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歌里的旧社会农民日常

■1919年，龙川，一个在烈日下晒谷的农民。（原图现藏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

河源传统习俗从腊月廿四至次年农历正月十五，都视为过年。在客家山歌里，有一些流传数十年、上百年的山歌，反映了当时农民对春节这个原本喜庆的节日到来的心理压力，揭示了当时社会经济状况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困境。本文以紫金县《旧时耕田歌》、宁山《旧社会农民五更歌》等为例，通过各县县志及民国报刊、行政报告等档案资料，回顾旧时代的社会现实。这些山歌，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对社会不公和农民疾苦的控诉。

“长年耕田冇餐饱”：

民国时期“土里刨食”生计艰难

“穷人最怕过新年，地主追租又逼钱；冇糖冇肉还过得，冇米断餐喊跳天。”这是紫金旧时流传的一首山歌，深刻反映了旧时代社会贫富悬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以及农民生活的艰辛。临近年关，旧时衣食无着的穷人最怕这一时节，此时地主就来索要地租、房租，债主也来登门要债。

“穷人最怕过新年”，新年本应是喜庆团圆的时刻，但对于穷人而言，却成了最为难熬的日子。这主要是因为新年期间，地主往往会加紧追租逼债，使得穷人的生活更加艰难。

“冇糖冇肉还过得”，反映了穷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贫困状况。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他们连基本的糖和肉都难以享用，生活十分拮据。“地主追租又逼钱”，地主阶级通过收取高额的地租和利息来剥削农民，使得农民在辛苦劳作一年之后，仍然难以维持生计。新年期间，地主更是会加紧追租逼债，给农民带来极大的压力。“冇米断餐喊跳天”这句话形象地描绘了农民在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时的绝望与无助。由于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农民连基本的口粮都难以保障，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境。

从山歌中可以看出，当年农民的生活十分艰辛。他们不仅要面对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还要承受自然灾害、疾病等带来的风险。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他们依然要辛勤劳作，以维持家庭的生计。而新年本是喜庆的日子，但对于穷人而言，却成了更加艰难的时刻。他们不仅要忍受地主的追租逼债，还要面对家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这种心理压力是巨大的。

这是紫金县《旧时耕田歌》其中的一首。另外还有数首亦道出旧时农民生活的艰辛状况：

冇衣冇着过寒冬，冇袜冇鞋爆跟公；最怕九冬霜雪夜，揽张蓑衣睡灶风（灶角）。

冇食借谷利最重，借一还三不过冬；放下禾镰完了债，冷锅死灶睡猫公。

竹篙打水两边开，奈有穷人命柬衰；长年耕田冇餐饱，三元两角冇做堆。

在生产力低下，第二、三产业尚未得到发展的旧时代，土地是最大的财富来源。据1994年版《紫金县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土地属封建私有制，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买卖分为断卖、活卖两种。断卖，由买主永远管业；活卖，则卖主仍有按约赎回权利。土地买卖结果，使大量土地为少数地主阶级所占有。1950年统计，全县有农户 52260户，耕地45.42万亩，每户平均耕地8.69亩。其中，占总人口5%左右的地主占有 30%左右的耕地。如蓝塘区共有耕地3.9万多亩，而地主邓板粼一家则占有3000多亩。中坝中心乡塔凹村共105户，全村有耕地面积578亩，其中张仅光一户就占有耕地326亩，靠租田耕和做长工的有86户。

据1949年统计，在原河源县，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拥有土地25.31万亩，占全县总耕地的71%。 占全县农业人口81.2%的贫苦农民，仅有耕地10.32万亩，人均4分5厘地。

加之耕作技术落后，工具简陋，生产发展缓慢，农民生活贫困。广大贫苦农民靠租种田地，或给地主打长工、做短工过活，成为佃农和雇农。据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紫金县政府的《民富调查表》统计，全县贫苦佃农和苦力谋生者（称下等户）17408户，占总户数40%。自耕农在正常年景，勉强自给。每逢灾年，不少人度日艰辛，甚至逃荒他乡。

该县农作物以水稻为主，因此人的口粮亦以大米为主，部分农民间杂薯类，多数农民米、番薯、麦、木薯、杂粮、瓜菜混吃。歉年粮食不足，不少农民荒月靠土茯、蕨粉、山苍叶、野菜充饥，常是“半年瓜菜、半年粮”。

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大量都租给佃农耕种。耕种所需的种子、肥料、畜力、农具和全部用工，均由佃农负担，每年早晚两造佃农向地主交纳地租，多数交实物。蓝塘区沙塘村地主张伯英， 一家6口出租耕地68.8亩，年收地租谷1.005万公斤。租佃的形式，一般有永佃、定期和不定期三种。永佃，是佃户从土地占有者手中取得的永远耕作权，佃户还可以将田转让他人耕种；定期的，由租佃双方议定租耕年限，订立合约；不定期的，一般为三年以下，随时可以退耕。地租有两种形式：一是死租（固定租额），按水利和土质条件划分租额，每亩租额（谷）一年为1至3石不等，不论年景丰歉，均按租额交清，不得减免；二是分租，以收获时实际产量按固定比例分成，地主最少得40%-50%，最高得60%。在灾歉之年，佃农无法按额交足，地主则可将欠额转为借贷，按高利计息。

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少成为地主的雇工。雇工分长工和短工。长工雇用期一般1年以上，农忙耕田种地，为地主到佃户家挑运租谷，农闲砍柴，做杂工，每年有工资，一般有寒、暑衣服各1套，稻谷150至300公斤不等；短工，多在农忙季节临时雇用，每天工资大米1至3升，有的只食两餐饭，不给工资。

“穷人到底受贫穷”：

农耕时代，勤劳未能致富

山歌也有反映雇工困苦生活的。曾流行于埔前泥金一带的《十二长月工歌》（罗涤良记词，陈勋华记谱），是这样唱的：“正月阿哥去返工（啊），一手勺饭两手捧（啊）。爷姐养（亻厓）无长进（喏），脚长手长待别人（啊）。二月阿哥去犁坝（啊），一型两犁天未光，手拴牛绳吊颈死（哟），想着爷姐心头软（喏）。”一唱三叹，甚是凄凉。

1958年12月，邑人程建民收集于原河东宁山一带的《旧社会农民五更歌》，也反映了农民终岁劬劳，所获却不足果腹的苦况：

一更叹来叹贫穷，年年借债年年穷，赊借无门无典当，穷人到底受贫穷。唉呀哉，锅头睡猫公。

二更叹来叹饥荒，一餐分做几餐粮。煲了一筒糙米粥，唔曾转碗又清光。唉呀哉，肚皮粘背囊。

三更叹来叹奔波，有做有食样奈何。割脱禾头冇只谷，债主上门唔帝多。唉呀哉，门槛踏得窝。

四更叹来叹风霜，北风一起心就慌。烂衫烂裤冇得着，寒冬腊月正冤枉。唉呀哉，脚下屯（发抖）紧上。

五更叹来叹凄凉，换净锅头冇米量，穷人就系多苦难，饿得骨瘦面皮黄。唉呀哉，何日得春光？

此歌谣以河东客家话套竹板山歌腔唱。

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党县长欧阳洸填报的《河源县县务调查》，县属人民生活状况是：“除耕田外别无生活，近年迭遭兵匪，重以蝗旱，生活状况苦不堪言。”人民工作状况为“多属劳农工作”。务农间隙，则兼营小贩。女性协助男子务农之余，兼做女红、樵牧、耕植。

而在外人看来，东江流域的人民是很勤劳的。1948年，一个叫卢中度的人到东江一带进行水源考察，见东江上游多属山间峡谷，较大的局部原野亦不多见，有之亦仅为一较为平坦的坝子，在此等坝子上面，则往往为人烟聚居的地方，久而久之，便由村落演进为圩市。如和平县内的贝岭、黎咀、彭寨、贝墩，都是建立在这等坝子上面的。在此段上游流域，因为地势崎岖，倾斜度大，又以到处童山濯濯，保水力弱，流量无常，故亦无水力利用的可能。此处居民，虽把这些稍为缓低的山坡筑成梯田从事耕作，但在砾质砂土的山地，人工灌溉十分困难，所以不适于种植稻作，只可视作旱耕作物地带，栽种甘薯、木薯、包粟、豆类、荞麦、小麦、花生之类。在贫瘠的山岭间，则以松柏科树木最多，然而蔚成林的甚少，十年以上的林材亦不多见，但在临江两岸，却常可见局部的杂树林多处。由合水至东水的河流两岸，乃以竹树最多。可见当时居民是颇能因地制宜的。

冇食借谷利最重：民国农村借贷的艰辛与无奈

“冇食借谷利最重，借一还三不过冬；放下禾镰完了债，冷锅死灶睡猫公。”

这支紫金山歌深刻揭示了旧时代农民深陷沉重债务、生活困苦的社会现实。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对社会不公和农民疾苦的控诉。

“冇食借谷利最重”，在粮食短缺、无法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向地主或高利贷者借粮。然而，这些借贷往往伴随着高额的利息，使得农民在偿还债务时面临巨大的压力。“借一还三不过冬”进一步揭示了农民债务的沉重。即使只是借了一部分的粮食，到偿还时也需要付出三倍的代价，甚至这样的高额偿还也无法帮助农民度过寒冷的冬天。这反映了农民在借贷过程中被剥削的残酷现实。“放下禾镰完了债”，描绘了农民在收割完庄稼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偿还债务。这意味着农民在辛勤劳动一年之后，大部分收获都被用来还债，自己只能获得极少部分的生活资料。这种生活状态无疑是非常困苦的。“冷锅死灶睡猫公”：这句话则形象地描绘了农民在偿还债务后的生活状态。由于粮食短缺、生活困顿，农民只能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障。锅是冷的，灶台上没有火，连猫都只能蜷缩着睡觉，这种场景生动地展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与无奈。

由于缺乏生活资料和资金支持，农民在面对自然灾害、疾病等困境时往往束手无策，只能求助于高利贷者或地主，从而陷入更加深重的债务困境。

据记载，明朝至民国时期，紫金县民间借贷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借谷还谷。这种形式农村极为普遍。期限一年，在早晚两造粮食收获时分两次偿还。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年利率多为20%—30%。民国三十二年后，利率大幅度提高，有的 “一本一利”，即借谷一石，利息也是一石，相当于月利率8分3厘。也有“一本两利”的，到期还不清时，将结欠的本息再立据转借，称为“利转本，利滚利”。该县农村70%的贫苦农户每年要借粮度荒，均不同程度地受高利贷者盘剥，有的被剥削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有的被迫卖儿卖女、背井离乡。据埔美乡第十三保（今黄塘镇拱桥村）统计，仅在民国三十二年，就有4户贫苦农民逃荒江西。

另一种是借钱还钱，多在圩镇工商界流行。借款周期分为3天、5天、10天、 一个月等。 息分圩子利（3天）、月子利等，其利率一般是加1—3。如借款10元， 一个月的利息为1元—3元。人们称为“眨目利”。

此外，还有借钱还谷的，人们称为放“青苗”。也有借谷还物等形式，其利率都与上述二者相差无几。

清朝至民国期间，河源县粮食均是自由借贷、自由买卖、自由交易。农民所生产的粮食，除每年上下两造向县衙交纳“田赋”外，还要向田主富人交纳田租。除此，如遇灾害袭击，穷人要到圩场买米度荒，其时，市场粮价高昂，一般要10元大洋银，才能买到1石谷（60公斤），若要向富人借粮，即借1石谷，半年后要偿还本利2石谷。据民国时期史料记载，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全县所产稻谷总量约达110 万石（6.6万吨），约计交纳地税、田租谷占60%左右外，农民的粮食仅占40%左右。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左右，河源县大力推动合作社发展，并由农业银行代放农贷。1934年元旦，河源县的合作事业指导员办事处请来三江中学剧团，借河源城粤剧台公开表演《合作之花》一剧，观者极为踊跃，达3000人。剧目计分6幕：一，快乐的家庭；二，劣绅辈高利贷的剥削；三，大腹贾利润的榨取；四，农村的崩溃；五，提倡合作；六，复兴农村。其内容则是描写一快乐家庭，当时生活颇为富足，后因年岁荒歉，政治失常，地主劣绅高利剥削，大商阶级垄断市场，以至民生憔悴，农村崩溃，将一个美满家庭弄得七零八落，流氓环生，社会秩序日趋险恶。良好的农村少年不得不铤而走险，反劝当时败类分子努力生产以图自救。后政府提倡合作事业，派员落乡宣传，指导组织，大得农村群众欢迎。于是各种合作社逐步实现，生产日增，农村经济从此发展，七零八落的家庭亦得复兴。

但因为合作社是新兴的事业，人们还没有多大的信心，因此业务完全是以信用为主。凭着农贷的吸引和农民的需要，工作得以顺利推行。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底，三四个月之间，计组织成立村合作社及假登记社89家，贷出款项30余万元。以乡、镇、保为单位，推动组织乡、镇、保合作社。至同年底，计完成乡镇社5家，社员672人，社股1145股，股金总额5853元；保社54家，社员7569人，社股8823股，股金总额95107元；专营社4家，社员195人，社股388股，股金总额1660元。合作社对于垦殖、水利、农产及特产等专营业务和机关、学校消费等农务，也尽力去推动，使其日趋发展。

紫金县亦在推动发放农业贷款。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广东省银行紫金办事处首次对本县发放农业生产贷款。至民国 三十五年共计发放427.66万元，收回331.11万元，余额96.55万元。其中，民国三十四年发放绿肥款20万元，种子款10万元，冬种款30万元（以上为法币），贷款期限1年，利率1分2厘 。

然而河源县贫农特多，除一部分得到贷款救济外，多数为地主高利贷所压迫，农村经济窘迫异常。在农贷方面，虽由农行直接放贷，但贷额有限，手续繁杂，未能普遍，真正贫农不能得到农贷实惠，影响农业增产不少。（《广东农讯（广州1947）》1948年第7期）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