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谈枕边书

汪兆骞， 河北昌黎人，生于1941年。1964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任教师，1980年后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部副主任、编审，《当代》杂志副主编。著有经典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 。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的？读了一辈子书，您最珍爱的书有哪些类型？

汪兆骞：我家算是书香门第吧。“文革”前，家里有三楹开间书房，藏书甚多，叔叔从燕京大学毕业，新书也不少。我5岁开蒙，识字后便喜欢在书房读书。小学始读希腊神话，中学读《史记》、唐诗、宋词、元曲。大学读中文系，重点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院编的《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和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广涉世界文学，尤喜读俄国文学。自幼养成读书后写读书笔记的习惯，至今不辍。

中华读书报：您有枕边书吗？一定也有一再重读的书吧？

汪兆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后，社里藏书甚丰，学者专家很多，耳提面命，读书不再杂芜。枕边书有钱锺书的《宋词选注》、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蘅塘退士选《唐诗三百首简注》。外国文学有《萨特文选》（七卷本）、《叔本华思想随笔》，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退休后喜读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

中华读书报：作为从业几十年的编辑家前辈，您早就摸索出了一套好编辑应该具备的能力。能否概括一下，您认为好编辑应具备哪些素养？

汪兆骞：我一生从事编辑工作，一个职业阅读者。凭借人文社这一平台，不仅可眺望文坛，还结识了几乎所有的一流作家，因编其作品，多数成了挚友。作为编辑的快乐和荣耀是，我见证并参与了优秀作品的诞生，给中国文学添光增彩。

我刚到人文社，社长严文井便找我谈话，严肃地对我讲：你既然选择了编辑这一职业，你就必须忠于职守。严文井的谈话，成了我当编辑的一生的指南。另一位社长、女作家韦君宜也找我谈了话，轻松而活泼。她说我一贯主张作为编辑，应该成为作家和学者，不然你怎真的懂文学。二位领导的话都对。我社的编辑聂绀弩、牛汉、秦兆阳都是著名诗人、学者可证。但我才学有限，又喜欢当编辑，压根儿没想当作家、学者。

我曾编辑过王蒙、莫言、李国文、冯骥才、蒋子龙、张贤亮、丛维熙、邵燕祥、王安忆、铁凝、陈忠实、张炜、周大新、王朔等人的作品。回报也是有的，比如个人也多次忝列全国各类编辑奖的名单。

多年的编辑生涯，让我体会到编辑的难当，因为编辑应该具有较深的学养、较高的文艺批评能力和美学鉴赏水平，应该是个通才。

中华读书报：您审稿一般有什么特点？是不是翻几页就能判断出作品的好坏？

汪兆骞：作为老编辑，阅稿无数，自有文稿上手，看上几页，其斤两几何便心里有数的能力。但我总担心有遗珠之憾，甚至埋没有才华的作家，必将文稿看完、再作判断。而且退稿必写信说明问题并鼓励。

对稿件处理，以标准为准绳，不讲私情。我退过著名女作家凌力的长篇历史小说，与她那大气磅礴、结构严谨、语言精美的《少年天子》相比，她非常雄厚的文学功底并没完全发挥出来。我退过严歌苓的作品。尽管我与其父肖马（《钢锉将军》作者）熟稔，但因当时她刚出道，作品尚稚嫩。除了退稿，我还曾坚持用稿。王蒙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皆是我在《当代》编发的，但最后收尾的《狂欢的季节》，编辑部一些领导以自传体缺乏小说的艺术魅力为由不予发表。在编委会上，我坚持认为其作品以“狂欢”的喜剧形式，表现的却是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非虚构的“自传”虽多少削弱了虚构的想象艺术力量，但“经验世界”是王蒙此小说独辟蹊径的艺术特色，而王蒙独特的人生经历本身，赋予其创作的广度和深度，构成了真实又宏阔的现场境界。最后弄到曾是作家的社长聂震宁处，小说得以发表。

我认为，一个编辑，应铁面无私，不讲圈子和私情，秉持文学原则和做人的良知，对文学负责，对读者负责。

中华读书报：此前您有一部《我们的80年代》，讲述了您上世纪80年代与22位文学大家相识、相知的过程，您如何概括那个时代独有的文化气象？上世纪80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多数还在写，但有些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您如何看待作家的创作生命力的问题？

汪兆骞：“白发书生寂寞心”，我是个幸运的老叟。有幸亲历和见证了新时期改革开放语境下的文学大发展。我把这个年代，视为中国文学长河中，最为澎湃、磅礴的流段，或可称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域名。它从悲壮开始，演出了宏伟辉煌的文学大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纷纷登场（这样表述或不尽如人意，但大体上是实事求是的），王蒙、刘心武、蒋子龙、张贤亮、陆文夫、陈忠实、王朔、铁凝、王安忆等带着他们的佳作《活动变人形》《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绿化树》《美食家》《白鹿原》《动物凶猛》《哦，香雪》《小鲍庄》让上世纪80年代的文坛色彩斑驳、流向歧异，丰富多样。巨大的热能燃烧着文学，作家躁动不安、东冲西突。一切哲学、道德、文化、人类学思潮深刻地影响文学，并将之凝结成无数“这一个”文学形象。改革开放带来的民族自我觉醒的巨大浪潮，让作家清醒地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主流，是重新发现和重新铸造民族灵魂的年代。

中华读书报：谈谈您的新书《诗说燕京》和《李叔同传》吧，为什么会在退休后反而有这么蓬勃的创造力？

汪兆骞：我不相信宿命，却笃信机缘。我在天津出生并度过童年。我写过一本书《别来沧海事》，就是以纪实散文笔法追忆那段在意大利租界的童年生活的，其中提到我读小学时，学校离粮店后街60号李叔同故居，只一箭之遥，老师曾见过李叔同。他经常带我们到李叔同故居活动，看李叔同的洋式书房，唱他作的歌曲。到北京读高中，语文老师的夫婿是李叔同的关门弟子，佛学家、书法家虞愚，老师常带我去他家辅导做文学梦的我，指导写作，并向虞先生习书法，并了解许多李叔同事迹。到人文社，我去叶圣陶家拜年，他也跟我讲了他的朋友李叔同的不少故事。我在《民国清流》第四卷“抗日战争中的文化人行迹”中专门有一章写李叔同。一次邵燕祥夫妇在新侨饭店请我吃饭，他希望我写一本李叔同传。就在这些机缘巧合中，完成《启幕》之后，着手写这部《李叔同传》。

李叔同度过截然不同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前半生朱门子弟风华绝代，是开中国戏剧、绘画、音乐、书法、篆刻等艺术现代化之先河者，后半生落发为僧，芒鞋破钵，以殉道者姿态，毅然走上一条艰辛寂寞的苦旅，成为一爱教爱国的云水高僧。

俗佛两界，我却把他当作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精神、有灵魂的人物来写，读者看到的是一个鲜活、丰富、复杂的李叔同，不管水流云度，他守定其中，在历史长河中，昭示一种精神的归处。

《诗说燕京》是我动笔写《民国清流》前，为寻找民国时期语言，以准确表现清流风神的尝试。写此书终于体悟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那种典雅的语言趣味，读了上千首明清诗歌，希望诗的气韵流贯在叙述中。

退休后，准备了12年，写起来行云流水，艰辛却愉悦，不足10年出版了16部书。只要生命在，我会一直写下去，许多东西在召唤着我：《梁启超传》《绛云楼逸事——柳如是小传》……

中华读书报：如果请您带3本书到孤岛，您愿意选择哪3本？

汪兆骞：我会带的3本书：一《史记》，我所有著作皆传记体；二刘勰《文心雕龙》，有不少美学问题要认真请教；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我与胡适的心灵对话，尚未完结。

（作者：汪兆骞 宋庄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