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伦理为民解忧 善开放鼓励论战

在萧殷逝世40周年之际，萧殷的学生、文学评论家黄树森日前在广州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追忆恩师萧殷在岭南时期与之交集的“那些事儿”。

黄树森细述了3个“段子”，从中可看出萧殷的人生观、个性及文学追求。

1959年8月，黄树森从中山大学毕业，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现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月刊《作品》杂志社。当时的《作品》主编，正是从北京《文艺报》南归的萧殷。1983年萧殷先生逝世后，黄树森接手了由恩师创刊的中国第一份评论月刊《当代文坛报》。

“萧殷毕其一生，做的都是编辑、理论、扶掖新人的工作。”黄树森正是在萧殷的培养和鼓励下成长、成熟，并在其影响下成就自身的文学事业。他认为，当下河源萧殷文学馆对先生的纪念，即是对他正直正派、率真坦荡、勇敢作为精神进行弘扬与传承。

挣脱与幸免：

求真求善做文学

客观批评接“刁活”

1965年1月，中南区（新中国成立后大区划分之一）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在广州召开，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推选的50多台剧目、3000多名与会人员，在广州轮番上演，长达一个半月时间。彼时，黄树森已从省作家协会调至省委宣传部文艺室任职，被指派跟随时任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萧殷观展评戏。

于是，每天晚上，黄树森都陪着萧殷到展演现场看剧，萧殷给黄树森布置的“作业”是：每次散戏后都要撰写审看报告。“那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项辛苦的任务。”黄树森说，因为当时选送上来的50多台戏剧里，有传统的地方戏曲，也有新创编的现代戏剧，有才子佳人的古代故事，也有歌颂英雄的当代事迹，而且都是各省精选推荐而来，“如何客观地评价这些戏剧作品，兼顾到各省的推举意愿，又不至于激起文艺圈的争论，这真是一件‘刁活’。”他说。

此次演出大会结束后，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形成了一篇总结报告（此后又公开发表），其中很大篇幅引用了萧殷等人的审看报告内容，这说明陶铸对萧殷的文学批评的认可和信任。

伦理与逻辑：

惜才爱生帮解忧

贴近百姓听心声

1979年，来自汕头饶平的农民作家王杏元的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出版，这正是在萧殷的支持下投入写作、由广东省作家协会培养起来的年轻作家之典型。当时这部小说卖得很好，王杏元也得到了一笔稿费。但当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他这笔辛苦得来的稿费被全村人“盯”上了。一些生活困难、缺衣少吃的村民纷纷找到王家，寻求帮补，哪怕是家里新添的热水瓶都跑来“报销”。王杏元为此很是困惑，无奈将这一情况反映到广东省作协。

收到“投诉”的萧殷带着黄树森，以代表省作协的名义远赴饶平“出差”（当时交通不便，从广州到饶平约需1天时间），出差的项目即是“如何处理王杏元稿费问题”。“那是我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出差。别说现在的人不理解，当时我也有疑问：就为了稿费这么小的事情特地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出差？”这次出差让黄树森进一步认识到了萧殷惜才爱生的精神。

其间，萧殷与黄树森走访普宁、汕头、饶平、海丰等多地，对当地民风进行了深入了解；走进村里挨家挨户倾听老百姓的心声；还与当地政府人员交换意见、讨论解决方案……最终大家达成共识：此前王家帮补村民已用掉的稿费，就作为王杏元对邻里乡亲的帮扶，当作是一种慈善做法，也不再追回；目前还未使用的稿费则留下来还给王家，不再拿出来帮补乡邻。

开放与喧哗：

开放包容新事物

鼓励论战掀思潮

1980年9月，萧殷带领广东的一批理论批评家访问深圳。此次出访的目的，起因于1980年6月有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香港电视”及其他》，将香港电视视为毒草，欲除之而后快，引起轩然大波。黄树森建议以“香港电视”现象为契机，对当时文化乃至社会的一些思潮进行评论，在萧殷的首肯下，便有了这次深圳之行。

来到改革开放“先锋”的深圳，访问团一行观看香港电视，并亲身体验喝力生啤酒、吃嘉顿饼干、购买玻璃丝袜等，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影响有了进一步理解。大家都有意对此前那篇文章予以回应和争鸣。对于培养后辈的论战能力，萧殷一向很执着且热忱，于是他鼓励大家：“我看可以讨论。”

在萧殷的鼓舞与支持下，黄树森先后在《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发表了《“香港电视”是非谈》《且慢“且慢”恭喜》等文章，论战观点之犀利、文章逻辑之严谨，得到了老百姓和读者们的“拍手称快”。当时正处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开始摒弃旧观念，接触到更多惊异与好奇的事物，心灵也渴望挣脱封闭的状态，释放自由与激情。

（本报记者 邹茹玉 黄赞福 林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