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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陬之地的开拓者

——永安知县陈荣祖制菩米治瘴毒,引进通菜种植

2024-12-16 10:06:57 来源:河源日报

■永安城外,山上城墙与碉堡清晰可见。(摄于1895年—1907年期间)

永安县地处偏远,初期环境恶劣、社会不安定,主政官员的工作异常艰难。明万历二年(1574年),惠州督捕署派来的高守谦,致力于招徕流民、开垦荒地、掩埋尸骨,常常废寝忘食地工作。在任5个多月后,他就因劳累过度而去世。

经过12任知县的努力,到了万历年间的陈荣祖上任时,情况才逐渐改善。陈荣祖注重从百姓最关心的“衣食住行”入手,推行了一系列民生措施。他教民众制作熟米(又称菩米),这种米不仅营养丰富,还能避免瘴气疾病侵袭。他还引进了通菜的种植,解决了部分粮食问题。

400多年后的今天,陈荣祖的故事依然附着在这些常见的食物上,被人们口口相传,成为永安县历史的一部分。

1、僻在荒陬的新县初建

隆庆三年(1569年),割归善县古名都、宽得都以及长乐县琴江都建县,县名永安,以乌石约安民镇(在今紫城镇)为县治。

永安县建县之后,隶属于惠州府,全县分为3个都,即古名都、宽得都和琴江都。各都又分为若干社约,古名都有14个社约,共150个村;宽得都有12个社约,共118个村;琴江都有12个社约,共127个村。

建县之初,原县城地址,因连年寇乱,居民很少,只有陆、童、游三姓居民最先住在县城内,至万历十六年(1588年)才由江西安远县、福建武平县和广东兴宁县、长乐县移民到永安开垦。其他姓的人们陆续来到县城居住,最初的陆、童、游三姓的人都已移居别处,陆姓留下最后一人,是陆石安,于民国五年(1916年)去世。(《紫金文史 专辑》)

2、21年换了12任知县

隆庆三年,永安建县后,首任县令原是建安人魏世熙,有司多次敦促他赶快到任,催得急了,魏世熙大喊:“安所置县?安所置世熙?”终究他还是没去上任。当时永安还未建有城门和城墙,还有匪徒余党。

于是,福清人林天赐于隆庆四年五月署理永安,“筑土城、招流亡”,胆大心细,曾与贼盟,内绥百姓,外御群盗,其功最著。

继任永安知县一职,任期短则约一年,长则三四年。其后:隆庆四年(1570年),福建龙溪人、举人陈哲到任。《永安县次志》云:“能抚循其民。”

隆庆六年,陈立中到任。《次志》云:“躬入诸贼巢说降,有功。”

隆庆五年,江西丰城人袁应祈到任。

万历元年,福建仙游人、岁贡李相到任。

万历三年,广西全州人、举人伍成准到任。

万历五年,广西马平人、举人权用溥到任。

万历八年,福建晋江人朱孔昭到任。

万历十二年,湖北潜江人、恩贡郭之藩到任。始撰邑志。

万历十六年,浙江新城人、进士冯渠到任。《永安县次志》云:“有德政。”

万历十八年,福建同安人、举人陈荣祖到任。

陈荣祖(生卒年月不详),福建省同安县人。明万历十八年庚寅(1590年)中举,朝廷任命为永安知县,任期为万历十八年至万历二十三年,任期达5年。

3、制菩米治瘴毒以安民

建县20多年的永安县,大批外地人口迁来垦荒开田,永安的人口逐渐多了起来。但处于“瘴雨蛮烟”之区的永安人民生活还是很困苦,生产力低下,人们经常染病,尤其是新迁来的移民大都不适应永安的水土,很多人受山岚瘴气的影响经常患病。病人全身浮肿,面黄肌瘦,有的甚至汤药无效,中年早逝。

陈荣祖来永安后,了解到老百姓的疾苦,经常到乡村巡视,访贫问苦,寻找应对瘴气的办法。陈荣祖深谙医理,认为此病为山岚瘴气、水土寒凉所致。

陈荣祖遂传令张贴告示,于某年某日在某地传授民众制作并进食熟米,以抵御日益严重的黄肿疾病。是日,令泥匠垒起3口大锅,锅中放满稻谷,加上清水用柴火煎熬,熬至稻谷全熟后捞起,第二天晒干后,再叫人去掉稻壳。熟米如珍珠翡翠般,且碎米粒极少。知县令衙役将熟米用水洗净后放入锅中,再加入适量姜丝用火熬煮成米粥,摆在人们的面前。人们食过熟米粥后全身流汗,顿觉神清气爽。长期食用,病患者不药而愈,对陈荣祖称颂不已。(《河源民间故事精选》)人们认为,山民身处山林,水质清寒湿毒,肠胃常有不适。熟米可祛寒湿,因此,食熟米的习惯流传至今。

4、菩米流传闽粤

为了推广菩米的制作和食用方法,陈荣祖从外地引进了风车、砻、碓、米筛等一批菩米加工工具,还引进了一批能制作这些工具的工匠。经过他的推广,菩米在永安各地普遍制作食用,终于解决了山区湿度大、潮气重带来的瘴疠疾病问题,老百姓才过上了平安的日子。

菩米制作食用流传到了永安以外的其他岭南客家地区,使更多的人适应了当地水土,减少了疾病的发生。人们不知道这是陈荣祖发明并推广的,就传说其制法是菩萨所赐,故客家人把此米称之为“菩米”。“菩米”也称熟米。“熟米”一词是后来起的学名,是相对于生米(稻谷未经熟制直接碾成的米)来说的。

福建《上杭县志》记载:当地山多水寒,居民常患脚气病,改食菩米,脚气病就好了。有人觉得吃菩米太费柴火和精力,还是吃回原来的米,结果脚气病复发,于是又改食菩米才好了。这事传出来,吃菩米便成习惯了。梅州客家人称菩米为符米,认为符米有祛淤清湿的作用。

在旧时,每年的四五月份是一年之中的青黄不接之际,“肚饥等唔得禾黄”。为了度过吃不饱的时光,客家人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吃菩米的习俗。据《客家饮食文化研究》介绍,菩米,又叫炸米、烳米和符米,即取七八成熟的稻谷先煮熟后经砻去谷壳的米。之所以要先煮熟,是因为七八成熟的稻谷颗粒未饱满,若按常规晒干而砻,则成砻糠碎米,而制作菩米则可大大减少浪费。用菩米做成的饭虽然其口感远不及生米做成的饭,但在青黄不接之时,不失为一种救急的有效方法。

久而久之,客家人渐渐发现菩米保存了米皮,其营养更为丰富,且吃菩米具有防治脚气病的功效,同时也是糖尿病患者的合适主食。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粮食的丰富,吃菩米的习惯也慢慢消失了。总的来说,制作菩米是客家先民南迁闽粤适应当地水土,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生存智慧。

2016年,紫金的“菩米”制作技艺被列入河源市第六批非遗项目。近几年来,传统菩米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消费者对大米的需求已从追求外观、质量,逐步转向追求营养健康及功能性。据悉,富硒米、控糖米、营养强化米等功能性大米的市场份额正逐年递增”。梅州五华县有“五华粮仓”之称的潭下镇,菩米产业已纳入“一村一品”项目。

5、引进通菜及其他农业技术

除了教人们制作菩米,陈荣祖还带来了其他的农业生产技术,奖励邑人垦荒种植,引进先进生产工具,教人们广种姜、芋、麻、豆等作物,其中有一样味道很好的蔬菜,也是他引进的。

据说,当时引进的空心菜,种出来后叫不出名来,因为种子是在陶瓮中带过来的,所以老百姓就叫它瓮菜,这个叫法一直沿用至今。现在源城区、东源县等地的人们,也把空心菜叫成ang(平声)菜,发音略有不同。

陈荣祖平时没什么架子,更不显官威,除公事坐堂穿官服外,其余时间经常穿便装,不带随从,到乡村或者街市上与老百姓一起拉家常,遇上老百姓有什么喜事,他也送礼贺喜。小孩子不知道他是县官,叫他陈伯,他也很高兴地应答,所以老百姓有什么事都愿意跟他说。

通过先辈的口口相传,紫金邑人马兆銮除还记得陈荣祖以菩米解决瘴疬所带来的疾病的故事外,还记得他另外一些传说。根据马兆銮讲述(练立权整理):传说有段时间,陈荣祖听说县城圩上卖羊的人为了多卖点钱,卖羊时每头羊都拴一条用浸湿的禾秆搓成的又粗又长的草绳,过秤时连草绳一起上秤算钱,他就在一个圩日专程到卖羊的行市去了解情况。发现真有这种行为后,就问卖羊的人:“你这是卖羊还是卖草绳?是卖草绳就没有这个价格,是卖羊就不应该连草绳一起过秤。”卖羊的人见是县官来管,急忙认错。此后,圩上卖羊的人再也没有连草绳上秤算钱的行为了。

《永安县次志》载,陈荣祖出行时,挑行李的夫役、干粮等,都是自备的,“地方无扰”。他设立社学,聘请教师;他革除陋规,逢年过节或他自己生日,一概不收贺礼。人们遭受火灾,他发放抚恤银;民众有遭受瘟疫死了的,“给棺以葬”。

陈荣祖还设立社学,选择罗光宇等10余人,给予衣巾等物,聘为社学教师。

县里九丫树地方有白额猛虎伤人,陈荣祖斋戒过后,到城隍庙祈祷毕,派人找到老虎并将之射杀,以便民众出行。

6、陈荣祖的生祠与传说

陈荣祖在任5年,政绩有目共睹,得到了永安百姓的拥戴。明万历二十二年升任广西德庆知府,离任时,永安邑人沿街设香案,上置水盆、明镜(寓意清如水、明如镜)夹道欢送,给他送“万民伞”,誉他为青天大老爷。

邑人感激陈荣祖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就在县城的西门内给他建了一座生祠,叫陈公祠,里面除了有陈荣祖5尺高的塑像外,还有砻、碓、风车等工具。传说,陈荣祖到广西任官3年后,左耳边上长了一个痈,又疼又痒,怎么治都治不好,怀疑是永安的生祠有问题,就派人来看。那人到了陈公祠后,四处查找,在陈荣祖塑像的左耳边上看见有一个蜂窝,随手抹去,擦干净后就回广西去了。那人回到广西后,陈荣祖的痈已经没了。病好的那天,正好就是他塑像上的蜂窝被抹掉的日子。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陈荣祖入祀永安名宦祠。

陈荣祖离任后,万历年间的永安知县又换了好一批:浙江归安人、进士张居敬;江西人、选贡吴三乐;浙江嘉兴人、举人沈中虚;福建安溪人、选贡李懋楚;浙江天台人、选贡扬士化;福建龙溪人、选贡谢应风;浙江乌程人、举人吴维聪;福建漳浦人、举人朱朝锦。

这些知县当中,杨士化与陈荣祖一样,于顺治十八年入祀永安名宦祠。杨士化是浙江天台人,万历三十九年,以选贡的功名出任永安知县。禁止私下交易日常用品,公平买卖,按标准收缴粮食和马匹,不使用私人的称重工具。出行时自己雇佣人,不役使百姓。他还捐出自己的俸禄来修缮学校,每月出题考核,六年如一日。人们还这样传说:百姓家失火房屋被烧,他去祭拜,火就熄灭了,祈求降雨也能应验。在城建上,杨士化在四个城门建楼以防匪患,又建造了紫金山雄镇楼。在城西关外建了一座桥,使百姓不再为涉水过河而苦恼,几百年间人们还称这座桥为“杨公桥”。

■本报记者 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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