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百姓不被枉杀而自刎

■嘉靖《惠州府志》中的和平县城图。 （资料图片）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才建县的和平，虽然暂得和平，却依旧未能久处和平。官民之间、官匪之间、匪民之间，还有各种牵扯与矛盾，经常拼得你死我活。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五月，和平县知县王希周为抗议、阻止惠州府捕盗通判黄佳镇压东坝良民而自杀。黄佳怕降罪于己，终不敢妄为。和平县城便传出一句悲怆的民谣：“王令不死，东坝不生”。此时距县署之设立方才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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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的广东持续动乱

自元末何真率粤归明后，朱元璋建立里甲户籍制度，编户齐民，承担交纳赋税，供应差役的义务。随着各级衙门日益苛重的赋役征调，到正统、天顺年间（1436—1464年），这些民众开始纷纷逃亡，“四方亡命，互相结纳，乌合鸟举，虎噬狼跋”，加上散居在山林河海之中的峒獠、瑶、僮、俚等“蛮族”，形成了破坏性很强的力量。

“两广盗贼渊薮，大者啸聚山海。首先党类数千，攻城劫寨，负固亢敌；其次千百为群，聚散倏忽；又或一二十人，或三五十人，投间抵衅，突出焚劫，随时随处有之。”明朝朝廷虽然努力派兵来镇压，但按下葫芦起来瓢，“东平西叛，南靖而北攘”，终于在正德嘉靖年间“群盗窃发，雄据乡县，延蔓数百余里”“山寇之为巢穴，累千百计而不可穷，缓则出，急则遁，抚之则阳听招，而阴为寇掠”。

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小的劫掠，开始“烧城廓，杀官兵，劫库狱，酿成大患”。黎贯、张居正等甚至疾呼：“朝廷已无广东矣”“岭表非我版图矣”。

广东巡抚陶鲁在其奏疏中描述：“两广地方，自正统年间，被蛮贼聚众流劫厢乡，攻破城寨，烧毁房屋，杀掠人财，连年屡岁，民受荼毒，无所控诉。”正统十四年（1449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爆发黄萧养起义后，广东地方开始动乱蔓延。景泰三年（1452年）出任两广总督的王翱云：“访得两广军民，自洪武年间以来，一向安妥。”但后来，由于黄萧养一伙人的作乱，加上当地官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应对，只是一味地追求安逸，没有做好军事防备。这样一来，就使得那些没有户籍、无所事事的人聚集起来，最终酿成了大祸。官府对这些人的聚集没有进行有效的遏制，反而让事态越来越严重。等到敌方的战舰靠近岸边，贼寇开始攻城时，各地的官军又都害怕退缩，互相推诿，完全没有抵御贼寇的策略。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里既焦急又无奈，想不出什么安抚百姓、保护地方安宁的好办法。于是，贼兵所到之处，村庄堡垒都被毁为废墟，百姓的财产被劫掠一空，妻子儿女被囚禁，这些贼人像野猪长蛇一样，肆意横行，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受害的范围之广，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正德年间南京兵部员外郎顾清在其《送总督两广都御史杨公序》中写道：各地频繁发生动乱，山谷之间，经常有人拿着长矛刀剑，拉弓射箭，高声呼喊，互相争斗，以此来对抗官府，侵害良民。这种情况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给当地的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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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聚集，亦工亦农亦匪

明中叶以后，粤地开始各种私人采矿，无序开发，大量流民涌入矿产资源丰富的和平、河源、潮州、韶州（今韶关）等地。

在韶州、惠州等地，有一些没有特定主人的矿山，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资源。这些地方的奸诈之徒，利用这个机会，自称为“山主”或“矿主”，四处招引流民跨境来到这里，分散居住在各个山洞之中，搭建简陋的棚屋居住下来。每座山上都会建起冶炼炉，少的五六座，多的则达到一二十座。每个炉子周围都会聚集起二三百人，他们挖掘矿石，冶炼铁器，以此来牟取利益。这些采矿活动多在深山里，官府很难管理，到正德十四年（1519年）才对矿产征收商税。

山区可耕种的良田很少，尤其是龙川、河源、永安（今紫金）、长宁（今新丰）、连平、和平六属，群山环峙，层峦叠嶂，居民以山为田，很是贫瘠，而且山深水冷，不宜禾苗，不是受旱就是遭遇洪灾，十年都难得一个很好的丰年。因此，除了流民，当地也有许多人加入了采矿大军。

而“山谷中多良田，流民杂居，易于啸聚，出劫分赃则贼多，归营守险则贼少”。为什么归营守险的贼众看起来少？那是因为靠近盗匪据点的居民，也多半是贼党之故。平定岑冈李文彪时，官府“没贼田几五千亩以予屯卒……赎为编民，籍为膏腴，授子刀耕，昔也盗粮、今也国储”。从前属于盗匪的良田有将近5000亩之多。

眼看矿区聚集的“赣汀漳之逋逃”流民动辄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利润好时就做商人，不好时就四处劫掠为寇。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记述这种无序采矿活动，已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严重影响：“掘矿则淤塞民之良田，起寮则砍伐民之竹木，或奸淫妇女，或强赶耕牛宰杀食用。”官兵虽时常追击，同时采取一些治理和控制措施，都收效甚微，当地人只得“数村一垒，贼去则耕，至则闭垒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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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起事连绵不绝

在现今河源所辖县区，各年代各种史料上记载的大小动乱，仅是正德、嘉靖年间就有数十起：

正德二年（1507年），河源县林贵、谢祥等揭竿而起，攻击河源县城，镇压地方土豪、恶霸。两广都御史派数万兵前来镇压，被斩首3000人。正德七年（1512年），兴宁大帽山残寇窜入河源县境内劫掠，参政方良节督官兵剿灭。

正德七年（1512年），侯景秀、蓝庭福等率农民起义军占据大帽山，分兵出击龙川、兴宁、河源。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到正德十三年（1518年）三月，王守仁或用重兵围剿，或用谋略智取，先后平定了漳州詹师富、温火烧，招安了龙川卢珂，清剿了横水谢志珊、桶冈蓝天凤、浰头池仲容等多处“贼寇”。

正德十五年（1520年），和平县城城池在建，次年就有浰头农民义军首领池仲容余部谢凤胜率众千余围攻和平县城，城内三日无水，省祭（督建城池之官）陈震率民兵在今羊子埔右侧偏南择地挖了一口“活民之井”，数百年长涌不息。

嘉靖元年（1522年）始设和平县署，首任知县为刘炎。据《惠州府志》载，是年全县共有694户，3558人。

嘉靖六年（1527年），池仲容另一余部卢源、黄尚琦率众在河源、翁源一带活动，被官兵歼灭，被俘、斩者639人。

嘉靖六年（1527年），和平抚盗曾蛇子背招倡乱，扰乱河源乡村，都御史姚英督兵剿平了这场叛乱。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冶炼工人杨立（福建上杭人）在青溪约磜头山组织500名矿工起事。后来，矿军发展到归善、海丰、惠来、龙门等12个县，号称有万人。岭东兵备尤瑛多次督惠州官兵进剿矿军。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杨立被捕杀。嘉靖四十五年，朝廷诏令，进行第五次征剿。两广都御使吴桂芳派兵分三路向磜头山等地矿军大举进剿。在铁炉嶂一役杀死民军300余人，大批民众遭杀戮。然而这一带矿军仍坚持武装斗争。前后历时23年。

嘉靖三十年（1551年），和平李文彪据岑岗（今上陵镇岑岗）起义。此事前文已有详述。

其间，各县都在加固城墙，以防盗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盗入河源县库，签事尤瑛复修城高三尺，计城墙高1丈8尺。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杜继宗在河源蓝溪山峒率流民掠劫海丰，驻扎在和平的惠州府通判洪章率领和平官兵及义民陈清等进兵捣平之。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通判洪章拓建和平城墙400余丈、雉堞300余个，新建跃龙门、永和门和三座城楼。次年，惠州府设通判驻守和平岑岗。

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汀漳惠潮农民军张琏、徐仁器等率部攻陷老隆、四都，复占东坝，擒拿官僚、豪绅、大贾数百人。翌年两广军阀张臬统兵数万驻龙川，进行镇压。散兵劫掠郊野，民居被拆无数，乡落七八十里皆受其害。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鲍时秀、叶应祚等在龙川义都聚众5000余人起事，义都民等奏请剿除。翌年冬遭副使方逢时和参将王绍统兵镇压。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各地土豪、乡绅纷纷筑土城防御盗寇，老隆、通衢筑砖城。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河源、龙川、翁源、英德、从化、和平等6县数千农民起事。朝廷命惠州总兵俞大猷带兵围剿，而他却围而不攻，后来民食已尽且死，俞大猷不忍，称病解围而去，被围起事农民得以逃生。

同年，河源县厚塘坑山、马子坑山、大丰门山、焦坑山、百高山等5个铁矿山场开采，建炉炼铁。

是年，朱廷福、李亚元与邓廷凤等领导农民揭竿起义，占据长吉都之小长江、梅坑、黄坡、大田、小水、戈罗神岭等十八洞，历时七载，以五洞险阻为寨，与长吉农民队伍互相配合，攻打翁（源）、英（德）、河（源）、龙（川）等县。巡按御史陈联芳奉旨监督清剿，调兵8万，河源县署翟兆瑞调乡勇1350人，由总兵俞大猷率官兵分五路进剿。经3个月进击，五洞被破，农军被斩2000余人。农军首领李亚元被擒于东埔，队伍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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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东坝良民，王希周选择自刎

嘉靖四十年（1561年），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举人王希周调任和平知县。

王希周，字文治，嘉靖乙酉年通过乡试被推荐为官，最初被授予瑞安教谕职位。他性情平和淡泊，为人处世端正严谨，对于贫困士人，常常慷慨解囊，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因此士人们都非常敬爱并怀念他。

王希周被提拔为和平知县才3个月，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东坝村的村民张德杰家中，有邻县的人前来寄宿后离开。然而，通判黄佳误以为这些人是盗贼，于是命令手下紧急追捕。张德杰被捕后受刑而死，黄佳诬陷说东坝村的村民都有窝藏盗贼，是盗贼窝点，打算将整个村庄的人全部处斩，并催促王希周一同执行。但王希周坚决不同意。

到了晚上，黄佳强行命令打开和平城门，准备发兵行动。面对这紧急的形势，王希周深知自己无法阻止这场无妄之灾，眼看整个东坝村的良民都要无辜死于刀剑之下，他悲哀地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随后，他毅然拔剑自刎，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决心，以自己的性命来劝阻这场暴行。黄佳看到这一幕，深感震惊和愧疚，也担心朝廷降罪，最终停止了这场疯狂、荒谬的屠杀计划。

这场惊心动魄的“尸谏”，令东坝人又感恩又痛惜。有人激愤之下说出“王令不死，东坝不生”这句话，一直流传至今。这个真实而又悲惨的故事，与王希周的名字，也一直被记在东坝人心中。

9年后，河源县也曾发生过类似事件，但时任知县运气好些，遇到的上司更通情达理。

隆庆四年（1570年），福建莆田人林大黼被任命为河源知县。他为人仁慈宽容，廉洁干练，尤其擅长处理重大事务。

次年（1571年），河源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水灾，百姓遭受巨大的饥荒和困境。林大黼立即向上级请求援助，并成功获得了四百石粮食，他亲自组织赈灾，将粮食分发给受灾的民众。同时，他还劝告当地的富户以平价出售粮食，以此帮助贫困的百姓渡过难关，许多人的生命因此得以延续。

此外，林大黼还主持修建了古城墙，作为防洪屏障。

当时，朝廷正在进行剿灭蓝能二溪（在今东源）一带的盗贼的行动。然而，在杨梅埔和车头两个村落中，居住着许多无辜善良的百姓。林大黼深知这一点，他极力向负责剿匪的兵道请求，只擒拿首要的盗贼头目，而对那些被胁迫参与的百姓则予以宽恕。这一举措使得这两个村落500余人幸免于难。

后来，林大黼因其卓越的政绩和为民请命的精神，被调任为铜仁太守。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