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东行 仁心不泯

Ai导读

晚清以降，西医沿珠江入粤，溯东江北上。在客家重镇河源，东江迎来了一批跨洋而来的西洋医师。手术刀与消毒术，第一次与千年汤药、针灸隔江相望。两种医学体系，曾有过碰撞与隔阂，更在战火硝烟中殊途同归。1908年东江之畔仁济医院的创立，是现代医学在这片土地上播下的第一粒种子；1934年中山纪念堂举办的国医检定考试，则是传统医术在“废止浪潮”中的艰难自救。

河源今辖各地政府则规范化中医、扶持西医发展、发展平民医疗、破除迷信疗愈，陆续筹划、建设乡村贫民赠医所、平民医院，免费施医赠药；持续发文打击神庙神方、巫医迷信，进行近代公共卫生探索。在时代浪潮中，河源民众求医的选择不再局限于汤药与符箓，可按需前往持证中医师处、西医诊所、公立慈善医院进行医疗救治。

医道东行，仁心不泯。今以此稿，致敬所有以仁术济苍生、以精诚守乡土的医务工作者。

民国河源，中医在“废止浪潮”中主动求变，1934年国医检定考试以制度准绳重塑行业根基；西医则依托仁济医院深耕东江流域，培养本土医师，推广新法接生与外科手术。面对乡间神巫迷信与缺医少药之困，地方治理举措兼容并蓄，既规范中医、肃清神方，亦兴办平民医院、推行科学防疫。两种医学从隔阂走向并行，最终殊途同归——汤药针灸与手术消毒，底色皆是济世仁心。

中山堂里的答卷：

一场国医考试与中医的艰难转型

笔试设六大科目

民国初年，“废止中医”的浪潮一度席卷朝野。论战几经拉扯，这场运动最终未能彻底推倒传统医学（当时称“国医”），却使得中医师的培养与执业有了更高的要求，建立准入门槛、规范执业秩序。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一月三十日，广东河源中山纪念堂举办了一场国医检定考试。上午8时30分点名入场，9时命题开考。笔试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伤科、麻痘六大科目，考生任选两题作答。考题处处扎根岭南民间常见病症：伤寒六经与温病三焦辨析、阴疮阳疮辨识、妇人习惯性小产调治、小儿疳积救治、外伤耳鼻离断处置、麻痘病证区分。考题甚是贴近乡间日常频发的疾患。

限正午12时交卷。下午1时30分开始进行口试、笔试，分双单号，题目共18道，经方时方皆有。单号题：人参白虎汤、金匮肾气丸、银翘散、四妙汤、阳和汤、胶艾四物汤、佛手散、升麻葛根汤、补中益气汤；双号题：调胃承气汤、桑菊饮、荆防败毒散、导赤散、生化汤、附子理中汤、生脉散、四逆汤。每题须说明处方用药之意。换言之，当局想要遴选的，不是只会背诵口诀的行医者，而是能够理解方药逻辑、辨证施治的从业者。

这场行业考试规格颇高。时任河源县县长钟耀焜亲任考试委员长，法院推事、检察官、县党部委员、公安分局局长、国医支馆馆长悉数到场监考。士绅、司法、警政、中医团体齐聚一堂，仪式肃穆。

下午3时口试考完后，傍晚，县长钟耀焜在叙然楼设宴款待全体考官。这场被刊载在各报刊上的宴席，可以看作官方在释放信号：中医不再是游离管控之外的民间私艺，正式被纳入地方行政治理范畴。

制定国医章程准入门槛

其实，这场检定国医考试之前，河源县已拟定并公布了《河源县检定国医章程》，这是一份完整、具备强制约束力的行业管理文本。

章程共有18条，划定清晰的行业壁垒：未经考试合格、没有登记领证者，一律禁止挂牌行医；违规私自执业者，最高可处以三百元罚金。

考试准入通道设计，兼顾新旧从业者，年满25岁即可报名应试，设置了免试通道：正规中医学校毕业生、持有各地行医执照、行医10年以上并由2名持证中医师担保的老医者，通过资格审查，可免于笔试、口试。这种安排，既给新生代医者设立考核标尺，也体谅深耕乡土多年的老牌中医师，避免激进政策的强行冲击，有碍基层医疗。

章程给中医师立下执业底线：不可无故拒诊；未经亲自诊察，不准随意开方施治；所有药方必须写明患者信息、脉象病证、药量用法，药方存根留存三年以备核查。一旦出现违规行医、诊疗失当，县政府和国医支馆有权勒令停业。

站在后世视角，我们不禁产生疑问：历经“废止中医”风波，中央国医馆及各地支馆本是中医群体自保抗争的产物，为何河源国医支馆主动联合当地政府，给自己戴上制度枷锁？

我们或可从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河源县支馆馆长陈希范的信中，找到藏在乡土社会现实矛盾之中的答案。1934年11月陈希范致《杏林医学月报》的信函里，他忧心忡忡地写道：国医群体警惕西医势力挤压、担忧中央国医馆被降格为普通民间社团；同时，本土中医内部良莠不齐，游医水平参差，鱼龙混杂的行医队伍持续损害国医声誉。大量没有师承、缺乏理论基础的行医者混杂民间，一旦诊疗失误，极易被反对中医者抓住口实，成为“中医不可信”的佐证。

推行检定考试，是国医界的自救策略。通过统一考核遴选从业者，建立行业标准，区分合格中医师与江湖游医，以规范化争取官方承认，稳固自身生存空间。

规范与破弊：公立医疗初建与乡土旧俗之变

河源县的治理思路颇为明晰：一边搭建公立西医医疗机构，一边规范中医执业；一边用行政手段打击害人的神方迷信，一边建立正规传统医学的准入体系。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河源县推行了一系列民生举措，发展西医体系是其中重要一项。1935年地方开始筹划乡村贫民赠医所；1936年河源县立平民医院落成，引入西医，推行赠药；1935年至1937年间，县政府两次发文严禁神巫开具神方，公安警员下乡焚毁神庙神方；1937年霍乱席卷东江，河源县发布近代第一套科学化防疫通告，普及饮水煮沸、防蝇隔离等卫生知识。

这些举措的推行，是颇有成效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17日晚，龙川县城厚堂街发生一起流血意外，因光线不佳，孝女阿金的头部被木匠不小心用斧击中，鲜血喷射而出。众人用尽办法止血，阿金仍是昏迷不醒，奄奄一息，至深夜，家人赶去聘请西医到家医理，但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后去世。在这种重伤情况下，龙川邑民想到的是去请西医，而非中医。

当然，章程与现实之间尚有落差。民国时期基层财政拮据，没有常态化卫生机构，巡查惩戒大多依靠公安分局、区乡公所兼职执行。且乡间幅员辽阔，山高路远，向游医问诊、秘密求神取方的现象很难彻底肃清。检定国医考试无法年年举办，证照办理需要缴纳照费、证书费、印花税，这对于底层医者来说，是一道经济门槛。

废止中医的激进路线被中止之后，河源县承认传统医学合法地位，但将其强制纳入现代行政管理框架，设立考核、规范处方、划定执业门槛。中医不再是自在生长的乡土技艺，开始向制度化职业转变。

这场在河源县举办的国医考试，可谓近代中国医学转型时期的一个生动缩影。

彼时民众求医，大致有三条路子：代表新式科学卫生体系的西医；谋求合法席位、规范化之后的国医；根植乡土最原始的信仰疗愈的神方、巫医。一面是流传数百年的乡土诊疗传统，乡间游医、草药先生随处可见；另一面，神巫、求神问卜、神庙神方深度嵌入民众求医习惯。路途遥远、诊金昂贵，常常迫使底层贫民放弃正规求医，寄望于虚无的符箓药方。复杂的乡土环境，让河源官方与国医支馆联手推行医师检定。

民国后期，虽然西医陆续增多，但农村群众治病仍以中医为主，1946年河源县登记在册的中医师有96人，比较有名望的中医师有刘瑞九、罗权、陈润初、何明、邱育仁、程天生、叶寿、邱克明、郑省照；跌打医师有李纯旺、黄慕明。

民国期间，连平县民以中医治病为主，许多中药店请中医师坐堂，也有为数不少的是兼职的中医。至1949年，较知名的中医生、民间医生共有51名，各人擅长领域不同。民间医生用中医药治疗“黄疸”（传染性肝炎）、“症阳”（肾炎）、蛇伤等疾病有其独特的疗效。当时城乡虽有多名西医挂牌行医，但问津者甚少。至1949年，全县有中医师、民间医生51人，西医师11人，其中3名是基督教传教士，均个人挂牌行医；从事西法接生的助产人员7人；游击队卫生员9人。

回望1934年，河源中山纪念堂里的笔墨试卷，早已泛黄消散，但那次考试提出的命题依旧具有参照意义：传统医学如何建立自身标准，区分良莠；公共治理如何平衡乡土习俗、民间医术与现代卫生制度；如何提供普惠、可及的正规医疗，从根源减少民众寄望迷信疗法。

东江边的“洋博士”：仁济医院与河源西医的拓荒岁月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德国基督教巴色差会在东江边创建“河源仁济医院”，法国医学博士和士明医师来华坐诊，现代西医由此进入河源。

西医师与华医师

共同服务河源民众

建院40多年间，服务河源仁济医院的西籍医师有和士明医师、卜其智博士、揭雨慈医师、戴仁兴博士等；华医师则有吕奕良、罗建安、刘学贵、陈伟根、古永思等。在该院习医毕业而先后留院服务者则有陈公民、陈运初、陈权初、黄叔鸾等。

初创时期的仁济医院，门庭冷清。民众对西洋医术充满疑虑，汤药、针灸才是代代相传的治病方式，打针、手术、消毒、新法接生，统统属于陌生而危险的外来事物。40多年间，不少外籍医务工作者扎根河源，一直坚守。一批来自德国、瑞士的医师、护士远渡重洋来到东江。和士明、卜其智、揭雨慈、戴仁兴先后执掌院务；赫求光、包容真、顾春婢、苏道波等外籍女护士，当时乡民尊称为“姑娘”，承担助产、护理、宣教等工作。

医院开办初期，主要负责人为法国医学博士和士明。当时是清朝末年，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人们对西医存有害怕心理，一般的人都不敢来仁济医院就诊。和士明、赫求光(助产士)作为开拓者，尽量发挥西医特长，如治疗病人时用药片止痛退热快，用碘酒消毒伤口不会发炎，用棉花、纱布、绷带作为外科药的材料，特别是打针，用刀子做破割手术，这些在当时都是新鲜事，人们事后作新闻互相传颂。这样初步打消了病人的顾虑，西医西药的疗效开始在群众中有了信誉。

其中，戴仁兴是绕不开的名字。这位德国医生前后在河源履职21年，性情温厚、出诊从不推辞，被当地人亲切唤作“戴老”。民国十五年（1926年）初掌仁济，医院业务日渐兴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再度返回河源执掌院务，迎来医院发展的黄金时期。面对产妇缺乏安全接生场所的困境，他在1947年牵头动工修建“仁兴产厦”，直至1949年夏落成，专门用于产科诊疗，成为东江早期规范化产科阵地。

学徒式培育本土西医师

西医若要真正扎根乡土，必须培育本土人才。仁济医院自建院起，便开启学徒式医学教育，前后培养医务人员40余人。1921年，本地人陈公民学成出师，成为仁济培养的第一位本土西医，后来远赴泰国行医；陈运初、陈权初、黄叔鸾相继学成留院。黄叔鸾自1937年留院工作直至退休，毕生行医造福乡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被培养出来的西医师，除部分留院工作外，大部分分布于县内各乡镇及邻近县，为该地区医疗保健事业作出贡献。如:参加了游击队的陈振鹏（陈乾），在游击区培训了不少卫生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会县医院院长，和平县的张素群、邬立夫分别担任了和平县医院产科医师和林寨卫生院医生；紫金县的周天助、刘赛兰夫妇分别担任了古竹卫生院院长和妇产科医师，龙门县的张素兰，惠州市的陈玉英均担任了该县、市医院的妇产科医师，连平县的张秀满，在该县城开展了新法接生抢救了不少婴儿、产妇。留在本县内各区的陈权初、陈润初、林秀通、陈生脑等是当地比较有名望的医生。留在县直单位工作的钟俊人任县卫校校长、主管医师；张慈容担任了县保健院妇产科医师、组长；张慈惠保任了县人民医院的检验师、科室负责人。而黄叔鸾则一直留在县医院工作，担任县人民医院的医务主任，主治医师。（载黄叔鸾修撰的《河源仁济医院史略》）

就诊人数激增

仁济医院赢得百姓信任

一份1933年刊登在《统计月刊》的官方统计报表，反映出那个年代河源中西医从业人数及医疗机构现状。当年全县登记中医合计56人，中药房47间；西医一共15人，西药房仅12间。中医无论是从业者数量、门店规模，都占据绝对优势。西医尚属新兴力量，但一直在发展。民国初年，谢德友在公园路开设河源县首家西药房，兼营诊疗；1931年前后，河源县有西医诊所10余家，医药人员30余人；抗战胜利后，不少退伍军医落脚河源开设诊所，至1949年，西医诊所突破20间，西医从业人员扩充至50余人。西医势力逐渐成长，中西医并存的格局初步显现。

门诊数字，是民众观念转变最直观的佐证。1936年，仁济医院全年门诊接诊6015人次，住院409人；时至1946年，门诊接诊暴涨至30162人次，住院人数达1371人。十年之间，门诊接诊量翻了五倍。前来求医的病患包罗东江乡土常见的顽疾：疟疾、钩虫病、脾脏肿大、癫痫、麻风，以及季节性瘟疫。

其中产科的变化，最能体现西医带来的生命观念革新。彼时乡间普遍沿用旧式接生，不懂消毒，新生儿破伤风、产妇大出血、产褥感染频发，生育被视作一场生死赌博。仁济医院专门设立产房、留产室、洗婴室，护士定期下乡推广新法接生，运用产钳、胎位复位手法挽救高危产妇，抢救回来不少妇婴性命。正如当年教会刊物记录：满心忧惧入院待产的妇人，休养月余，抱着婴儿欢喜归家。

抗战硝烟之中，仁济医院更显底色。防空警报响起，敌机盘旋上空，手术台上的医护却不愿撤离。一旦挪动术中病人，震荡、感染都可能直接夺走生命。医师与护士选择充耳不闻空袭警报，凝神完成手术。

战事带来大量伤兵，医院外科手术量激增，枪伤清创、缝合、截肢成为常态。西洋医术不再仅仅是外来的新鲜事物，成为乱世之中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保障，渐渐消解了乡民长久以来的隔阂与猜忌。

当然，西医初入河源时有其时代局限。1949年河源解放之时，仁济医院历经41年经营，全院仅有病床80张，医务人员30人。实验室仅有一台普通显微镜、手摇离心机，手术室只有简易手术床与基础器械。硬件匮乏、人才稀缺，西医资源大多集中在县城，偏远乡村依旧求医艰难。

1952年，河源县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仁济医院。次年，县卫生院迁入该院，合并改组为河源县人民医院。来自德国、瑞士的外籍医护陆续归国，戴仁兴离开河源返回故土，多年后他的女儿曾两度重返河源，感慨医院新旧变迁。

仁济医院旧址现在是河源市中医院，门前东江流水依然日夜不息。一百多年前，德国、瑞士籍医师远渡重洋在此落地现代医学，戴仁兴等西洋博士在这里开展手术、推广新法接生；而这片土地现在，汤药、针灸、辨证论治成为日常。乍看似乎有种戏剧感，实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漫长对话，围绕“仁”“济”二字，以仁术济世——无论对于西医外科手术，还是中医汤药针灸，底色原无二致。在普通百姓眼中，没有“西医”“中医”的主义之争，只有能不能救命、能不能保障健康。同一个东江人家，可能上午寻中医师调理咳喘，急症外伤时请西医师缝合清创。两种迥异的医学体系，跨越百年，最终落脚于同一个目标——守护东江两岸百姓的生命与尊严。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