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村民嵌进产业链,让生态价值落进村
□黄颂城
近年来,东源县依托良好的山水林田本底,不断推动生态资源与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逐步走出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镇村发展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村民并非旁观者,而是以多种方式嵌入产业链条,通过自主种植特色农产品、土地流转获取租金、开办民宿等形式参与其中,构成了东源县生态产业与农文旅融合最真实的发展图景。
东源县依托良好的山水林田本底,不断推动生态资源与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特色农业、文旅融合、森林康养等项目多点开花,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参与特色产业发展。生态产业成为村集体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义合镇香溪村的山苏特色蔬菜基地、曾田镇池田村的嘉宝果、双江镇寨子村的沙糖桔和黄金百香果等特色产业每年为村集体带来可观收益,并且村民嵌入产业发展的方式日趋多元,与产业链的利益绑定不断紧密。但是村民参与深度仍滞后于参与广度,利益联结的“紧”尚未完全转化为收益分配的“实”。
一、生态产业中村民参与的深层制约
东源县部分乡村产业的村民参与仍停留在低附加值的临时性务工或土地租赁层面,村民在产业规划、项目决策、收益分成等关键环节的话语权有限,实质上处于“被参与”状态。若这些困境得不到有效破解,不仅挫伤村民投身生态产业的内生动力,更会削弱产业自身的可持续性与共富效应。
(一)人口结构失衡,深度参与受限。
东源县部分村落人口结构呈现显著的“深度老龄化”特征。中老年群体受限于知识储备、数字素养与体力条件,多集中于低附加值的种植管护、基地零工等环节,而在产业规划编制、项目选址决策、收益分配方案制定等需要专业知识与议事能力的核心治理环节,难以形成有效表达与实质介入。青壮年大量外流使得村庄内部缺乏承接高层级参与的中坚力量,村民对产业的参与由此常处于“身体在场、决策缺席”的状态,赋权深度与人口活力之间形成明显断层。
(二)意见反馈被动响应,主动参与意识薄弱。东源县部分村里的产业决策的村民意见表达机制呈现显著的“被动化”特征,主要依赖村“两委”召开相应议事会议、村干部下队走访等被动形式;从质量看,因部分群众信息获取能力有限,会前的产业信息了解不足,导致所提意见多停留在感性诉求层面,难以转化为可操作的决策参考。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在利益联结机制上,村民担忧需要承担生态产品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导致村民参与生态产业事务的积极性降低;且当议题不涉及土地、分红等直接利益时,村民极少主动前往村委会或经营主体反馈意见、要求参与决策,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则无主动表达”的参与惰性。
(三)承包经营决策内倾,村民决策空间受限。东源县部分村庄生态产业采取“企业承包经营”模式,生态产业由企业经营,此模式的产业决策权实际掌握在企业手中,村民参与可能被结构性地排除在核心治理环节之外。村集体的角色主要局限于土地流转出租方,以收取租金或入股分红为主要收益来源,缺乏介入产业规划、经营策略等决策过程的制度化渠道。
二、生态产业中村民参与的优化建议
生态产业与农文旅融合的共富效应能否真正释放,村民是否以主体身份进入产业链与治理链是关键。对于村民参与面临人口结构老化、意见表达被动、决策权外部化等结构性困境,破解策略需从参与渠道拓展、村民观念转变、决策机制优化等层面进行系统性回应。唯有正视问题根源并采取针对性优化措施,才能将村民的积极性、主观性与主体性真正释放出来,使生态产业与农文旅融合的共富效应落地生根。
(一)数字赋能信息共享,科技畅通参与渠道。科技新质生产力为破解生态产业村民参与中的“时空阻隔”与“主体断层”提供了可行路径。借助微信群、微信小程序等数字工具,可将产业规划、项目建设等信息实时推送至在外务工村民,使其突破地理限制参与线上议事,将外部市场信息与新视角引入家乡产业决策;同时通过语音输入、大字体界面等适老化改造,降低留守老年群体的数字化应用门槛,使其便捷反馈意见。浙江衢州“村情通”小程序的实践表明,将议事平台嵌入村民日常使用的社交场景,能有效激活外出与留守两类群体的参与意愿,使决策从“少数人到场”转向“多数人在线”。东源县可以借助“河源支书”小程序,开设村民参与生态产业的相应板块,引入数字议事机制,以技术赋能补齐参与短板,让村民无论身在何处、年长几何,都能成为产业建设的实质主体。
(二)引导观念积极转变,激活村民主体意识。为提升村民参与积极性,在利益联结机制上,政府及村“两委”积极牵线搭桥,推动农户与企业签订长期固定收购合同,明确产品规格、收购价格等标准,约定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由企业兜底承担,以消除农户“价贱伤农”的后顾之忧。村“两委”是村民了解产业的重要窗口,其宣讲引导能力极大地促进了村民从“听不懂、不关心”转向“想参与、会参与”的速度。将产业宣讲嵌入日常治理场景,如村干部在下队走访、村民代表会议等场合,用大白话讲清产业规划逻辑、预期收益及分红机制,对村民疑虑做到“现场解、当面答”,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观望心态;同时通过树立参与典型、表彰主动建言者等方式,强化“村产发展靠大家”的集体认同,唤醒村民作为产业建设主体的责任意识。浙江安吉余村在转型初期即由村支书逐户宣讲“生态补偿+旅游分红”方案,使村民从质疑转为支持,最终形成全村共议共决的治理格局。东源通过将“河源支书”小程序的线上政策推送与干部线下“面对面释疑”相结合,实现双轨并行,打通村民知情与认同的“最后一公里”。
(三)搭建村企议事桥梁,助力企业采纳民意。村“两委”可承担起村民与企业之间的沟通纽带职能,将分散、口语化甚至情绪化的村民意见进行收集、过滤与归纳,转化为条理清晰、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文本,给予企业作为参考,降低企业沟通成本,提升其听取民意的内在动力。同时,可与企业建立常态化的意见反馈协商机制,对于被企业采纳且切实产生效益的村民建议,由企业以赠送小礼品、本地农产品等低成本方式向建言村民给予正向回应。这种“低成本回馈”不增加企业运营负担,却能让村民直观感受到“说了有人听、听了有回响”,从而激发持续参与产业议事的内生动力,最终形成企业优化经营、村民增强认同的良性互动格局。
(作者单位:中共东源县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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