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深锁碉楼 抵御乱世狂澜

■雄伟的桂山石楼处在村中心地带，是紫金县龙窝镇桂山村内最令人瞩目的古建筑。 凌丽 摄

■昔日坚固的八角楼外的刀光剑影早已黯淡，宗族之间的腾腾杀气与干戈，也已化为玉帛，仙坑村民和睦相处。 凌丽 摄

■本报记者 凌丽

核心提示

走在河源乡间，不时就能看到仍保留完好的各种四角楼、八角楼、围龙屋，尤其在20多个广东省古村落中。这些带着极强防御功能的高门大宅的建成，与清代社会动荡有关。清中后期，岭南不靖，匪盗交侵，生灵涂炭，故富而有力者建碉楼以自保，代表性建筑如源城区埔前的罗焕荣故居、仙坑八角楼、桂山石楼、乐村石楼等，外墙极厚。和平县林寨、仙坑古村，紫金县群丰村、桂山村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古村落。

1 粤地械斗与徐旭曾的“客家人宣言”

十九世纪初、中期，土客械斗发生极频，规模大，损失极大。

学界追溯“土客”矛盾年代时，一般追溯到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宣布实施的“禁海令”和5年后即1661年颁布的“迁界令”。这两条政策令广东沿海地区经济凋敝、生灵涂炭。广东巡抚王来任认为，迁海政策使广东滨海之地流民达数十万之众。屈大均认为，迁界令使“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局势已定，朝廷应多年来广东官民之请，发布复界令，界外之地归还原住民耕种。然而此时的原住民由于死亡、离散等原因，重返故土的很少。

为了复垦地多宽旷的粤东沿海地区，清廷准许各地流移的农民迁入。雍正五年（1727年），署理两广总督何克敏奏请在复界区发布“招垦令”吸引移民入界垦种荒地。“沿海地多宽旷，粤吏遂奏请垦辟以实之。于是惠潮嘉及闽赣人民，挈家赴垦于广州府之新宁、肇庆府之鹤山、高明。”（《赤溪县志》）

垦令实施后，惠州府人口开始快速增长。据道光《广东通志·舆地略》记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全府人口历史上首次突破100万，达137.4万人，相当于康熙十一年 （1672年）总人口的10倍。据测算，各县人口增长分别为：和平41.5倍、龙川17.7倍、永安16.1倍、连平12.9倍、长宁12.8倍、海丰（含陆丰） 12.1倍、河源9.1倍、归善4.4倍、博罗3.6倍。

“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随成一种风气矣。”（徐旭曾《丰湖杂记》）

人口的充实与增长，使早到的“土人”与后来的“客人”关系日趋紧张，冲突与械斗频频发生。

徐旭曾于嘉庆己未（1979年）考中进士，官至户部四川司、福建司主事，后加一级，封奉政大夫。嘉庆乙亥（1815年），任惠州丰湖书院山长的徐旭曾留意到，“博罗、东莞某乡，近因小故，激成土客斗案，经两县会营弹压，由绅耆调解，始息。”

这场最终被平息的械斗，给徐旭曾很大的触动。他对长期以来的土客矛盾作了深入思考，口述并由弟子记录形成《丰湖杂记》，对客家、客家人、客家文化、客家源流、精神、语言、风格、妇女等作了系统介绍。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原院长房学嘉评论道：徐旭曾“是系统论述客家问题的始作俑者。清嘉庆乙亥二十年（1815年），徐旭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敏锐地从社会矛盾中把握了客家文化寻求生存空间的契机，为客家文化作了提纲挈领的诠释……凡言研究客家历史文化者，追根溯源就要讲到徐旭曾。”学者施添福认为徐旭曾《丰湖杂记》是一篇客家人宣言，为系统论述客家问题之始，可视之为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

台湾“国立联合大学”客家研究学院文化观光产业学系副教授刘焕云认为，惠州府和平人徐旭曾，是最早研究记载客家问题的且是系统论述客家问题第一人，是最先系统地论述了客家问题的作者，为客家文化作了提纲挈领的诠释。虽然后人对客家问题的论述，如罗香林与赖际熙等，都有了更多更详尽的研究，但是其基本框架并未脱离徐氏《丰湖札记》的思路。土客冲突时，“客”人或操客方言的人群，被广府人称为非汉人，激发了操客方言人群的客家人的愤怒，称自己乃是中原衣冠旧族，客家方言亦为中原古音，而徐旭曾更是此一说法的第一人。

1856年，咸丰、同治年间，粤西开始了一场最大的土、客械斗，“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卒至两败俱伤，死亡相等。”（《赤溪县志》）

2 客家围龙屋防御械斗和匪乱

清康熙中叶至乾嘉之际，因客家人口繁衍，而居处山多地少，遂自赣南、粤东、粤北转向川、湘、桂、台诸地以及粤中和粤西一带迁徙。

在这过程中，北来移民与当地人常常发生碰撞、械斗。

《永安县初志·前事志第八》开头即云：“永安重峦复嶂，昔固盗薮。”明隆庆元年后，“贼岁甚，旧者死，新者继，一巢又分几”。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琴江（龙窝一带，含桂山）出一厉害贼人牛牯屠（绰号），占据了不少山头，以盗财为生。后被擒。有小流氓羡慕牛牯屠“名声”，常冒他名去抢劫，牛牯屠又把他们抢的东西抢走，说，“大贼劫小贼”。

永安一带有首童谣唱道：“乌面将军，偷人鸭春。大王拦着，情愿平分。”“春”在客家方言中是“蛋”之意。这首童谣流传至今，紫金县的孩子们仍在唱着这首童谣，只是早已不知道当时的典故了。

在各类史籍上虽未见到河源、龙川、紫金等地有大规模械斗的记载，但小规模械斗时有发生。另外，“血雨腥风13年”“烽火狼烟17县”的咸同广东土客大械斗之血腥与惨烈，想必亦在口口相传中，让各地的民众心中极其不安。这种心理阴影投射至民居建筑上，则体现为各地古民居封闭式、自成一体的防御性设计，随处可见厚实的高墙，高耸的角楼，可储存食粮的仓库，建在屋内不用出门即可取水的水井……

客家围屋素以注重严防死守的防御功能著称，记者曾走访了20多个被评为“广东省古村落”的河源古村落里的古民居，概莫能外。

“同是客家民居，山地建筑，大都是巍峨的土楼、方楼、圆楼；而半山或丘陵上的建筑，则大多是围龙屋……而山区人口稀少，耕地不多，盗患、械斗不绝，这一高墙深锁的围楼，当是一个家族最好的聚居方式。到了丘陵地带，或山中盆地，围龙屋则成了首选的形式，相对而言，这里人口密集，天气湿热，且多风多雨，围龙屋的半开放、半防御性能便比较实用与突出了。”（谭元亨《岭南建筑文化论》）

民国时紫金一带，“居住类皆泥砖矮屋，牛栏猪舍厨房皆相连接，于卫生上殊不适宜，惟稍富者则建碉楼居住。”有钱建碉楼保护自己家人生命及财产安全的不是太多，但那些坚固的碉楼大多保存至今。

3 拒匪盗、保安定的“城堡”

紫金县水墩镇群丰村的古民居设防程度，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群丰村古民居，不仅四角筑有可供瞭望、射击的碉楼，甚至连天井亦用厚实的木条与铁丝网封死，防止盗贼从天而降。群丰古民居大门额均塑有楼名，楼名中“保”“安”“定”三字出现的频率极高，从中或可窥见群丰刘氏祖辈居安思危、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心态。

选安楼的角楼共有4层，木制楼板，墙体厚度惊人，达80多厘米，让人叹为观止。客家围屋注重防御性功能的特征，由此可见一斑。

更让人惊奇的是，用砖石筑就的厚实墙体，虽设置着瞭望孔、射击孔的高耸的角楼，但似乎仍不足以让生活在动荡年代的屋主高枕无忧。始建者刘省三别出心裁地让工匠们设计了一个用木条与铁丝网制成的天井套，将整栋建筑封得严严实实，犹如如今住在城市里的后人们用防盗网封阳台一般。天井套一旦放下，别说盗贼，即便是飞鸟，亦难进入。

紫金县龙窝镇桂山村有一座巨大、雄伟的桂山石楼，处在村中心地带，是村内最令人瞩目的古建筑。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廖肇衍始建此楼，其在世时尚未建好，儿孙两辈接着建，建成此楼，花费了50年时间。

走过长满浮萍的半月形池塘，穿过外、内横屋，径往石楼而来。越走近，便越感到一种令人压迫的气势。当年前来侵犯的匪徒，站在如此高楼坚壁之下，即使手握各式武器，想来也会有“无处下牙”之感。凑近角楼上的枪眼，倚在厚墙上，带着田野清香的风掠着头发与衣襟，远山之内的所有景物，尽入视野。如果有任何人试图接近石楼，很容易就被发现。正因为如此坚固的石楼，让民国初年廖玉书写了《咏桂山》诗云：“桂山风景最清佳，两座楼台十万家，乱世惊潮流不到，桃源洞里秀桑麻。”

东源县康禾镇仙坑村保存有完整的古民居20多幢，其中，以四角楼、八角楼为代表，修建于乾隆、嘉庆年间，防御性功能相当完备。其中，又以八角楼为最，在普通方形四角楼的外面加了一道厚厚的花岗岩城墙，上面还设有炮楼和走马廊，把住宅包裹得严严实实，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八角楼在乾隆年间初建时也是只有四个角楼，它外面的高大石墙，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建成的，外墙也建有4个角楼，总共8个角楼，因此，当地人把这座楼称为“八角楼”。

“乾嘉以后，社会经济衰落。太平天国时期，社会比较动乱，官府控制力削弱，村落之间的械斗增加了，村落之间的械斗组织性强，攻击力也很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林济在解读八角楼成因时表示，“早期的居民和后来者之间的械斗，在当时的广东非常普遍，村落之间的械斗以宗族为单位，既有对资源的争夺，也有当地新旧势力之间的争斗。械斗规模很大。所以，人们经常以村落、宗族为单位来组织防御事务。”

和平县林寨镇成群的方围屋，也体现了极佳的防御性能。这些围屋规模宏大，大多兴建于清末民初，最早的可追溯至林寨陈氏先祖陈元坤所生活的元朝。平面呈四方形，高墙合围，一般均高达10米，石灰夯筑墙体，四角都建有碉楼，外墙不设窗户，只设狭窄的枪眼和瞭望孔，大门和侧门都异常坚固，门外还用粗达10厘米的铁闩加固，防御性能极好。围内房屋众多，房间、仓库、厨房、厕所俱全，天井里还建有水井，无异于一座城堡。以林寨现存的四角楼中最为气派、奢华的谦光楼为例，它建于民国九年，坐北朝南，是一座长方形围屋，四角建有高4层的碉楼，主体建筑一进为三层走马楼式楼房，二、三、四进为三进四横格局，依中轴线依次为正门、下厅、中厅、上厅，两厅之间有廊庑连接，侧边有厢房，两侧各有两排横屋。在横屋与横屋、厅堂与横屋之间，有三条横巷和十一个天井分隔，这些天井和横巷，是四角楼内的交通通道，将整幢房屋连接在一起，遭遇匪患或战乱，居住其间的人们不出大门即可互通音讯。整幢屋内，共有10个厅堂，258个房间，水井、粮仓、厨房一应俱全，可容纳500多人居住。

和平文物普查队有关负责人认为，明清和民国时期，土匪流寇较多，且宗族械斗也时有发生，易守难攻的围屋，有利于保护家族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客家建筑的一大特点。

源城区埔前镇上村村罗焕荣故居，是一座很有代表性的客家民居。这是一栋建于清咸丰年间的古宅，当地人称其为“楼阁（角）”。从已经变得狭窄的侧门进去，厚达110厘米的三合土夯墙。据测量，这栋古宅墙高约10米，墙厚约1米有余，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150多年前，寡妇张三娘用了3000担谷的钱，才将楼角建好。罗焕荣出生后，这里便成了他读书、休息、练武的地方。当年在村里显赫一时的高楼坚壁，现在只剩了四面墙。

有的村落还有护村炮楼。位于龙川县丰稔镇西部的黄岭村，始建于明朝，兴盛于清末民国初。明清时期，总面积14.3平方公里的黄岭村里，叶氏共有100多人考取秀才以上功名。其中，功名最为卓著者为清嘉庆七年壬午科（1802年）进士及第的叶铭熙。因此，龙川县有“黄岭秀才多过狗”之俚语。村里有两座被黄村人称为“炮楼”的碉楼：水谦楼和下村炮楼。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教授谭运长说，黄岭村是很大的一个盆地，中间有很多条小溪，古民居傍水而建，没有聚集在一起，但由于村落四周全是山岭，进出只有一条路，因此，整个村落实际上属于封闭式的。下村炮楼和水谦楼均建于清末，清末战乱导致客家古建筑中出现大量炮楼。黄岭村的下村炮楼，就建在进出村子必经之路上，这个炮楼的意义就是扼守这条要道，保护整个村落。

幸运的是，这些坚固且不失精美的古建筑经历的械斗、战争、匪乱虽有但不算频仍，因此保留至今。到了解放战争年代，一些四角楼经历了枪林弹雨与炮击，其坚固的防御性能依然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