胡风到达老隆城后，很高兴地“随大家在老隆城里逛。这个城很热闹，在别人的怂恿下，我买了一盒铁观音，其实是一个盒里装着锡制的两小瓶。听他们介绍饮这种茶的方法，要用小壶小杯一口一口地品。这种品茶艺术，简直只有在升平世界中才行”。

在返回内陆的途中，柳亚子两抵老隆，甚受礼遇。在老隆，他们受到梅县的大商家李伯球和陈炳传、刘锦鸿、刘森庆诸人，还有香港国新社旧识的迎候，“吃很好的酒菜，住很清洁的旅馆，所以倒是不觉得旅途的困顿”。（柳亚子《两抵老隆》）

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千家驹、廖沫沙、胡风、丁聪……300多名困居港九的文化名人及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帮助下，穿过日军封锁线，沿东江溯流而上，经由老隆福建会馆，转移到安全的大后方。

抗战胜利后，各地的商家逐渐迁往惠阳、广州、汕头等地。1948年的老隆，人口虽不及战时那样拥挤，但经济贸易还相当兴旺，船来船往，但一年之中也只有在水量大增的季节见之，一到枯水时期，老隆商贸会衰落些。时间迫近解放战争关键节点前后，老隆商业更告凋零。1949年初，东江一带战云密布，江河闭塞，各业冷清。随着全国的解放，老隆的商贸才逐渐恢复，日渐兴盛。

福建会馆再现当年风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会馆曾成为老隆镇政府、老隆镇人民法庭、老隆镇机关幼儿园、龙川县老隆镇塑胶厂的办公用地。2011年，当地政府斥资修缮，并于当年8月1日开始免费对外开放，成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重要事件和大革命时期龙川革命历史的陈列展馆。2019年10月，福建会馆作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旧址，具有重要的革命纪念意义，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纪念东江纵队成立81周年，2024年11月28日至29日，“弘扬东纵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专题座谈会在龙川县举行，广州、深圳、东莞、韶关、惠州、汕尾、清远和深圳市坪山区等地的政协文史委负责人、党史专家及东江纵队后人代表齐聚一堂，重温东江纵队的光荣革命历史，共同研讨传承东纵精神，并参观了福建会馆、龙川商会旧址等。会馆内生动的展板、栩栩如生的文化名人雕像及相关文物，多形式再现了大营救的情形，而当时老隆的繁荣，也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