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隆1942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谨以此文，向“最伟大的抢救”——1942年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中，那些暗夜行舟、智勇救人、有名或无名的先辈致敬。 ——题记

1  阔佬来了

1月，香港及老隆码头

码头传来消息：“来了三个阔佬。”

一个穿着黑上衣，头戴鸭舌帽，胖胖的，身子很壮实；一个穿件中式大棉袄，个子有点矮；一个白净瘦高个，戴着眼镜像知识分子。

毕竟是旧历年底了，逃难的、返乡的、做生意的人，在码头多了起来，让小镇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有了些许热闹。

三个阔佬径直向熙熙攘攘的老隆街头走去，他们是廖承志、连贯、乔冠华。随行的看似伙计的廖安祥记得，那天是1942年1月28日。

廖承志、连贯是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该办事处于1938年设立，位于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对外挂牌为“粤华公司”，做茶叶批发生意。

廖承志、连贯是客家人。廖承志籍贯惠州，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1908年9月出生于日本，父母给他起名“承志”，希望其长大后继承革命先辈的志向。连贯是大埔人，原名连学史，1906年出生，做过裁缝铺学徒、印染坊帮手、小学教员、文艺战士，先后辗转广州、珠海、上海、越南、香港等地从事革命事业。

乔冠华来自江苏盐城，生于1913年，十六岁考入清华大学，到日本留学后又去了“盛产”哲学家的德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号称“学霸”的乔冠华放弃了做哲学家的念头，于1938年来到香港。经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香港创办“中国通讯社”，任社长，用笔杆子战斗。

真正的阔佬——香港东利运输公司老板廖安祥，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地下交通员。他与老隆义孚行的张老板同是梅县人，两人熟悉。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走进义孚行，这里的伙计只知道，他们是来自香港的股东。

三人都是第一次来老隆，急着商议一件大事：建立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秘密联络站。

叙述这场大营救，必须回溯到事件的起点——香港。

当日军炮声震响香港时，党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于1942年12月9日两次急电廖承志等。有一封是这样的：“港中的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住九龙的朋友撤出否？能否有一部分人隐蔽？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

字里行间及每一个问号，透露出周恩来心里对身陷香港危境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牵挂与焦灼。

电文中所说的“朋友”，大多是因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被我党安排到香港的，以便他们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进行抗日反蒋活动。

这些朋友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胡绳、范长江、张友渔、戈宝权、黎澍、金仲华、沙千里、胡风、胡仲持、吴全衡、恽逸群、廖沫沙、司徒惠敏、梁漱溟、胡蝶等。

这份“朋友”名单很长……

日本攻占香港之前，就知悉这里有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名人，计划占领后搜捕、招降他们。

情况危殆，时间紧迫。

12月初的一天，广东人民东江特委书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委尹林平从九龙赶到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他预感到日军要进攻香港了，想过来“听听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领导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不料，廖承志、连贯和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中共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及南方局派来的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正在开会。

见尹林平来了，廖承志立即起身招呼：“说曹操，曹操就到。你来得很及时……”

这时尹林平才知道，他们在讨论如何将滞港的文化名人安全撤离到东江游击区。“这事可得由你来扛大旗了，你们的部队要马上做好护送文化人的准备工作。”廖承志对尹林平说。

突然来个重大任务，这是尹林平始料不及的。尹林平回到九龙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方办事处，约了何鼎华、李健行等人开会。他说：“党中央为了保护我国革命文化界精英，要我们不惜牺牲，竭尽全力帮助这些文化人安全撤出港九到东江游击区，我已向廖公（廖承志）作了保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全力做好工作。”

接着，梳理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建立秘密接待站、有哪些撤退线路、吃饭及相关物资如何保障……

25日，香港沦陷。日军从海上封锁了香港，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失去了联系。尹林平命令李健行，哪怕付出牺牲的代价，也要在三天内把他们安全带到九龙来。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有电台跟党中央保持联系，又熟悉留在香港的文化人情况。此刻，尹林平深知：“只有把他们先抢救出来，我们才能把几百名文化人拯救出来。”

铜锣湾避风塘一艘大驳船上，廖承志、连贯、乔冠华正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从九龙偷渡过来的李健行与廖安祥，一身湿漉漉地来了。廖安祥说：“穿越日军封锁线时，人掉海里了，好险！”

李健行还告知一个重要情报：日军为解决战后香港粮食短缺问题，将于近期疏散大批难民回到内地去。

这是抢救文化人出港的绝好机会！

当晚，李健行找来一艘船，把廖承志、连贯、乔冠华装扮成“香港大亨”，第二天清晨由李健行护送，偷渡到九龙、西贡。1942年1月1日，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在惠阳大队武工队队长黄冠芳护送下，每人手拿香烛等供品，混在难民和上香的人群中，抵达山寮村，接着夜渡大鹏湾。次日凌晨5时上岸，由惠阳大队人员接到大队所在地田心村石桥坑。1月中旬，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经坪山、茶园、淡水等敌、伪、匪、顽占据的复杂地区，抵达惠州，又乘船逆东江而上，八天后以“三个阔佬”的模样出现在老隆。

这三人既是大营救的组织者，又是第一批被抢救者。

在持续阴冷的日子，傍晚的天空出现一抹亮光，照亮了老隆的街巷。

2  妙设枢纽

2月，白石龙、惠州、老隆

香港的“朋友”，撤到哪里去？

去桂林！去苏北……

那具体线路怎么走？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从香港出发，1个月后抵达老隆，走完这一趟，终于让一开始在地图上或脑海里圈出来的撤退线路，逐渐明朗起来。

日军刚进攻香港时，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收到了南方局周恩来的急电指示：“如有可能，先至澳门转广州湾（今湛江港），或先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接着又有稍详细的电报指示，除去广州湾、东江外，马来西亚也可去一些，如去琼崖与东江游击区更好。

南方局给出的撤离线路是方向性的，以往西为主，坐船离港。

随着形势越来越紧张，周恩来与南委、东江游击队之间频繁密电磋商，又提出：一些去浙江，经沪到苏北；一些去桂林；一些来渝。

方向定了，具体的大营救线路，就只能靠廖承志等人和东江游击区领导、各地党组织负责人来商定了。

1941年12月30日，旺角上海街一栋普通楼房里，不时传出哗啦哗啦的麻将声。李健行护送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到了，见到尹林平、何鼎华，没有寒暄。尹林平说，在九龙半岛，东江游击队开辟了两条线路，一条是从青山道经荃湾、元朗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一条是九龙至西贡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

还有水路？见大家纳闷，尹林平又说：“我们有几艘‘大眼鸡’渔船，一支护航队……这条路嘛，主要照顾一些既不宜公开露面，又不能长途跋涉的特殊人物。”

听尹林平这么一说，廖承志不由得“啊”了一声，便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连贯啧啧称赞：“想得真周到、真周到，我们放心了。”乔冠华话一出就是知识分子的味道，他打趣说：“你们东江游击队，不但是陆地猛虎，而且是水上蛟龙。”

滞留香港的文化人撤到游击区的线路，就这么定了。

1942年1月3日中午，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乘船偷渡，到达了坪山东南的石桥坑——惠阳大队所在地，随行的还有张文彬和尹林平。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副总队长曾生接见了他们。稍作歇息后，便开会商议转移路线及护送工作——

惠州是重要中转点，要设秘密接待站；连贯同志到老隆，负责那一段的接待工作；乔冠华同志去韶关，负责由韶关转到桂林的接待工作；张文彬把这次会议及其他的营救情况，电告“中央、韶梅并报南委”，并称“小廖与连贯因惠阳告急，彼有去老隆转韶可能……”

惠州作为重要中转站，几人说着说着，明确了。老隆也被列为转运站，但没有作为重点选择，只是“可能”。

惠州秘密联络站设在哪？谁来负责？

告别尹林平、曾生等人，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在游击队员护送下，先后碰到几番险情，至1月下旬行至惠州。见到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惠阳县梁化区委书记陈永，他俩根据组织安排，已是西装革履一副大老板的派头，从惠州乡下进城摇身一变成了香港“昌业公司经理”。同时，廖承志安排从香港过来的廖安祥开办“源吉行”商行，作为惠州秘密联络站之一。

正是走过了这一段路，三人才确切地知道，广九和粤汉铁路南段已被日军控制，走铁路去韶关，不可能了。

随乔冠华创办香港中国通讯社的胡一声，刚好也从香港“逃”到了惠州，大家又一起研究老隆、兴梅路线。

他们在地板上反复比画，老隆是龙川县重镇，东江航道的终点，往西可去韶关，经湖南转桂、黔、川渝；往东可去兴、梅、埔，转闽西南、闽西北，再辗转去皖南、苏北。

要把从香港抢救出来的文化人继续往内地更安全的地方转移，非经惠州北上老隆不可。

老隆作为转移香港文化名人的枢纽作用，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声中，被进一步标识出来。

事后证明，把老隆作为中转枢纽，妙！

线路清晰了。安全护送难题如何解决？老隆和韶关地处国统区，已不是东江游击区范围，少了枪杆子保护，当务之急是建立秘密联络站和确定沿途地下党组织参与护送转运。

连贯说：“我是这一带地方人，我去老隆建立联络站。”接着，乔冠华也提出：“韶关的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的参谋处长赵一肩是我的留德同学，这个关系可以利用。我去韶关。”

廖承志说：“这样好！”大家讨论的结果是：惠阳到老隆这一段，水陆两条线由前东特委惠阳县委负责人卢伟如负责；在老隆协调前东特委、后东特委、潮梅特委之间的工作，由连贯负责；韶关至桂林一段由廖承志负责；桂林到重庆一段由乔冠华负责。

考虑到有些文化人要去苏北，须走兴梅方向，安排胡一声负责，闽西南潮梅特委协助。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如果惠州一直被日军占据，就直接去老隆。张文彬此前向周恩来电文汇报时，也提到了这种“可能”。

在廖承志三人赴惠州、老隆的同时，大营救西线即经长洲、澳门的转送线路，在夏衍等人与地下党组织磋商下，亦成功打通。

老隆，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于1942年突然间“闯”入了历史的舞台。

3  白皮红心

2月，水贝村黄氏大宗祠

1942年1月，月亮挂在稍远处的山上，格外幽冷。一艘小木船，迎着东江的飕飕冷风，从水贝村向老隆码头划过来。

抵岸后，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跃上码头，刚走几步，又返回对船夫说：“你在此等我，我跟客人谈点事就回去。”

船夫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老隆福建会馆方向。

他是梁威林，后东特委特派员。

义孚行，一盏油灯亮着，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从香港过来的“阔佬”围坐着。几声谨慎的敲门声后，义孚行的伙计把梁威林领进来，经过一番简单介绍，廖承志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地方党组织全力协助香港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在老隆至韶关段的转运工作。

廖承志等人与梁威林是如何秘密接头的，梁威林回去后又如何安排人员，没有查到相关记载。连贯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两次提到：“廖承志向东江后方特委党组织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协助我工作的，主要是东江后方特委书记梁威林领导的地下党”。

梁威林出了义孚行，快步向码头走去。他要返回水贝村，召集几名骨干开会。

梁威林，1911年出生于广西博白的客家子弟，1935年到日本留学。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上级派时任中共西江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梁威林到龙川，组建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即后东特委，担任书记，组织部长张直心、宣传部长饶璜湘，机关所在地为水贝村黄氏大宗祠。

在梁威林革命和战斗的生涯中，这次任务无疑是最特殊的。

浅浅的月光，照着水贝村。黄氏大宗祠对面的一间合面屋里，隐隐透出昏暗的灯光。梁威林向蓝训才、黄用舒等人传达指示、商议江面防查和安全上岸后的保护措施。他特地叮嘱：“向其他地下党组织分派任务要单线联系。”“至于要用到国民党政府那边的关系，得黄用舒出面了。”

几人走出水贝村时，月已西斜。黄氏大宗祠，始建于清代，为砖木结构二进四合院式客家建筑，如今依旧依偎在东江河畔。

黄氏大宗祠里有家工厂——星光染织厂。在“祠堂”与“工厂”的双重掩护下，这里设立了粤北省委驻老隆地下交通联络站，公开身份是“经理”的蓝训才也是交通站站长，一名染衣作坊出身干革命的农家子弟。“厂区附近各县党的负责人，常来厂开会与研究工作，是特委的主要秘密联络和掩护点之一。”

老隆，千百年来静静地伫立在东江上游，势扼粤东、赣南，为水陆要冲，是东江地区抗日的后方。后东特委成立后，正值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老隆国民党军警卡点甚多，特务横行，反革命气焰嚣张，党组织从原来的半公开活动完全转为秘密活动。在这种情势下，1942年始，后东特委改为特派员制，大家都隐蔽起来，采取单向联系。他们的公开身份有可能是店老板、教员之类。一批有知识的骨干分子，直接打入国民党各级政府机关，有的还担任重要职务。一名敌特曾唉声叹气地说：“共产党把镰刀斧头旗插到自己身边都毫不知情。”

从目前所查到的资料来看，张直心和蓝训才直接参与了大营救行动。更多暗地参与保护的人员，在“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不该问的不要问”的保密要求下，不可能清楚大营救的对象和在老隆的行动安排情况，也没有留下姓名。

水贝村有一名地下党员，也就是梁威林所说的“黄用舒”，在黄氏家族中有着深厚的人脉和威望，他的堂兄黄强将军随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参加过上海淞沪抗战，后来官至第十九路军参谋长兼厦门市市长。

因有堂兄这一特殊身份与地位，黄用舒担任国民党政府老隆电话所所长和税捐处处长等职，跟政、军警各种人混得熟。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甚至是稀缺的年代，粤东北小镇电话所所长是非常关键的岗位。黄用舒常以工作之便为后东特委提供了不少敌特情报，还搞到了不少经费用于地下党活动。从香港过来的文化名人的难民证，也是黄用舒等人想办法搞来的。

在梁威林他们连夜开会，就如何协助连贯做好安全转运工作时，廖承志、连贯也就老隆和兴梅设立秘密联络站进行了商议。

次日，廖承志揣着一张黄用舒搞来的难民证，坐侨兴行的车前往韶关。握手告别的那一刻，连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位在香港并肩战斗的老友，直到1946年9月两人才在南京重逢。

1942年2月初，连贯和乔冠华去了兴宁、梅县。在梅县短暂停留后，已临近除夕，乔冠华便前往韶关与廖承志会合。

秘密大营救，老隆准备好了。

4  书生添翼

3月，东江及老隆街头

1942年2月28日，元宵节。一艘大木船穿过薄薄江雾，靠近老隆码头。

茅盾、孔德沚夫妇和作家廖沫沙、翻译家胡仲持、文艺理论家叶以群，被茅盾称之“外江佬”，穿着在东江游击区白石龙根据地时游击队发的大棉袄，连“么嘢”“麦介”也不懂更不会说，来到了被他喻为“暴发户”的老隆。

咚咚哐哐，咚咚哐哐……老隆大街小巷正闹元宵。

茅盾上岸后，不时弹弹、拉扯身上的大棉袄。一路走来，日穿夜盖，大棉袄被折腾得憔悴不堪了。至于脚上的橡胶底跑鞋，也粘上了不少半干的黄泥泞。

茅盾手拿一个暖水壶，背着一个包袱；夫人孔德沚提着一个小藤筐，也背着一个包袱。1月9日从香港出发时，护送人员告诉茅盾夫妇，行李不能多带，要依自己体力而定。两人商量、筛选，把行李简之又简，最后留下两个小包袱，里面装有零星用品，还有一个暖水壶、一个小藤筐。途中，他们又把带的一些信纸与信封丢掉了，但自来水笔无论如何舍不得，可能在内地难以买到吧。茅盾还多了一个心眼，带了本《新旧约全书》，自称作伪装用的。

1月13日，茅盾等人到了白石龙根据地。停留了五六天后，茅盾夫妇和廖沫沙、胡仲持、叶以群等五人组队，前往惠阳城，即惠州。沿途一个点一个点由游击队员接力护送，走走停停，花了个把月时间，于2月14日即除夕，冒着蒙蒙细雨，抵达被日军烧掠过的惠州。

从香港一路过来，茅盾给护送人员的感觉是脾气有点倔。抵达白石龙的第三天，他就找到尹林平，说：“如果路上布置好了，我们打算就走。”于是他们成了第一批出发的。

为何要急着走？在白石龙，茅盾发现没几天时间就来了差不多千把人。他又听说，每天的粮食是游击队从两三百公里外弄来的，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张文彬给周恩来的汇报电文称：“粮食已涨到四百元百斤米。”茅盾想，还是早点走，游击队太艰难了。

茅盾每到一处停留，哪怕是一个村，他都要看看当地人的生活风俗、场景。甚至以出恭的名义脱离队伍一阵子，把护送人员“不许走动”之类的告诫抛之脑后。惠州是文化人从香港撤离后进入的第一个城市，廖承志曾定下了两条纪律：一是不准文化人上街公开活动；二是笔和本子之类，要集中保管，以免暴露他们知识分子的身份。

2月17日，正月初三，望江亭码头。茅盾等人准备上船时，看到旁边中山公园里矗立了廖仲恺先生纪念碑和黄埔军校东征阵亡将士纪念碑，他不禁心血来潮，诗兴大发，竟站在碑前慷慨激昂地朗诵起诗来，卢伟如急得忙上前小声劝阻，他还很生气。

在惠州秘密联络站的安排下，茅盾等五人上了一艘大木船，包了后舱。全船有四十多人，都是逃难的。大木船在当地被称之为“韩江船”，底平、肚阔、两头尖，由六人轮流撑篙行驶。正值东江枯水期，又时常北风起，船从惠州上老隆，逆流逆风而行，足足行了十二天。

见到茅盾一行，连贯等人迅速把他们接到义孚行安排好食宿。这是第一批从香港撤退到老隆的文化名人。

到了老隆，茅盾闲不住，便去逛街。他发现老隆只有一条能行驶汽车的公路，其余都是狭窄的旧式街道，商店林立，异常繁华。茅盾对老隆去韶关的汽车票特别感兴趣，了解行情后总结为“早晚时价不同”。

元宵节次日，天气放晴。茅盾提议要走。连贯再三劝说：“茅公，目前路上危险，缓几天再走吧。”茅盾却说：“国民党要杀便杀。”

面对这个“倔茅公”，连贯便安排一辆早已联络好的汽车去韶关。茅盾的难民证上写的是“孙家禄”，夫人为“孙陈氏”。车从老隆出发，刚行二十公里许，“咕”的一声，出了故障，当晚在柳城住宿一晚。车修好后次日五时再出发，不到五分钟，又出故障了。大家只好留在车内，由司机去修车。等到下午三点，车的故障排除后，继续上路，晚上行至灯塔，住了一晚。整整两天，走了六十公里。

自茅盾等人走后，一批又一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进入老隆，一般住一两天便安排车前往下一站韶关。张友渔一行乘船抵达老隆短暂停留后，便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被安排乘坐四辆贩私盐的汽车去韶关。张友渔乘坐的那辆车，驶离老隆不远处，听说缉私队在前面查得很紧，便急忙折回老隆，此时他找不到连贯了。人生地不熟，遇上了国民党特务怎么办？一时把他急得团团转，只好求盐贩子花点钱，设法过去了。胡风到老隆后，领了一笔路费，随大家一起去热闹的街头逛了逛，买了一盒铁观音茶。

还有一部分文化人到老隆后，向东走兴梅线。从1942年2月底至3月底，胡一声在这条线上接待了黄药眠、郑书祥等几十人，他们乘车去兴宁、梅县、大埔等地前往闽西南，最终辗转到苏北抗日根据地。

参加大营救工作的黄施民曾作诗描述了文化人在香港受困的境况：“恨未书生添两翼，竟留虎口困降城。”幸运的是，这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抵老隆后，无需靠双脚艰难行走或乘船慢悠悠前往了，都被安排乘坐汽车，对文弱书生来说，宛若添翼。

粤东北群山中的老隆，1942年的那个春夏的“暗夜”，群星闪耀。

5  会馆风云

3月至5月，福建会馆及商行

离东江老隆码头不远处，有一处大宅子，正门上方有“福建会馆”四个烫金大字，是这条旧式老街中最耀眼的存在。

1942年春夏，三十多岁的“阔佬”连贯，常在福建会馆及附近侨兴行、义孚行、香港汽车材料行“喝茶”，隔三岔五迎来送往“香港股东”及逃难家属、义侨等。

老隆街头，军警密布，关卡林立，常有特务如幽灵般出现在茶楼、酒肆、旅馆等场所。从水路、公路进出老隆，动不动增加关卡检查，说是“防止特务混入内地”。香港回来的人到老隆，要去“港九难侨登记处”报到，接受审查，他们不想让任何一个可疑分子“飞”出去。

在这张国民党顽固派编织的密网中，300余名文化名人与爱国民主人士能从老隆安全转移至韶关和兴梅，既是壮举，更是奇迹。

奇迹的背后，除党中央的有力领导，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的联络安排和龙川地方党组织的充分配合外，还有一股重要力量——商行。

文化人从惠州乘船到了老隆，就由交通员带到义孚行或香港汽车材料行找连贯和郑展，然后以接待“香港股东”或者逃难家属的名义安排食宿。这两家商行与地下党关系密切。

从香港到老隆，每过一处，都要检查和办理“难民证”。这些文化人到了老隆，都持有地下党用钱从国民党那里搞到的“难民证”，证上均为假姓名，一般不会引起怀疑。可是国民党特务也不是吃素的，缉捕很紧，文化人到老隆后不能久留，得赶快安排乘坐侨兴行的车离开。

抗日战争时期，总部设在韶关的侨兴行，是在中共南方工委领导下成立的从事商业经营的股份制公司。侨兴行董事长温康兰、总经理陈启昌都是共产党员、革命者。侨兴行重点经营汽车轮胎和零件，以及药品、食盐、染料、糖精等，都是紧俏物资，生意做得很大，在衡阳、桂林、河源、老隆、兴梅及海陆丰沿海等地，开设有分行或商号，这为大营救行动构筑起秘密交通线特有帮助。

侨兴行的车辆从老隆至韶关，要经过四个由中统特务组织和西南运输局监察处设立的交通运输检查站。平时，侨兴行与国民党官员、城乡士绅关系搞得很熟。对那些反动腐化、喜欢借公营私的国民党官员，侨兴行经常用车帮他们搭载家属，替他们买山珍海味。揩油惯了的官老爷们，吃了嘴软拿了手短，对侨兴行的车子一般不进行检查。文化人从老隆到韶关，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从敌人的密网中“神秘消失”。

连贯在老隆时，为提防特务，常更换住所，包括去老隆福建会馆和近郊的农村。福建会馆由龙川县闽籍以龙岩地区为主的商人于清咸丰庚申（1860年）捐资兴建，前身是“隆福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重修，改名为“福建会馆”。在老隆的闽人利用会馆接济同乡、安排外地来老隆经商的老板暂住或转地谋生等。福建会馆颇为气派，占地面积约七百平方米，建筑面积五百七十平方米，为三进五开间院落式建筑，馆内栽种有各色花木。会馆不时有各地老板出现其间，连贯在这里接待来自香港的“股东及家属”，也不会让人有太多怀疑。

侨兴行、义孚行、香港汽车材料行已在历史尘烟中遁去。唯有福建会馆，依然承载着往昔的峥嵘，于无声处诉说风云。

6  疏散乡里

4月 ，老隆及兴宁梅县

3月，随着一批又一批香港文化名人从老隆转送出去，连贯开始焦急起来——何香凝和柳亚子这“两老”怎么还没有到？

何香凝是国民党元老，柳亚子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和一个以诗歌为武器的政治诗人。

1月20日，六十五岁的何香凝带着儿媳经普椿和两个孙子，同五十五岁的柳亚子、柳无垢父女，在一间大货仓躲了十多天后，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联络员谢一超和交通员廖安祥安排，经游击队护送，乘坐机帆船偷渡出海。刚出香港海面就被敌人发现，要求拆除动力设备。机帆船变成了布帆船，在海上漂了七八天，上岸后才知漂到了海丰。

早在1月22日，连贯就从后来被柳亚子称之为“大侠”的廖安祥那里，获悉何香凝和柳亚子已撤出香港了。

就在焦急地等待中，连贯突然听闻何香凝在海丰活动的消息，便派星光染织厂经理、家在海丰的蓝训才去迎接。原来，何香凝和柳亚子乘坐的船快到海丰时，被国民党人检查时发现。何香凝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很多人见过她的照片，“这不是何老太太吗？”一名检查人员问。果然是！国民党海丰党部赶忙把何香凝安置妥当，还特地开会“庆祝何香凝委员脱险”。兴宁籍国民党要员罗翼群一年前离职回家了，听闻后急忙赶到海丰，把何香凝一家人接到兴宁。

戴着眼镜、留着胡须的柳亚子化了装，难民证上写的是黄姓商人。2月28日，在谢一超、海丰地下党联络员袁复、蓝训才的护送下，经陆河、五华，一路跋山涉水抵达华城，再改乘汽车过兴宁，停留三天后到了老隆。这时已是3月10日了，茅盾已到了桂林，邹韬奋仍在白石龙跟游击队员宣扬“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

“遇到顶子了。”柳亚子一到老隆，没见着连贯，非常焦虑，如何是好？他说的“顶子”就是“麻烦”的意思。柳亚子是被国民党特务列入“一经发现，就地惩办”的对象，待在老隆倘若时间一长，还真可能有大麻烦。当时形势开始恶化，一时无法去韶关。经后东特委安排，四天后由蓝训才与袁复一起，把柳亚子父女转送至兴宁石马乡刁田村张直心家隐蔽起来。

1942年1月后东特委改为特派员制后，张直心就隐蔽在家里，名叫张华灵。

张直心和妻子陈宛聪都是中山大学毕业的，便以接待大学读书时的教授为名，安排好柳老父女。

张直心家里生活很困难，为搞点下酒菜，便常同妹妹张素梅去河里捕虾。柳老非常爱吃油煎小虾，石马的小锅米酒，更使他赞不绝口。为了让柳老父女生活愉快，陈宛聪经常为柳老唱歌，陪同柳无垢到村里游玩。陈宛聪是个勤快、好客的女子，每天做好三餐粥饭，备好小酒，端送给柳老父女。柳亚子说：“住了半个多月，我觉得是离开香港以后最大的愉快。”

柳老父女在张直心家里住了十八天后，连贯赶来了，亲自接他们去老隆。临走时，柳老父女依依惜别，留赠张直心夫妇诗一首，以颂高谊：十日流连醉梦间，君家情话最缠绵。授餐适馆寻常事，难得樽前一破颜。新中国成立后，柳老在北京仍念念不忘在石马的日子，写下一首七律，最后二句是“难忘石马村前路，俪侣张陈志未灰”。

4月初，柳亚子再抵老隆后，遇到的是另一番景象了——受到陈启昌等一帮梅县商家的热情接待，被“捧得凤凰似的”，好吃好喝了四五天，才乐呵呵地搭乘侨兴行的汽车去韶关。

与柳亚子相同的是，邹韬奋也是国民党特务“一经发现，就地惩办”的对象。

4月下旬，一位脸庞消瘦、戴着眼镜，难民证上写着“李尚清”的人，是“香港某商行股东”。上岸后，连贯把他带到义孚行。路上，连贯悄悄告诉郑展：“他就是韬公，你景仰的邹韬奋先生。”这时风声很紧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已密令各地特务机关，严密侦察邹韬奋行踪，沿途检查站还贴有他的照片。

与邹韬奋一起抵达老隆的，还有南方局周恩来发来的急电，要求将邹韬奋就地隐蔽，确保安全。连贯、胡一声、郑展等人连夜商议，决定把邹韬奋送到梅县余坑乡江头村陈启昌家。

江头村比较偏僻，在大革命时期是“苏维埃村”，群众和善、可靠。随后，陈启昌和以表兄妹相称的郑展、连贯的女儿连洁一起，把身份为侨兴行香港股东的邹韬奋护送到江头村，对外称“患脑病、经不起敌机嗡嗡盘旋轰炸，来乡间休养”。

1942年香港难民疏散过程中，不少国民党官员也混在其中逃了出来。一到国统区就喜欢在报纸上发个“豆腐块”消息，告知各界已脱险，颇似“喜大普奔”。国民党报纸也开辟“时人行踪”栏目，专刊登各类名人、要人脱险情况。国民党特务暗地里也追踪摸排一些名人的去向。其间，邹韬奋三次被报纸刊出行踪信息，抵达老隆后刊出的信息称：“邹韬奋原在东江游击队，后因日寇进攻，闻已离队住在东江乡间。”

转眼已是6月初，连贯突然收到周恩来发来的电报。

“立即撤到东江游击区去。”

原计划大营救行动结束后，连贯将同乔冠华一同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大营救工作。为何突生变故？

1942年5月26日，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被特务逮捕后叛变，出卖了党组织及一些重要人物。南方工委、粤北省委遭严重破坏。5月30日，廖承志被逮捕，随后张文彬在大埔被抓捕。周恩来急令南方党组织停止一切活动，迅速隐蔽。

廖承志、张文彬是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的主要组织者，他们被捕，使还在老隆的连贯处于危险之中。

连贯马上找到郑展，压低嗓音说：“现在出了叛徒，上级叫我迅速撤离，你要继续待在老隆完成任务，特别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将‘韬公’安全送走。”

交代完任务后，连贯叮嘱：“以前跟我接触过的人，你一概不要再接触。只许跟我保持单线联络。”

南方夏季，时而乌云笼罩，郑展趁着暴雨未至时，连夜从义孚行搬到香港汽车材料行，继续以做生意为掩护，接送文化人。

7  顺水逆流

6月，东江船上

东江游击区地盘小，又处在敌伪和顽军夹击之中，形势十分复杂、险恶。从老隆到游击区去，沿途还有国民党的层层关卡，绝非易事。

连贯想起了陈启昌，他对东江这一带特别熟悉，认识的人比较多。

陈启昌听连贯一说，立马想到他的表弟——国民党驻老隆税警团团长刘百英，他与缉私队熟悉。缉私队有几艘船，名为“缉私”，实际上专搞“走私”和敲诈勒索，在东江一带算是水上一霸，没人敢过问。

陈启昌找到刘百英，说：“老弟，有一位朋友林老板，原是在香港经营西药和汽车材料的，日本鬼子占领香港后便仓促撤回老隆，但在香港还有不少存货，想把生意搬回东江来做，最近要到香港去，希望多加关照！”接着，陈启昌就具体说到“林老板”想搭他们的船到惠州去，越快越好。

刘百英马上安排。缉私队员很“识货”，知道西药和汽车材料都是紧缺物资，觉得能攀上“林老板”，以后大有好处。

第二天，晨光熹微，缉私队派了两艘汽船和一个中队，二十多人专门护送“林老板”连贯。连贯偶尔出舱，吹一下江风，想着这回又来不及与在梅县的妻儿告别，心里一阵酸楚。

1927年2月，连贯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住在大埔旅省同乡会馆。在会馆做饭的女工韩雪明，看到连贯这个后生仔为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的青年学生而四处奔走，便在生活上照顾他，并协助传递情报。两颗年轻人的心，便走到了一起。连贯去香港后不久，韩雪明带着女儿找来了，并在一家针织厂上班。

香港沦陷后，两个大女儿去了东江游击区，韩雪明便带着年幼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开始逃难，她“一拖三”，哪走得了，便雇了一个挑夫，一个箩筐装八岁的大儿子，一个箩筐装四岁的女儿，自己抱着两岁的小儿子。韩雪明母子四人跟着难民一起，长途跋涉。快到惠州时，遇到土匪抢劫，一时走投无路，待在码头。一天，韩雪明看到一批被护送的文化名人要坐船去老隆，忙上前表明身份，恳求坐他们的船去老隆。恰逢邹韬奋在其间，看到这母子四人，很是惊讶——连贯负责组织大营救，安排得那么周到，每站都有专人接送，而他的妻儿居然流落街头。等船到了老隆，见到连贯，这母子四人果然是他的家属。邹韬奋等人无不叹服，“连先生先人后己，这种精神令人感动。”遗憾的是，连贯小儿子途中生病，来不及及时医治，几个月后不幸夭折。

往惠州，顺水，速度快。在船上，缉私队员特别殷勤，待连贯如上宾。当晚到达惠州时，还派人把他送到“源吉行”。稍作休息，连贯打扮成港商，随着交通员连夜出发，走走停停近五天，进入东江游击区白石龙根据地。

连贯没能从老隆转移到安全的大后方去，而是顺水“逆流”，奔赴游击区前线。到了游击区，连贯不再是孤悬一人了。而被捕的廖承志，直到1946年1月，经我党多方努力才被营救出来。这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每七天当中，就有一天是在牢里度过，但囚牢和镣铐困不住他的革命意志，后来连贯作诗“囚牢生春意，镣铐扬清音”颂扬老战友。

敌特在廖承志身上，搜出一张港九难民身份证。这张国民党官方认可的通行证，上面盖有龙川县第一区署、区长之大、小印章。敌特如获至宝，马上电令龙川县国民党当局抓人。从老隆转送的文化人，都有署化名的难民证，由后东特委通过黄用舒的内部关系，花钱从国民党“惠龙师管区司令部”买来的。龙川党组织获知后，多方协调，做好统战工作，抓捕黄用舒一事，亦不了了之。

连贯撤离老隆三个月后，在梅县的胡一声接到乔冠华电报，要求去韶关谈生意。见面后得知，国民党反动当局断定邹韬奋仍在东江，派出国民党主管文化出版的总头目且认识邹韬奋的刘百闵来广东，指挥特务赴兴梅一带，扬言务必将邹韬奋抓获，甚至“一经发现可就地解决”。

乔冠华还安排原上海生活书店的人员冯舒之，随胡一声一起来梅县。

看来山旮旯里的江头村，已藏不住邹韬奋了。

9月24日，中秋节，陈启昌设宴话别。次日，邹韬奋穿着从香港逃难出来的那身银灰色的唐装，戴着礼帽，扮成商人“李尚清”，跟“伙计”冯舒之乘坐同一辆车，在胡一声、郑展护送下，告别江头村，告别近半年的乡野隐居生活，从兴宁乘车到老隆，后在连平休息了一晚，26日抵达韶关。郑展继续护送邹韬奋、冯舒之到衡阳。11月，邹韬奋安全到达苏北新四军军部。

除东江这条路线外，夏衍他们开辟的往西的海上路线，也胜利完成转送任务。

香港的日本特务机关，在敌伪报纸上登出招降启事，点名“请”茅盾、邹韬奋等文化人参与“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可是他们哪知道，要“请”的人早已“顿开金锁走蛟龙”了。

中秋后的老隆近郊，东江两岸，稻田泛黄，这年头难得的丰收景象铺陈开来。

8  余音缭绕

1944年2月 老隆及桂林

“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8年，茅盾再赴香港，往事涌上心头，写了《脱险杂记》，记录从1942年1月9日撤离香港到3月1日抵达老隆的经历。他在开篇中写下了这句话，也是给予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最精准的历史评价。

对于八十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参与大营救西线组织工作的夏衍曾说：“大营救以生动的事实，说明了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事。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张友渔在《我所经历的营救工作》中盛赞：“最充分体现了抗战时期我党我军同革命知识分子患难与共、血肉相连、肝胆相照的亲密关系，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一页，将永远留在广大人民记忆中。”

后来，每每有人谈及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都会引用茅盾那句“最伟大的抢救”，这何尝不是历史绵延不绝的回响。

写抢救或脱险往事，茅盾抵达桂林就开始了。

1942年3月9日，茅盾夫妇安全到了桂林，这时离他们从香港撤退刚好两个月。在桂林的秀美山水间，茅盾夫妇居住了九个月。笔耕不辍的茅盾，在一栋普通的二层楼房里，伴着从香港带过来的暖水瓶，不到两个月时间，写了七万多字的《劫后拾遗》，记录香港抗战期间的见闻、感触和经历；接着创作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

1944年2月，离开老隆两年后，茅盾在重庆写了一组记录从惠州到老隆脱险经历的散文，名为《归途杂拾》，共六篇，后编入《脱险杂记》一书。《老隆》是这一组散文和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或许茅盾觉得，过了老隆，算是“脱险”了，逃难的日子终于暂告一段落。在千余字的《老隆》一文，第一句话是“老隆，十足一个暴发户”，接着描绘了老隆街头场景，特别是畸形的商业繁华景象。《老隆》至今仍是了解抗战时老隆经济社会现状的第一手生动资料。

在匆匆的脚步声中，柳亚子留下了《两抵老隆》：“这一次再到老隆，情形大不相同了……这一帮人，把我们捧凤凰似的捧了几天，吃很好的酒菜，住很清洁的旅馆，所以倒是不觉得旅途的困顿。”胡风到老隆后领了一笔路费，觉得像是一个穷汉忽然发了财，想买点什么。他随大家在老隆街头逛，买了一盒铁观音，其实是一个盒里装着锡制的两小瓶。听说饮这种茶，要用小壶小杯，一口一口地品。胡风感慨：“这种品茶艺术，简直只有在升平世界中才行。”

这些文化人匆匆一瞥里，老隆既有繁华与杂乱，也有美好与希望。

后来用文字记录大营救的，还有戈宝权、胡绳、廖沫沙、黎澍、胡耐秋、司徒慧敏、华嘉等。他们留下的吉光片羽，是个人的时代记忆，也是集体的时代叙事。

作为在大营救行动中坐镇老隆指挥的连贯，没想到六年后，即1948年11月中旬，又和胡绳一起，秘密护送第二批香港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包括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沙千里等，北上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

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是秘密进行的，在老隆中转的那段历史，有已知的，也有永远未知的，尤其是曾经发生过的转瞬即逝的细节，或许存有更多步步惊心、暗流涌动的峥嵘历程，后人只能通过文史或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里的只言片语和旧址去缅怀和追忆。曾作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的老隆福建会馆，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陈列了大营救的重要史料。

老隆，早已繁花似锦。东江，依旧奔流不息。

那场大营救行动，缓慢地向历史深处走去。

但是，滔滔东江记得，巍巍群山记得。

那个叫老隆的小城，永远记得。

主要参考文献：

1. 《胜利大营救》，解放军出版社

2. 《贤者不朽》，中国华侨出版社

3. 《脱险杂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中国共产党龙川县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5. 《秘密大营救与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广东人民出版社

6. 《古邑龙川》，广东省龙川客家联谊会编辑出版

7. 《“侨兴行”在“香港秘密大营救”中的作用》，《梅州日报》

■文/胡剑廷 范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