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线路 选定老隆

■1949年6月1日，龙川解放，在老隆福建会馆成立县人民政府，成为广东最早建立县一级人民政府的县。（资料图片）

■2022年8月，重修前的龙川老隆福建会馆内景。 黄赞福 摄

■本报记者 凌丽

核心提示

在这场闻名中外的“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生死历程中，中共党组织在河源老隆建立安全中转站。

关于大营救的记述，茅盾在《茅盾自传》里写道：“我们在惠阳休息3天，农历正月初三，在东江游击队的安排下挤上一条大木船，沿东江逆流而上，元宵节到达老隆。第二天，我们以‘义侨’身份搭上一辆去曲江的军用卡车……”

茅盾所述之事发生在1942年。

这一年，陆续有转移的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抵达老隆，多数是从惠州乘船，也有部分是从海丰经五华、兴宁辗转而来。

龙川老隆福建会馆，收集了不少被营救转移的进步文化人士的自传、文集。其中，关于这次“大营救”的记述中，不少涉及老隆。

这些文化名人，为何来到了老隆？

处境危险的滞留香港文化名人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澳门相继沦陷。20日，省政府成立抢运港侨委员会，拨出40万元救济费抢运香港难民，其中就包括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800多人，他们的处境极其危险。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等要不惜代价组织营救。为使营救工作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南方局设法筹集了20万元营救费。

廖承志、连贯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立即部署营救工作，决定趁侵占香港日军立足未稳、对香港情况还不甚熟悉及大批难民逃离香港之机，以最快速度帮助滞港人士迅速转移。

日军占领香港后，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日军急于消除“不安定因素”，想把香港打造成“模范殖民地”，大批疏散人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扶老携幼步行返回内地（《国殇 第六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撤退秘录》）。日军在尚未休刊的报纸和电影院字幕上连续刊登启事，点名要邹韬奋、茅盾、梅兰芳、蔡楚生等人前去日军军部报到时，当时他们已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开始了艰难的转移行动。

那么如何将更多的文化名人安全转移到广东北面的大后方？

我党负责大营救行动的组织事先反复周详考虑，认为通过西江、北江直接北上湖南衡阳和广西桂林转移是最方便快捷的，但均需经过沦陷区，风险极大。最终，经过认真研究，组织上选择沿东江逆流而上，并将地处东江上游的龙川县老隆镇选定为护送中转站。当时的老隆水陆交通方便，是广东东北部的交通枢纽，而且具有广泛的革命基础。

大营救行动路线具体安排是这样的：文化人抵达老隆后，设两条转移线，一线是老隆—兴梅—大埔—闽西南，胡一声（驻兴梅）负责沿途随行等工作；另一线是老隆—曲江（韶关）——衡阳—桂林（后往重庆），由乔冠华（驻韶关）运筹安排，两条线均由连贯（驻老隆）负总责。

水陆交通要冲 重要战略城镇

老隆地处交通要冲，是东江航道的终点，往西可到韶关，经湖南省转往广西、四川；往东可经兴宁、梅县、大埔转往皖南、苏北。因此，众多自香港退到抗战大后方的难民，要经过老隆。

抗战时期，老隆成为东江抗日大后方，粤东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凸显，商业繁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防止遭人破坏，老隆镇内军警密布，关卡林立，特务常出没于茶楼、酒肆、旅馆之间，并设立“港九难侨登记处”，一面审查从港九回来人员，一面增添人员加强水陆关卡检查。

自1940年上半年开始，归国外侨陆续增多。其间，东江护侨事务所成立东江华侨合作社。该社成立后，各出入旅客均得免费住宿，且便于管理保护各华侨（《大公报》）。同年7月，省振会成立港澳侨胞归粤各护送站，有鲨鱼涌、淡水、河源、惠州、龙川等处，各站成立输送队、医疗队，在沿线为归侨服务。

老隆距龙川县城（佗城）仅10公里，是东江上下游物资集散地。圩镇上约有200家商店，虽然时有警报，但战火还未蔓延过来，抗战气氛不浓，街头的抗战标语也很少。镇上有个抗战后援会，是国民党官办机关，仅是挂着招牌向商店募捐的机构。

较早建立党组织 拥有良好群众基础

作为大营救中转站之一的老隆，较早建立了党组织，并且开展农村武装斗争，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1941年2月，后东特委在老隆水贝成立，梁威林任特委书记，机关设在老隆。后东特委全面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组织地下党员以公开身份经商、开办工厂，为革命筹集经费，或参加国民党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竞选，打入国民党内部，出任区长、乡长等公职。

后东特委辖龙川、五华、和平、河源、紫金、新丰县委及连平县工委，党员1100多人。后来，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后东特委辖区一度扩展到兴宁、惠阳、揭阳等地，其机关驻地虽然一度迁离龙川，但特委部分领导人仍在龙川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指导当地党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1940年代初，广州等地沦陷后，大量难民沿东江北上进入粤北山区，河源、龙川、和平等县成为抗日大后方。后东特派员指示龙川、紫金等县党组织，发动党员以各种社会职业和合法地位作掩护，通过合法手段创办企业，隐蔽开展地下活动，开展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活动，要求党员社会职业化。后东特委领导分驻各县，以各种合法身份公开出现，经多方努力，在龙川、佗城具备了一定的商业基础。如，副特派员饶璜湘在佗城西山开办樟脑油厂，担任和平县特派员的钟俊贤在老隆开“元顺索麻店”，实际上是后东特委的秘密交通联络站。张修开办“新观明”旅店，丘培林开缝纫店，王晓开“裕泰行”西药店，侯向明、余庚运分别经营青年书店、华丰商店（均为党的联络据点）。黄用舒以振兴家乡水贝工业为名，发动黄姓家族、进步人士，带头捐款筹集资金，在黄氏大宗祠开办“星光染织厂”，既为特委解决经济给养问题，又成为特委机关驻地。梁威林、饶璜湘、钟俊贤、蓝训才等经常在这里研究工作。开设在老隆上街尾“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老隆印刷生产合作社”（下称“工合”），生意越做越大，承接县内、外大小单位或个人的印刷业务。“工合”开始和当地国民党官方机构的上层人物和中下级职员、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以及商号频繁接触，这给统战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

通过这些可靠的商行在老隆设立的办事处，以接待其香港股东逃难家属的公开名义，把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接到预设的旅店（在谷行街）和招待所里。老隆福建会馆旁边的义孚行与河唇街的侨兴行，既是办事处又是营救联络点，连贯有时住在此处。特别是侨兴行，在粤、桂、湘数省都有其办事处或商号，且自身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

在后东特委指导下，龙川党组织全面贯彻执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参与并完成了转移香港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经老隆到韶关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