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和谈暂时停战 烈士殉国永远铭记

■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与犯沪日军谈判，准备签署《上海停战协议》。谈判现场上，桌前右四着军装者为黄强，右三为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翻拍）

■位于和平县阳明镇南面塔下岗的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是全国首座抗日纪念碑。 本报记者 凌丽 摄

在十九路军有力还击之下，中日双方于1932年5月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暂时结束了在上海地区的直接军事冲突，黄强作为中国谈判代表，捍卫了我方利益。淞沪战事中止后，为缅怀先烈，记录当时“血肉横薄，慷慨殉难”情形，黄汉廷和周刚如倡导和平县绅民捐资，在1933年仲夏，建起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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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川人黄强牵头与日方谈判停战条件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结果是，上海租界里美军在南京路上游行示威，国际联盟开会要求日本在上海停战。在十九路军有力还击之下，日军撤回到租界。

1932年3月24日，中日代表就停战协定问题正式会谈，中方出席的有郭泰祺、戴戟、黄强等7人，日方出席的有重光葵、植田、田代皖一郎等9人。

25日，上海停战会议续开，对军事问题，组成军事专家小组委员会开会讨论，中方以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为首，日方由田代皖一郎为首，英美法意4国武官列席。

《苦恼的国联：九一八事变李顿调查团来华始末》一书曾追记此次谈判的场景：

田代皖一郎说：“日军数达5万，马数千，炮若干，如退入租界，实难容纳。日军撤至真茹、大场、杨行和狮子林四地，并非成一阵线，仅于该四地暂住，决无其他作用。”

黄强认为日军暂驻地域过大，与国联大会决议精神相去甚远，坚决予以拒绝。

双方僵持不下，和谈将近破裂。

列席会议的英国武官直言：“停战会议最重要之点，全在此小组会议，如再破裂，未免可惜。”

黄强宣读中日双方商定的三原则条文，暗示日方：出乎双方所同意规定的原则以外者，均非中方任何代表所能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日方略表让步，将日军撤退地点由真茹、大场、杨行、狮子林一线改为真茹、闸北、江湾、吴淞一线。

但黄强寸步不让，他指着地图说：“闸北、吴淞一带，均已被炮火破坏不堪，日军撤驻此地居心何在？日军如从吴淞、闸北等地撤退，其左翼可受租界之保护。”黄强话音刚落，英国武官连称：“甚对甚对。”田代皖一郎无言以对。

在与日方的谈判上，黄强不卑不亢，寸步不让，坚决捍卫我方权益。

上海停战撤军谈判举行了5次会议，未获实质性进展，其症结在于：在日军撤退程序问题上，日方坚持无理要求，致使谈判陷入僵局。会议持续至4月底，尚无结果，中方不得已，只好提交国联特别委员会解决。

5月5日，中日代表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黄强在外交谈判桌上，未辱使命。当时的国民政府因其抗战有功，授予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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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路军解散后的和籍将士

中日暂时停战了，但中国也付出了代价：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及周边地区驻军。《淞沪停战协定》会议达成的所谓三项“谅解”之中，就有要求十九路军要换防，并调离上海。

黄胜庸跟和平籍将士，只得随军坐船回到福建，他仍负责押运团部的军饷。没过多久，他所在的部队也解散了，他便解甲归田，回到了和平县老家，其军旅生涯，也暂告一段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9年起，黄胜庸以商人的身份，多次为抗日的东江游击队输送药材、竹帽、枪支、子弹等物资，为抗击日军继续建功。因此，2000年，黄胜庸被评为“老交通员”。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公开反蒋抗日，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闽变”或“福建事变”。次年1月，“闽变”失败，十九路军缴械后解散、改编。周刚如拒绝改编，带着部分和籍官兵解甲归田。曾于1939年出任和平县战时干部训练班副主任兼教官，负责游击战术讲授。1940年春，黄明甫、陈启珩（进步青年）联络本地乡绅周刚如、骆仿孟、陈瑞山等筹集经费，创办四联中学。周刚如初任学校董事会成员，后任董事长，为四联中学的建设奔走出力。同年秋，周刚如在贝墩热水片斥资兴建的培文学校（后称三多小学）顺利开学。他还在贝墩街设立教育奖学基金会，规定不分姓氏、亲疏和学校，凡乡内学生成绩优秀者，均给予金钱或稻谷的奖励。

1933年，黄汉廷调任六十师一一九旅副旅长。1934年1月中旬，十九路军被彻底改编。黄汉廷随十九路军其他遣散官兵回到广州，应陈济棠之兄陈维周之邀，到税警总团工作。之后，黄汉廷仍在军旅之中。

1939年，因风湿病发退伍，黄汉廷回到和平老家，继续支持抗战工作。

据称，1940年秋，蔡廷锴将军曾电令黄汉廷到广西灵山总部任粤桂边第一支队少将司令，可惜他因病未能前往。

1941年，受三民乡人民之托，黄汉廷出任三民乡乡长，积极主持乡政，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大胆革新旧风俗，关心农民疾苦。善于调处乡邻纠纷，维护一方平安稳定。黄汉廷返乡后，在家乡办学兴教，花了很大心血。他自己捐出巨资后又发动乡人乐捐，建成“均联高级小学”，亲任校长，聘请进步人士到校任教，把学校办得朝气蓬勃，富有革命精神。

而黄强，在1933年初，就将自己在广州的私家狩猎场捐献出来，兴建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坟园，俗称十九路军坟场，其入口原在沙河顶与先烈东路的交会处，后经多头分割占据，现处闹市之中。1947年初，蒋光鼐、蔡廷锴等重修。

1933年12月13日，黄强就任“厦门特别市”第二任市长，同时仍兼漳厦警备司令。“闽变”失败后，1934年1月9日夜，厦门被攻陷前夜，黄强离开厦门，前往香港。2年后，黄强复出，任福建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1946年7月，黄强以陆军中将身份退役。次年出任台湾省第二大城市高雄市市长。黄强后因年事已高离职，侨居法属马达加斯加，于1974年辞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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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的回忆与后人的纪念

在淞沪抗战的战场上，黄德俊受伤后，因是战时，到过八九家医院治疗，伤愈后，又辗转来到广州一家医院。有一天，恰逢旧日战友，两人虎抱后，都是悲喜交加，心情难以言状。几天后，在淞沪抗战中活下来的时任司务长的周刚如，到医院给伤兵发饷，却没有黄德俊的名字。于是黄德俊去找他，周刚如赶紧带他去见上级领导余副官，余副官告诉他，上海战斗结束后，部队清点人数，因一直没找到他，就以为他在战场上牺牲了，就将他的档案寄回和平了。

知道黄德俊并未阵亡，十九路军军部定他为二等残废军人，并颁发了淞沪抗日纪念章和伤残军人证书。黄德俊于是在广州休养，军部按月发给抚恤金。

两年后，黄德俊复员回到和平。他特意去瞻仰了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果然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抚着碑上自己和昔日战友的名字，战友们鲜活的面容似乎又在眼前闪现，黄德俊心潮澎湃。

这座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是在这场战役结束后不久建的，1933年春夏之际开始筹建。

淞沪战事告终，为缅怀先烈，记录当时“血肉横薄，慷慨殉难”情形，黄汉廷和周刚如倡导和平县绅民捐资，在同年仲夏，建起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黄汉廷和周刚如俱各有撰文，黄汉廷文刻石，周刚如的《淞沪抗日和籍烈士殉国事略》，今俱存。

这座丰碑，与广州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同为广东特有的两座珍贵的历史文物。

直至今日，每逢1月28日、清明节等与抗战或祭祀有关的特殊日子，十九路军和平籍将士的后人及市民、学生，都会上山祭扫。如今的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一楼展厅就有和平县的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照片，以及征集来的和平县当年抗战老兵的几件破旧的军装和皮箱。这是1995年时，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筹建委员会向和平县征集的。他们在致和平县政协的函中写道：“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和平县籍十九路军官兵英勇善战，贡献巨大，牺牲也不少，上海人民不会忘怀。我们初步打算以群体形式在纪念馆中展示和平县官兵的英雄事迹，让后人瞻仰，永远纪念。”2007年8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得知和平县仍然有一位健在的淞沪抗战老兵黄胜庸的消息后，前来寻访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下无战事。黄胜庸曾回上海淞沪战场凭吊。数十年来，黄胜庸年年都在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前，抚碑追缅他们。

黄胜庸的二儿子黄义桐，描述了他每年清明节陪同年迈体衰的父亲，前往和平县阳明镇南面塔下岗拜祭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时的情景。

在巍巍的纪念碑前，老人献过鲜花，敬过标准的军礼后，常常长时间伫立，泪流满面。

历史的长河不断流淌，参加过淞沪抗战的老兵们一个个凋零。黄胜庸曾是这场战斗最后一个健在的和籍老兵，获得过全国各地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格外关注。2017年12月20日12时18分，黄胜庸在和平县阳明镇家祠中安然辞世，享年112岁。

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是全国首座抗日纪念碑。碑高10米，为四方体尖柱形，呈钢灰色，似剑出鞘，正面题着碑名，背面题词“浩气长存”，两侧题词分别为“唤醒国魂，为民先锋”，均为深黑浮字。碑柱下有4块碑石，有黄汉廷所撰碑文、和籍烈士英名等。南北各有一条长几百米的陵园大道，道旁竖有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师长沈光汉等题词的小碑。

淞沪抗战和籍烈士：黄瑾、黄振民、王标、曹雄、刘德、刘章甫、凌乐平、林凤鸣、林丙廷、林云廷、罗成标、徐定远、徐木林、徐明元、徐汉州、徐声标、徐明华、刘云清、郑振湘、徐国基、徐南扬、陈汉、刘绍先、黄德材、黄德标、袁英雄、袁寰、黄鸿基、张允、吴少平、叶青盛、黄桂标、巫标、张立胜、李廷芳、徐维翰、吴煊、陈金章、叶廷忠、吴盛尧、黄永、陈才、吴益云、石得胜、吴福才、曾娘金、陈添元、黄玉阶、肖亚彬、黄李胜。

■本报记者 凌丽

主要参考资料：《和平县志》，《河源文史资料》第15辑，《和平文史》第8辑、第12辑，《淞沪抗日和籍烈士殉国事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网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