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伯韬与牛牯都之乱 清初河源地区的两场民变

龙川县通衢玳瑁山

龙川田心民宅旁边，尚可见城墙遗迹。康熙四十二年，牛牯都率领数百矿徒，架设云梯强攻龙川田心屯城。

Ai导读

明末清初是岭南地区社会秩序剧烈动荡的转型时期。明清鼎革之际，中原战乱波及岭南，清廷入主广东初期，主要精力集中于平定广州、潮州等主要城镇，对偏远山区的管控松懈，旧有保甲制度废弛，官府的控制力薄弱，加以东江上游特殊的山地地理与矿产开发复杂形势、民众生存危机与民间信仰异化，催生了粤东多起山区民变与武装动乱。

明末清初是岭南地区社会秩序剧烈动荡的转型时期。明清鼎革之际，中原战乱波及岭南，清廷入主广东初期，主要精力集中于平定广州、潮州等主要城镇，对偏远山区的管控松懈，旧有保甲制度废弛，官府的控制力薄弱，加以东江上游特殊的山地地理与矿产开发复杂形势、民众生存危机与民间信仰异化，催生了粤东多起山区民变与武装动乱。

清初粤东惠州府北部的河源、龙川、永安（今紫金）三县，地处粤赣两省交界、东江中上游，自古以来官府政令难及、管控松弛、易生匪寇。河源、永安、龙川交界的矮嶂、蓝溪、密坑一带银矿资源富集，明代以来便是民间私采之地，清初矿禁松弛，大量流民、亡命徒聚集矿区，逐步形成脱离官府户籍管控的边缘群体，长期游离于王朝秩序之外。同时，清初赋税沿袭明末旧制，再加上战乱后的摊派征缴，大量失去土地、无以为生的民众被迫啸聚山林，或劫掠自保，或聚众起事，对抗官府。

相较于粤东沿海平原，河源山区山高路险，兵力单薄，成为流民啸聚、叛党割据的绝佳根据地，素称“盗薮”。顺治、康熙年间先后爆发的史伯韬白水斋教乱与牛牯都矿徒之乱，一以宗教聚众、一以矿徒起事，跨越近半个世纪，虽“首逆”籍贯、初始“巢穴”属地为长乐县（今五华），但两场动乱的主要战场、割据腹地均集中在今河源三县境内，对东江上游河源一带的社会治理、军政布局影响深远。二者推动了清廷在龙川、永安、河源一线重构军政建制与基层秩序。

顺治史伯韬白水斋教乱

史伯韬为清初长乐县（今五华）人，其所创白水斋教发源长乐，早期势力扎根长乐北部山区。因长乐与今河源属地的龙川南部、永安（紫金）西南山水相连，教派势力快速跨域蔓延，深入河源交界深山，最终形成跨长乐、永安、龙川三地的民间割据势力，是东江上游少见的举着宗教大旗的武装力量。

史伯韬的“灵感”，大概是从汉末张鲁五斗米道中来的。明清鼎革之时，底层民众的生存压力巨大，他打出治病救人旗号，“夜间斋戒参神，书符求白水，为人治病，颇有验”。在缺医少药、人命如草芥的乱世，这种带有巫术性质的治病手段，加上仿效“米贼（指张鲁）之风”的粮食救济承诺，对绝望中的百姓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短时间内就“聚众数万”，教众多为长乐北部、龙川南部、永安西南山区的无地流民、贫苦农户、山区游民。他建造了“太极洞天心处八角楼”，公然置备“龙床龙椅”，并定下“新恩定命”之号。在组织架构上，他设立了“护法救国”的职位，将教徒编为“八十一堂”，其规模之庞大、等级之森严，俨然是深山中的一个小朝廷。

势力稳固后，史伯韬不再局限于传教敛众，公然以长乐双头为据点进行武装割据，随即出兵侵扰毗邻的龙川、永安地界，频繁攻劫乡里、围困村寨。

白水斋教众重点攻打龙川鳖坑围、石碣围等地方重要堡寨，其中乡绅何显畴率众死守鳖坑围得以保全，而石碣围遭遇猛烈围攻。原副将赖万金领兵往剿，耗时一月久攻不克，足见这支宗教武装战力之强、防守之固，地方单股兵力已完全无力压制。

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初定岭南，重兵驻守沿海府城，河源、龙川、永安山区兵力极度空虚，基层保甲废弛、汛防残缺。面对数万叛军割据作乱，河源地方武官疲于奔命、被动防御，完全无力主动清剿。史伯韬武装肆意劫掠河源乡村、屠戮乡民、毁坏聚落，导致东江上游数县民生凋敝、人心惶惶。

史伯韬之乱的最终平定，依托外援官军与河源地方力量的配合。顺治八年三月，惠州协镇副总兵黄应杰率军返回龙川通衢，恰逢石碣围战事胶着，危局难破。久战乏力的赖万金连夜赴营求援，主动请缨为前驱，恳请大军深入龙川剿贼。黄应杰抵达白水斋双头巢穴后，秉持先抚后剿的策略，先对史伯韬晓以祸福、劝其归降，力求安抚地方，减少战乱屠戮。但史伯韬自恃人多势众、占据天险，拒不服从招抚。黄应杰果断下令进军，一鼓作气攻破其巢穴，彻底歼灭白水斋势力，当场诛杀史伯韬，终结了白水斋在粤东的传播，瓦解了其八十一堂的宗教团体，驱散数万附从教众，根除了这一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势力，顺治初年粤东动荡的社会局势得到相当程度上的稳定。

康熙也好奇的“肉翼飞天”牛牯都之乱

相较于史伯韬的宗教聚众模式，牛牯都之乱则是矿徒武装作乱，依托矿产资源与险峻地利长期割据。草莽枭雄牛牯都为长乐县矿徒，矿工生涯艰苦而危险，也铸就了他彪悍、果决的性格。他勇武过人，拥有极强的个人战斗力，史料记载其“有勇力，常以两铁牌自捍，上下绝壁如飞”，擅长山地作战，能够穿梭于悬崖峭壁之间，武力值跟现在的特种兵有得一拼。

康熙初年，永安矮嶂、河源蓝溪密坑一带银矿私采盛行，大量流民、失业民众聚集于此盗采银矿，形成松散的矿徒群体。

而清廷也意识到此处重要，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将平海都司移驻永安城，并设立矮嶂汛。

然而这也并不能阻止牛牯都的发展、壮大。他凭借勇武胆识，收拢数百矿徒，结成武装团伙，以矮嶂矿区为初始据点，夜聚晓散、盗矿劫掠。初期团伙以私采银矿牟利，闲暇时劫掠河源、龙川等周边乡村，侵扰百姓。

从康熙三十三年至康熙四十二年，牛牯都势力持续扩张，作乱进程长达十年之久。康熙三十三年，其团伙频繁劫掠永安、龙川乡落；康熙三十八年，占据蓝溪密坑（今属东源）凹下山，修筑炮台、营垒、井灶，建成可容千人的据点，扎根河源深山；康熙四十年，焚劫海丰等邻近乡堡，祸及多县。其盘踞的凹下山三面石壁，地势险峻，自带水源，工事完备，是河源深山天然的割据堡垒，为其长期抵抗官府提供了地利。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十一月，牛牯都之乱达到顶峰，从山林劫掠升级为武装攻城造反。他率领数百矿徒，架设云梯强攻龙川田心屯城，焚毁民房5间，掳走秀才陈公亮父子兄弟、周仲勋父子等地方士绅八九人。绑架读书人，不仅是图财，更是在羞辱和挑战朝廷在基层的权威象征。

攻城得手后，牛牯都收拢各路矿徒，依托凹下山天险，设炮台、修工事，“恃险负固，以叛”，欲与清廷长期对峙。

动乱升级后，广东提督迅速派遣副将率军进山征剿，但牛牯都熟知山地地形，凭借险要巢穴严防死守，占据地利优势，官军数次强攻均无功而返，始终无法突破叛军防线，围剿战事陷入僵局。

为打破困局，清廷推行四县会剿，于康熙四十三年八月，调集河源、龙川、长乐、永安四县城守兵力协同进军，合力围剿叛军。但此次会剿并未取得预期战果，反而遭遇重大挫败。龙川城守吕超奉命带兵进山剿匪，因不熟悉山区路况，误入牛牯都预设的埋伏圈。叛军依托山林地形突袭官军，清军大败，吕超战死沙场，麾下李福、李振玉、黄云等7名士兵悉数阵亡，官军伤亡惨重。此战之后，牛牯都声势更盛，朝野震动，地方官府对其愈发忌惮。

清廷重臣赵弘灿平叛

河源四县会剿惨败后，粤东北山区治理有失控之危。清廷深知河源深山余孽难除、隐患深重，非寻常地方官可镇抚，遂特调将门重臣赵弘灿（字天英）提督粤军，专责平定河源匪乱、整顿东江上游军政。

据史料记载，赵弘灿文武兼备、德威兼具，抵任后，他有针对性地重新设置基层安防，严查保甲、增设塘汛、密察奸宄、加强侦探，同时檄调水师打造哨船，沿江海、东江沿线昼夜巡缉，补齐河源山区水陆防御空白，为清剿牛牯都势力筑牢根基。

针对盘踞河源永安深山十余年、屡剿不灭的牛牯都武装，赵弘灿摒弃以往的蛮力强攻，召集诸将研判河源诸县山地地势、贼寇布防特点，亲授精妙方略、出奇制胜，精准突袭叛军核心巢穴，一举生擒首逆牛牯都。

据有关史料记载，赵弘灿的计策是：赵令人准备好衣冠、盔甲、靴帽，通知永安、河源、长乐等地的守军配合，假装要招抚牛牯都，邀请他出来“拜盟”，并演戏、摆酒款待。牛牯都信以为真，出巢赴会，清军趁机将其擒获，押解到提督府处斩。为兼顾河源民生安定，有司仅诛杀十余名高层头目，赦免被裹挟的河源本地流民、矿徒，最大限度安抚地方、减少株连。

案件审讯后上报抚院，再转奏朝廷。康熙皇帝听说后说：“此人甚有能勇，肉翼飞天，何不解来我看？”意思是：这人这么能打，简直像长了翅膀一样，怎么不押来京城让我看看？事后，参与征剿不力的官员被减俸、降职。

善后行动与粤东军营强化

两次民变的平息，并不意味着问题彻底解决。清廷在付出惨痛代价后，开始反思并调整其在粤东的治理策略。

牛牯都死后，康熙三十三年已移设的平海营都司与矮嶂汛，其军事价值愈发凸显。“当事者以永邑山嶂阻深，易为盗薮，故移设营汛以重防守”。这说明朝廷已经意识到，这片地形复杂的山区是滋生叛乱的温床，必须依靠常驻的军事力量来填补控制空白。

赵弘灿“清保甲，增塘汛，稽查奸宄”“檄水师造哨船，沿江海上下，昼夜巡缉”，使得“旌旗壁垒，为之一新”。通过强化基层的保甲制度，将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矿徒”“流民”重新纳入监控网，同时以密集的水陆巡逻，织就一张令“矿寇”无处遁形的军事网络。

平定牛牯都之乱后，赵弘灿着眼于根源治理，大刀阔斧地改革，革除粤东军营积弊，从制度上杜绝动乱再生。清初粤东兵饷沿袭旧制，四季发放紊乱、盈亏无定，军士常常粮饷不济，甚至出现借贷、变卖产业度日的困境，军心涣散、战力孱弱，也是此前剿匪屡屡失利的重要原因。赵弘灿大刀阔斧改革军制，核定各营兵员粮饷，推行按月发饷的定制，保障军士衣食充足，于是“士饱马腾，部伍欢呼”，该项制度随后成为定例。

除此之外，赵弘灿在任四年间，推行诸多恤兵爱民、整肃防务的举措，以德威治粤，不怒而威、教化大行，让粤东军政、民风焕然一新。凭借平定河源牛牯都之乱、整饬两广军政的功绩，赵弘灿深得康熙帝器重，由广东提督擢升为两广总制。

矿民之患与治

粤东的匪患问题，根源在于数量庞大的失业人口聚集于矿山。明末户部尚书李侍问在上疏中曾引龙川县的申文云：“棍徒啸聚于矿山，时出焚劫，良民惨不可言。”“矿一日不除，盗贼一日不息，八方一日不宁”。矿徒作乱最大的治理难题，在于跨界游击、随矿转移、来去自如的流动模式：官军一旦进山围剿，贼寇即刻退回深山矿区隐匿；官军撤防，贼寇便再度出山劫掠。以龙川地缘形势而论，贼寇自北南下侵扰，官军追剿则遁入长乐矿区；贼寇自南北上侵扰，官军追剿则窜入永安、河源深山矿区，四县山地互联互通、矿点密布，形成四通八达的逃窜通道，致使官军追剿徒劳无功，匪寇肆意横行、毫无忌惮。

此文还颇富远见地指出，彼时聚集在粤东跨界矿区的矿徒、流民多达万人，日常粮食供给全部仰仗龙川、河源、永安、长乐周边各县。若年岁丰熟，尚可勉强维系粮米籴买、安稳局势；一旦遭遇荒年歉收、粮价腾涌，周边州县无余粮供给数万流民，这批无业无籍、恃勇好斗的矿徒绝不可能束手待毙，届时必将爆发更大规模的劫掠与叛乱，其祸惨烈、难以估量。为此龙川官方提前建言，治理矿乱不可专任兵力围剿，更需以安抚疏导、劝谕解散为核心，分化瓦解矿徒团伙、潜消未然之祸。

明朝廷还没来得及对此进行处置便已覆亡，而龙川县的这份公文所言之事，即被康熙年间牛牯都之乱所印证。这也说明，牛牯都之乱并非简单劫掠，而是关乎粤东山区民生安稳与长治久安的系统性治理难题。

是封禁矿山以杜绝流民聚集，还是开放矿山让“穷民入山佣工”以获得生计？清廷在严厉封禁的同时，也意识到让民众安居乐业才是长治久安之策，但在地少人多的粤东山区，这种理想化的农业回归始终难以真正实现。

□本报记者 凌丽/文图

本版依据史料：光绪《惠州府志》、乾隆《广州府志》、《雷乡野乘》、清邱嘉穗《东山草堂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