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首邑走出来的中国文学事业守夜人

1953年，萧殷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大院，当时他与杨思仲（陈涌）轮流任《人民文学》执行编辑。

1979年11月，萧殷（左一）参加全国文代会期间，与巴金、陈忻等留影。

■本报记者 凌丽

核心提示

萧殷，原名郑文生，笔名萧英，1915年出生于广东龙川县。是新中国广东文艺评论工作的开拓者，《文艺报》创办人之一。1938年，进入延安“鲁艺”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华北《新华日报》编委、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中央党校教员、《石家庄日报》副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执行编辑、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副所长、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作品》月刊主编。先后从事报刊编辑、文艺教学、文艺理论研究等工作；出版小说散文集、文学评论集多部。1985年，获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荣誉奖；1986年，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特别奖。

萧殷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创作的一生，始终致力于革命、文学工作，同时积极帮助青年成长，是一批后来成为中国文学中坚力量的文学青年的伯乐。这位已载入文学史、深度参与并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展进程的河源人，是中国文学事业的“守夜人”，是广东文艺评论工作的开拓者。

从“岭南首邑”竹园里走向省城

萧殷的故乡，是广东河源市龙川县佗城镇。佗城，是史料记载中岭南最早建立的城邑之一，是2200多年来东江中上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重镇，有着“岭南首邑”之称。佗城既是赵佗兴王之地，又是秦代中原文化南下与百越文化汇融之地。自赵佗为龙川令在佗城驻军施政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佗城一直为龙川县治所在地。2000多年的建埠史，让佗城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蕴，是1991年广东省人民政府首批公布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后来萧殷回忆起童年时的故乡佗城时，是这样描述的：“佗城面临东江，背靠嶅山，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处处古刹，古色古香，是南越王赵佗称帝的古城，但到我懂事的时候它和全国农村一样，正面临着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头上三把刀，地主官吏高利贷’。加上连年遭灾，农民纷纷逃荒要饭，美丽的故乡满目疮痍，一片凄凉。”

萧殷故居在佗城郊外竹园里郑屋的一角阁楼，有三层。一楼门楣上，有一块赖少其题写的“萧殷故居”刻石牌匾。如今小阁楼已很是破败，楼上地板有些颤动。20世纪60年代，林默涵、杜埃、饶芃子、易准等都到过或住过这座小阁楼。每次萧殷回来，都住在三楼。在这小阁楼里，萧殷度过了许多生活岁月和创作时光。

20世纪60年代，萧殷写了三篇带小结性质的文章，即在《羊城晚报》上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论研究组”名义发表的《熟悉的陌生人》《文艺批评的歧路》《论〈金沙洲〉》。这第三篇文章，是萧殷在竹园里写的，他顺便回家探兄，后来任《作品》副主编、广东省文化厅原副厅长的易准，也一起住在竹园里。

萧殷出生于1915年中秋节次日，起名叫郑文生。后来萧殷回老家，家乡人的同辈和长辈都叫他“文生”。萧殷8岁时，父亲就因病去世了，母亲患风湿症长年卧床不起，全家只能靠在城里做店员的哥哥每月5元的工资过活。家境贫寒的萧殷从小便饱尝了人间的辛酸，他知道自己随时都有辍学的可能，于是更加努力读书，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他还大量阅读课外书，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小学毕业后，在几位老师的帮助下，贫困的萧殷才得以进中学继续念书。

萧殷从小就受到了革命理想的感召。1925年，北伐军第二次东征过境，张贴出“有田耕，有工做，有饭吃，有书读”的标语，年仅10岁的萧殷就开始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萧殷自小酷爱读书。读初中时，萧殷初步展露了他在文学上的才华。他与高中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创办了文学期刊《湖畔》，发表了一些进步作品，也团结、联络了部分爱好文学的同学。在第二期《湖畔》上，他发表了小说《明天》和《风雨之夜》等散文。《风雨之夜》以萧殷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了一个贫困学生在风雨之夜到处奔走借钱交学费的故事。后来这篇文章还在广州的一个省展览会上获得了二等奖，这对刚走上文学道路的萧殷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由于家贫，萧殷深知上大学已没有希望，他决心自食其力，另谋出路。读完中学后，萧殷乘船顺江而下到广州谋生，在一个旧祠堂里找了块栖身之地，并考上了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他的哥哥想方设法为他凑齐了学费。为了不加重哥哥的负担，萧殷开始向省级报刊投稿，以赚取稿费补贴生活。从1932年（17岁）开始，他连续三年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小说，其中有“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悲叹”的作品——《乌龟》《疯子》《父与女》及《倒闭》《沉落》等。发表在《广州国民日报》上的小说《乌龟》，后来被人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

萧殷在哥哥的帮助下读完了大学一年级，最终还是因为经济困窘辍学了。

“萧英”走上了革命道路

辍学后，萧殷回到家乡，在龙川乡村师范找了一份教绘画的工作。第二年春，乡村师范也停办了。1934年，他又转到佗城小学任教。1936年春，又转至龙川县民众教育馆工作。

1936年春，萧殷结识了一名革命者。这个人经常带一些宣传革命统一战线的书刊来，萧殷从中挑选出一些文章，油印数十份，和工友到镇上去散发、张贴，宣传革命主张。与此同时，萧殷开始密切关注革命形势的发展，并和一些革命者取得了联系。在家乡工作期间，萧殷还写了《借贷》《哥哥的脸》《倒闭》等小说以及报告文学《年关杂写》等。他投到《东南西北》的小说全部发表了。萧殷对报社的编辑心存感激，并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创作之中。

在佗城工作期间，有些人想方设法造谣陷害他。1936年7月，萧殷再次离开佗城。他来到广州，在同学的帮助下住进了中山大学。从7月到12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萧殷参加了多次革命活动，思想上发生了质的飞跃。为了斗争的需要，他写了许多杂文，并在《珠江日报》上发表，署名“萧英”。这些文章矛头直指国民党，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在《黑暗》《市民日报》等刊物上发表。当时，国民党特务使用各种伎俩诱捕、迫害革命者，形势非常严峻。萧殷迫切希望得到鲁迅先生的指导。

在北平，战地记者“萧殷”诞生了

10月初，萧殷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简要介绍了广州革命斗争的形势，并把自己创作的散文《温热的手》一并寄去。萧殷日夜期盼先生的回信，没想到，鲁迅先生在收到他的信稿10天后就不幸逝世了。鲁迅只在10月9日的日记上记了一句：“得萧英信并稿。”悲痛的萧殷在中山大学礼堂参加了鲁迅先生的追悼会。会后，特务跟踪、逮捕进步青年的活动更加猖獗。萧殷的几个同学都被捕了，他也上了特务的黑名单，日常生活都受到了限制。12月底，萧殷和挚友赖少其一同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刚到达上海，他就从朋友口中得知，他们的来往信件已被检查，他们的行踪也被监视，为了隐匿身份，他只好改名换姓。

抗战开始后，萧殷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上海防护团”，任战地记者。后来，他又赴汉口编辑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机关刊物《新闻记者》月刊。1938年，他从武汉辗转到延安，就读鲁迅艺术学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延安中央研究所文艺研究员和中央党校教员。当年，他还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聆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

1939年，萧殷调张家口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新华日报》编委兼特派记者、《晋察冀日报》编委兼副主编。在抗日前线从事采编工作时，萧殷曾在冀南的游击战中负过伤，是二等乙级残疾荣誉军人。在这期间，他一直用笔名“萧英”，在《新华日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国共“和谈”期间，中共派代表团赴北平。为了加强对和谈进展的报道，萧殷被调往北平主编《解放三日刊》，并兼新华社北平分社采访部主任。初期发表文章仍用“萧英”这一笔名，有些同志认为这个名字在革命根据地报刊上出现过，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为了斗争的需要，他把笔名改为“萧殷”，后来这个名字逐渐取代了他原来的名字。抗战期间，他发表了《井圪塔的血》等报告文学和散文。

1945年11月，在张家口解放区，丁玲负责主编《晋察冀日报》副刊，年轻的萧殷兼任《晋察冀日报》报社编委，同时在新华社晋察冀分社任编辑组长。但丁玲很快被调离报社，负责主编《长城》文学月刊，《晋察冀日报》副刊由萧殷接替主编。

1946年2月，国共谈判，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成立，组织上调萧殷到北平参加《解放报》（三日刊）工作，负责领导记者采访工作，同时自己也会出去采访，他跑的“线口”主要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各地发生了军事冲突的“突发新闻”，他也会马上收拾包袱奔赴一线采访。

1949年2月，萧殷随中共中央华北局进入北平。7月底，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代会）开幕，大会决定出版《文艺报》，大会期间萧殷在宣传组工作。9月25日，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创刊，萧殷与丁玲、陈企霞同为首任三位主编，为《文艺报》确立办报方针、编辑思想和专业风格。

赵堂子胡同来了个年轻人

赵堂子胡同6号。王蒙对这个地址，印象极深，他第一次得到萧殷的指导，就在那里。

1955年春天，20岁的王蒙怯怯地推开赵堂子胡同6号的门。多年后，王蒙回忆起第一次与萧殷的见面说：“文学的神物化为一个和颜悦色的小老头，他慈祥地向我笑，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这个小老头，就是萧殷，他为王蒙开启了文学殿堂的第一道门。

时任共青团北京西城区委副书记的王蒙是为了他的处女作《青春万岁》来的。

被出版社“枪毙”了的《青春万岁》初稿，被眼光锐利的萧殷从中发现了作者的才华。于是，萧殷把王蒙约来见面，对他的作品作了优劣评论与修改指点，并送他一本自己写的《与习作者谈写作》。

这第一次谈话，让萧殷决定认真帮助王蒙。此后，每个周日，王蒙都到萧殷家里来谈稿，如此七八个星期天。最后，萧殷帮助王蒙请了半年的创作假，修改好了《青春万岁》。修改版《青春万岁》让萧殷非常高兴，直接就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1月，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受到上纲上线的批评，萧殷打电话约王蒙来家里谈话，鼓励这位自己寄予莫大期望的年轻人，并公开发表文章为王蒙申辩。7月，王蒙被打成“右派”，萧殷极为悲愤。11月，即将离开北京远赴新疆的王蒙到赵堂子胡同8号看望萧殷，向老师道别。面对出版社交来的王蒙《青春万岁》样书，萧殷伤心落泪。他用最好的纸张，精心制作了封面，并珍藏起来。萧殷一直把书样带在身边。后来他调到暨南大学中文系当主任时，还向中文系的学生介绍这本书。

1961年，萧殷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推荐这部书，但仍是因政治原因，未能出版。一直到1979年，《青春万岁》才出版。该书出版后，广受欢迎，并被改编成电影。1984年，小说《青春万岁》获首届“人民文学奖”。

粉碎“四人帮”后，萧殷主编《作品》杂志，四处打听刚刚崭露头角就遭受打击的王蒙的下落。王蒙试着给萧殷寄了封信，长期牵挂他的萧殷欣喜若狂：“王蒙来信了，王蒙来信了……”经过20年的动荡，得知王蒙无恙，令萧殷欢喜无限，大叫着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妻子陶萍同志，告诉他的友人。王蒙读着回信，潸然泪下。

王蒙在1978年获得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最宝贵的》，就是萧殷经手在《作品》发表的。

已年近九旬的王蒙，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获奖无数。在20世纪80年代曾任文化部部长。

他使《作品》成为全国文艺思想解放运动排头兵

萧殷是从广东走向全国的文学批评家，也是从北京回归到广东的文学批评家。自1960年11月任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他就回到自己文学生涯的起点——广东。此后20余年里，岭南文坛的风霜雨雪，他都经历过；岭南文坛的春华秋实，都有着他殚精竭虑的照拂与付出。

1960年11月，萧殷任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分管机关工作。1962年1月，在萧殷的努力下，停刊5年之久的《作品》成功复刊，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曾对当时的《作品》给予了很高评价。3月，首届羊城晚报《花地》作品评奖，这是当年继《大众电影》杂志评“百花奖”之后，全国首例报刊文学作品评奖。

1976年，“四人帮”倒台，十年浩劫终结。萧殷主持《作品》的第二次复刊，他立即向丁玲、艾青、王蒙等约稿。《作品》复刊第一期发表艾青、王蒙、舒展等“右派分子”作品时，还是遭受了非难。但萧殷顶住了压力。很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艾青等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王蒙发表在这期《作品》的小说《最宝贵的》《复婚》，被评为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与此同时，萧殷还组织发表了一系列文艺论争文章，在全国最早开展对“四人帮”文艺路线的批判，《作品》成为当时最先刊发白先勇短篇小说、梁羽生武侠小说的文学刊物，成为全国文艺思想解放运动的排头兵，风行一时，发行量达到78万份。

广东文学辉煌年代领军人

“十年浩劫”没有压垮萧殷的精神，却摧垮了他的身体。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拖着病体，整理、选编旧作，瞒着医生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版了《习艺录》《创作随谈录》，还在暨南大学任兼职教授，带出了两名文艺理论研究生。在他的床头案上，堆满了来自全国各地文学青年的来信来稿，他每天都硬撑着身体看稿复信，常常是鼻子里插着氧气导管，还在和前来探病或求教的文学青年侃侃而谈、循循善诱。

1983年8月31日凌晨4时50分，萧殷与世长辞。在萧殷领导过的广东文艺战线上，广东第二代文学批评家在历经一次次火花迸溅的磨砺后，脱颖而出。他才华洋溢的学生饶芃子、黄树森、黄伟宗……日臻成熟，成为广东文学评论界新一代领军人。

黄伟宗说：“俯瞰中国现代文学史，广东文学有两度辉煌时期，分别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这两个辉煌时期，萧殷作为领军人物，功不可没……萧殷，不仅是文艺批评家的领军人物，也是作家的领军人物。”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傅修海认为，萧殷的文学史意义包括了四方面的努力和贡献：文学论、创作论、写作谈、文学问答与通讯。从形态上说，萧殷的文学思考和工作成绩，对应着四大类型的文字：主题报告、专题论文、写作谈（创作谈）和通信书简。

萧殷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新文学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下重要篇章。他的正义、良知、胆识和责任心，必将激励后人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萧殷的家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今天的佗城，佗城景区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千年古城正焕发新生机。今天的龙川，交通区位突出，生态资源优越，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厚实，龙川高质量发展呈现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