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9年6月1日，龙川全面解放，在老隆福建会馆成立县人民政府，成为广东最早建立县一级人民政府的县。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凌丽

核心提示

1941年底至1942年春展开的滞港文化名人大营救，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邹韬奋题词“保卫祖国为民先锋”赞誉东江纵队。廖沫沙在《东江历险长留念》一文中，如此形容香港大营救：“把他们从敌人的虎口中安全地抢救出来，这不但是我们党的一项伟大功绩，而且在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一次严峻、艰巨的大撤退。”

在这场闻名中外的滞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生死历程中，中共党组织在河源老隆建立安全中转站。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之一的连贯当时就住在福建会馆，精心安排、指挥民主和文化进步人士的大转移行动。

正是这些在文化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文化名人的到来，让龙川老隆及福建会馆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更在东江纵队史和中共地方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香港到老隆：确定营救路线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澳门相继沦陷。20日，广东省政府成立抢运港侨委员会，拨出40万元救济费抢运香港难民，其中就包括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800多人，他们的处境极其危险。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等要不惜代价组织营救。为使营救工作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南方局设法筹集了20万元营救费。

廖承志、连贯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立即部署营救工作，决定趁侵占香港日军立足未稳、对香港情况还不甚熟悉及大批难民逃离香港之机，以最快速度帮助滞港人士迅速转移。

日军占领香港后，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日军急于消除“不安定因素”，想把香港打造成“模范殖民地”，大批疏散人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扶老携幼步行返回内地。（《国殇 第六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撤退秘录》）日军在尚未休刊的报纸和电影院字幕上连续刊登启事，点名要邹韬奋、茅盾、梅兰芳、蔡楚生等人前去日军军部报到时，他们已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开始了艰难的转移行动。

那么如何将更多的文化名人安全转移到广东北面的大后方？

负责大营救行动的组织事先反复周详考虑，认为通过西江、北江直接北上湖南衡阳和广西桂林转移是最方便快捷的，但均需经过沦陷区，风险极大。最终，经过认真研究，组织上选择沿东江逆流而上，并将地处东江上游的龙川县老隆镇选定为护送中转站。当时的老隆水陆交通方便，是广东东北部的交通枢纽，而且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大营救行动路线具体安排是这样的：文化名人抵达老隆后，设两条转移线，一线是老隆—兴梅—大埔—闽西南，胡一声（驻兴梅）负责沿途随行等工作；另一线是老隆—曲江（韶关）—衡阳—桂林（后往重庆），由乔冠华（驻韶关）运筹安排，两条线均由连贯（驻老隆）负总责。

为什么是老隆？

老隆，成为这场闻名中外的滞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生死历程的安全中转站。那么，为什么选择了老隆？

老隆地处交通要冲，距龙川县城（佗城）仅10公里，是东江上下游物资集散地，也是东江航道的终点，往西可到韶关，经湖南省转往广西、四川；往东可经兴宁、梅县、大埔转往皖南、苏北。因此，众多自香港退到抗战大后方的难民，要经过老隆。抗战时期，老隆成为东江抗日大后方，粤东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凸显，商业繁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老隆圩镇上约有200家商店，虽然时有警报，但抗战气氛不浓，街头的抗战标语也很少。镇上有个抗战后援会，是国民党官办机关，仅是挂着招牌向商店募捐的机构。

老隆较早建立了党组织。1941年2月，后东特委在老隆水贝成立，梁威林任特委书记，机关设在老隆。后东特委全面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组织地下党员以公开身份经商、开办工厂，为革命筹集经费，或参加国民党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竞选，打入国民党内部，出任区长、乡长等公职。后东特委辖龙川、五华、和平、河源、紫金、新丰县委及连平县工委，党员1100多人。后来，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后东特委辖区一度扩展到兴宁、惠阳、揭阳等地，其机关驻地虽然一度迁离龙川，但特委部分领导人仍在龙川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指导当地党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上世纪40年代初，广州等地沦陷后，大量难民沿东江北上进入粤北山区，河源、龙川、和平等县成为抗日大后方。后东特派员指示龙川、紫金等县党组织，发动党员以各种社会职业和合法地位作掩护，通过合法手段创办企业，隐蔽开展地下活动，开展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活动。后东特委领导分驻各县，以各种合法身份公开出现，经多方努力，在老隆、佗城具备了一定的商业基础。同时，还开展农村武装斗争，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这些商业基础和群众基础，给后东特委的革命工作和统战工作带来了许多便利，在这次的大营救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些可靠的商行在老隆设立的办事处，以接待其香港股东逃难家属的公开名义，把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接到预设的旅店（在谷行街）和招待所里。老隆福建会馆旁边的义孚行与河唇街的侨兴行，既是办事处又是营救联络点，连贯有时住在此处。特别是侨兴行在粤、桂、湘数省都有其办事处或商号，且自身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

坐镇老隆

1942年1月下旬，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从惠州乘船到达老隆，因为水浅，他们走了8天，而从老隆到惠州顺水，一天就能到达。

廖承志到达老隆后，向中共东江后方特委传达了中央关于营救工作的指示，并且作了部署。作为营救负责人之一，连贯就住在老隆福建会馆，精心安排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大转移行动各项事宜，如他们在老隆的食宿问题、江面防查和安全上岸问题、转移路线设计等。

连贯还视形势需要，住在老隆镇郊农村，协助他工作的主要是后东特委书记梁威林领导的地下党。此外，还有原在香港和乔冠华一起主办《香港中国通讯社》的胡一声（中共党员）、郑展等。香港沦陷后，他们脱险到达东江游击队前线基地白石龙。由于他们都是梅县人，又有归侨身份，游击队领导曾生派他们回家乡以做生意为由开展统战工作。

由于有了从香港到老隆这条路线的实践经验，他们确切知道，粤汉铁路南段已被日军控制，要把滞留在香港的文化名人向大后方转移，那就非经惠州北上老隆不可。经过商议，决定拨出3万元给廖安祥在惠州开办源吉行，经营棉纱、布匹、轮胎等生意，由卢伟如作为后台老板，以配合交通联络点工作。当一切布置妥当之后，廖承志和乔冠华便先后离开，到韶关继续安排营救工作，连贯则留下在老隆贯彻廖承志的部署。

连贯后来撰文回忆说，当时，粤江铁路南段已被日军控制，滞留在香港的文化名人从惠州向大后方转移，只有先走水路到老隆，再乘汽车到韶关，然后才能从韶关乘火车经衡阳到桂林、重庆。老隆和韶关这两个中转站地处国统区，已在东江游击队活动范围之外，因此需要加强领导，组织当地地下党做好接应护送工作。

在连贯等及后东特委的周密安排下，万事俱备，只等来人。

穿越生死线

抵老隆的文化名人，有的经兴梅、大埔转往闽西南，有的因身份暴露暂时留下隐蔽，待以后再转送，但多数人则由老隆经韶关到桂林。老隆至韶关这一线，主要是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以“争取中间势力”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商行所发展的社会关系，秘密完成掩护接送任务。

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从惠州乘船到了老隆，就由交通员带着到义孚行和侨兴行找连贯和郑展，以接待香港股东逃难家属的名义安排食宿。他们都持有地下党用钱搞到的“难民证”（均为假名），再加上与商行有联系，一般不会引起怀疑。

但是，鉴于国民党特务缉捕很紧，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到老隆后也不能久留，多数人最多住一到两晚即乘连贯等通过商行联系的车辆，前往韶关转往桂林；少部分人在胡一声等的护送下，经兴宁、梅县、大埔等地前往闽西南，再辗转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如黄药眠、郑书祥等几十人就是从这条路线转移的）。

因时局紧张，离开老隆后，这些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旅途并不顺利。法学家张友渔从惠阳坐船到老隆，连贯在老隆旅馆接待，雇了几辆贩私盐的汽车，送他们去曲江。途中，听说前边查私盐查得很紧，盐贩子不敢走了，又折回老隆，但连贯已离开，找不到人了，张友渔很着急。待了一些时候，听说可以走了，汽车才又开出去，最后才到达曲江。（张友渔《八年烽火忆山城》）

茅盾化名孙家禄，与张铁生等一大批文化人士在1942年元宵节乘木船到达老隆；次日，以“义侨”身份搭上一辆去曲江的军用卡车。茅盾是个倔老头，到老隆后不肯隐蔽。连贯再三劝说，他仍执意要冒险走，连贯没法，派人护送他乘汽车到韶关，途经连平忠信，在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忠信站招待所住了一夜，每人领得“义侨”证明一张，生活补助费18元。3月9日，茅盾等乘火车到达桂林，距他们离开香港正好两个月。（《茅盾自传》、连贯《我所亲历的“港岛救群英”》）

此外，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和女儿柳无垢、廖承志妻子等混在难民中，乘机帆船离开香港到了海丰。国民党中央委员罗翼群（兴宁人）获悉，驱车到海丰迎接。几经周折，一行人才从海丰经兴宁、五华抵达老隆侨兴行。征得柳亚子同意，连贯在龙川党组织协助下，把柳亚子父女俩护送至兴宁山村石马乡。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地下交通员从惠州送来了两位先生，他们是邹韬奋、胡绳。当天，二人被安排在义孚行住下。第二天，连贯让郑展联系去韶关的车，让胡绳先走了，把邹韬奋安排到梅县陈炳传家中暂住。韶关国民党一家报纸在“时人行踪”栏登了一则消息:“邹韬奋原在东江游击队，后因日军进攻，闻已离队住在东江乡间。”他在东江一带的踪迹被当局获悉。

雪上加霜的是，1942年6月初的一天，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郭潜被捕叛变，中共粤北省委遭到破坏。这时，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护送任务已近尾声。郑展立即从义孚行迁到香港汽车材料行老隆分行，继续以做生意为掩护，与护送的地下交通员接头。不久，从香港营救出来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中转完毕，郑展随即根据连贯指示，秘密来到梅县江头村的侨兴行经理陈炳传老家隐蔽。9月25日，邹韬奋在胡一声、郑展等人的护送下返回老隆，再经后东特委缜密筹划，秘密护送到韶关，安全转送往苏北抗日根据地。（郑展《邹韬奋脱险记》）

其中，一些文化名人短暂居留老隆，后来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抗战时期老隆社会现状的记录，如茅盾描写了当时仍是国统区的老隆商业情况：“这里的商业活动范围，倘要开列清单，可以成为一本小册子。有人说笑话，这里什么都有交易，除了死人。但这里的所有的买卖，其为就地消耗且为当地流动的冒险家而设者，却只有两项：酒饭馆和暗娼……而这，完成了老隆这暴发户的性格。”胡风则“随大家在老隆城里逛。这个城很热闹，在别人的怂恿下，我买了一盒铁观音，其实是一个盒子里装着锡制的两小瓶。听他们介绍饮这种茶的方法，要用小壶小杯一口一口地品。这种品茶艺术，简直只有在升平世界中才行。”

营救了多少人？

此次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大营救行动从发起到完成任务，历时逾半年。据不完全统计，经老隆护送至韶关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有300多人，包括廖承志、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张铁生、张友渔、胡绳、千家驹、乔冠华、廖沫沙、胡风、丁聪、陈策、李佰球、陈汝棠、邓文钊等。

但这个数字，有专家并不认同。这场大营救是成功的。但具体营救出来多少人，有多种资料和多个版本。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游海华梳理过四种相关的数据：一是1000人以上；二是300人左右；三是800人左右，《东江纵队史》《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东江纵队志》等的说法则比较统一，均认为营救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其他方面的人士共800多人。目前，河源相关史料也采用了这一说法；四是据游海华综合各类史料估算，1942年2月，留在香港领导疏散工作的总负责人刘少文致电中央书记处电文所言“到达游击区的香港知名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有百余人”最可信。也就是说，从老隆一带经过的文化人士，不足百人。

这场成功的大营救行动，在东江纵队史和中共地方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次大营救行动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邹韬奋题词“保卫祖国为民先锋”赞誉东江纵队。廖沫沙在《东江历险长留念》一文中，如此形容香港大营救：“把他们从敌人的虎口中安全地抢救出来，这不但是我们党的一项伟大功绩，而且在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一次严峻、艰巨的大撤退。”

历经战火洗礼与岁月沉淀，这座始建于清咸丰庚申年（1860年）的福建会馆完好保存至今。但由于其间曾被作为其他用途，加上年久失修，馆内一度破败，龙川县进行过数次修缮维护，近年来分别做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修缮。如今，福建会馆已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滞港文化名人大营救重要史料展陈地，成为当地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热门打卡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