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生死 秘经老隆

■龙川老隆福建会馆 2022年8月 黄赞福 摄

■本报记者 凌丽

核心提示

“我们在惠阳休息3天，农历正月初三，在东江游击队的安排下，挤上一艘大木船，沿东江逆流而上，元宵节到达老隆。第二天，我们以‘义侨’身份搭上一辆去曲江的军用卡车……”著名作家茅盾在其自传中这样描写当年亲历的营救情景。1942年1月下旬，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从惠州乘船到达龙川县的重镇老隆，前来指挥滞港文化名人营救大行动，确定了两条营救路线。从发起到完成任务，历时逾半年。经龙川老隆护送至韶关的滞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有300多人。

大营救的两条路线布好了

1942年1月下旬，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从惠州乘船到达龙川县的重镇老隆。这里，是东江航道的终点。从老隆往西去，可到韶关，经湖南省去广西、四川；往东，则可经兴宁、梅县、大埔转去皖南、苏北。他们从惠州雇船沿东江前往老隆，因水浅走了8天，而从老隆到惠州顺水，一天就能到达。

老隆彼时成了营救与护送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脱险的重要转运站。廖承志到达老隆后，向中共东江后方特委传达了中央关于营救工作的指示，并且作了部署。作为营救负责人之一，连贯就住在老隆福建会馆，精心安排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大转移行动各项事宜，如他们在老隆的食宿问题、江面防查和安全上岸问题、转移路线设计等。

廖承志、连贯和张文彬、梁广、尹林平等人商量后作出周密部署，先设法与香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取得联系后，撤退营救工作分水陆两路同时进行。除少数人取道五邑、广州的西线撤离外，将大部分人秘密护送到港九游击基地，再转移到惠（阳）东（莞）宝（安）根据地，最后护送到大后方。同时，明确从九龙到惠州的安全护送工作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前身）负责，从惠州到老隆由东江前线特委负责，从老隆到韶关的安全护送工作由东江后方特委负责，到韶关后由粤北省委和乔冠华具体安排他们转移到桂林、武汉或苏北抗日根据地。

具体安排为：香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抵达老隆后，设两条营救线，一线是老隆—兴梅—大埔—闽西南，胡一声（驻兴梅）负责沿途随行等工作；另一线是老隆—曲江（韶关）—衡阳—桂林（后往重庆），由乔冠华（驻韶关）运筹安排，两条线均由连贯（驻老隆）负总责。

由于有了从香港到老隆这条路线的实践经验，他们确切知道，由于粤汉铁路南段已被日军控制，要把滞留在香港的文化名人向大后方转移，那就非经惠州北上老隆不可。经过商议，决定拨出3万元给廖安祥在惠州开办源吉行，经营棉纱、布匹、轮胎等生意，由卢伟如作为后台老板，以配合交通联络点工作。当一切布置妥当之后，廖承志和乔冠华便先后离开，到韶关继续安排营救工作，连贯则留下在老隆贯彻廖承志的部署。

连贯后来撰文回忆说，当时，粤江铁路南段已被日军控制，滞留在香港的文化名人从惠州向大后方转移，只有先走水路到老隆，再乘汽车到韶关，然后才能从韶关乘火车经衡阳到桂林、重庆。老隆和韶关这两个中转站地处国统区，已在东江游击队活动范围之外，因此需要加强领导，组织当地地下党做好接应护送工作。

确定路线后，廖承志、连贯等为营救作出了具体部署：从惠州到老隆段由东江前线特委负责，从老隆到韶关的安全护送工作由东江后方特委负责，到了韶关后由粤北省委和乔冠华具体安排转移至桂林或武汉，护送转移行动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亲自坐镇老隆担任总指挥。

在老隆建立联络站

连贯住在老隆镇郊农村，协助他工作的主要是东江后方特委书记梁威林领导的地下党。此外，还有原在香港和乔冠华一起主办《香港中国通讯社》的胡一声（中共党员）、郑展等。香港沦陷后，他们脱险到达东江游击队前线基地白石龙。由于他们都是梅县人，又有归侨身份，游击队领导曾生派他们回家乡以做生意为名开展统战工作。

抵老隆的文化名人，有的经兴梅、大埔转往闽西南，有的因身份暴露暂时留下隐蔽，待以后再转送，但多数人则由老隆经韶关到桂林。老隆至韶关这一线，主要是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以“争取中间势力”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商行所发展的社会关系，秘密完成掩护接送任务。

连贯在老隆建立一个联络站，乔冠华去韶关建立联络站，因在韶关的余汉谋第12集团军的参谋处长赵一肩和他是留德同学，可以利用这层关系。

老隆福建会馆旁有两家商行，“义孚行”和河唇街的“侨兴行”，这两家商行既是办事处又是联络点，连贯常住这里。特别是“侨兴行”， 与国民党朝野官员、城乡士绅建立了一张很好的“关系网”，在粤、桂、湘等地均设有办事处或商号，且自身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这为疏散护送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中国共产党龙川县地方史 第一卷》）。另外，老隆还有家商行叫“香港汽车材料行老隆分行”，老板也是和地下党有联系的统战人士。

在老隆，他们还有一个可靠的关系可以利用：黄用舒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大学毕业，专攻农科，是大乡绅，又是国民党官员，还是国民党十九路军中将参谋长黄强的堂弟，在水贝创办莲塘小学并兼任校长，同时还是老隆师范学校教员，且与人合伙经营一家百货店。事实证明，这条关系在大营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曲星”闪耀老隆天空

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从惠州乘船到了老隆，就由交通员带着到义孚行和侨兴行找连贯和郑展，以接待香港股东逃难家属的名义安排食宿。他们都持有地下党用钱搞到的“难民证”（均为假名），再加上与商行有联系，一般不会引起怀疑。

但是，鉴于国民党特务缉捕很紧，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到老隆后也不能久留，多数人最多住一到两晚即乘连贯等通过商行联系的车辆，前往韶关转往桂林；少部分人在胡一声等的护送下，经兴宁、梅县、大埔等地前往闽西南，再辗转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如黄药眠、郑书祥等几十人就是从这条路线转移的）。

因时局紧张，离开老隆后，这些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旅途并不顺利。法学家张友渔从惠阳坐船到老隆，连贯在老隆旅馆接待，雇了几辆贩私盐的汽车，送他们去曲江。途中，听说前边查私盐查得很紧，盐贩子不敢走了，又折回老隆，但连贯已离开旅馆，找不到人了，张友渔很着急。待了一些时候，听说可以走了，汽车才又开出去，最后才到达曲江（张友渔《八年烽火忆山城》）。

茅盾化名孙家禄，与张铁生等一大批文化人士在1942年元宵节乘木船到达老隆；次日，以“义侨”身份搭上一辆去曲江的军用卡车。茅盾是个倔老头，到老隆后不肯隐蔽。连贯再三劝说，他仍执意要冒险走，连贯没法，派人护送他乘汽车到韶关，途经连平忠信，在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忠信站招待所住了一夜，每人领得义侨证明一张，生活补助费18元。3月9日，茅盾等乘火车到达桂林，距他们离开香港正好两个月（《茅盾自传》、连贯《我所亲历的“港岛救群英”》）。

此外，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和女儿柳无垢、廖承志妻子等混杂在难民中，乘机帆船离开香港到了海丰。国民党中央委员罗翼群（兴宁人）获悉，驱车到海丰迎接。几经周折，一行人才从海丰经兴宁、五华抵达老隆“侨兴行”。征得柳亚子同意，连贯在龙川党组织协助下，把柳亚子父女俩护送至兴宁山村石马乡。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地下交通员从惠州送来了两位先生，他们是邹韬奋、胡绳。当天，二人被安排在义孚行住下。第二天，连贯让郑展联系去韶关的车，让胡绳先走了，把邹韬奋安排到梅县陈炳传家中暂住。韶关国民党一家报纸在“时人行踪”栏登了一则消息:“邹韬奋原在东江游击队，后因日军进攻，闻已离队住在东江乡间。”他在东江一带的踪迹被当局获悉。

雪上加霜的是，1942年6月初的一天，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郭潜被捕叛变，中共粤北省委遭到破坏。这时，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护送任务已近尾声。郑展立即从义孚行迁到香港汽车材料行老隆分行，继续以做生意为掩护，与护送的地下交通员接头。不久，从香港营救出来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中转完毕，郑展随即根据连贯指示，秘密来到梅县江头村的侨兴行经理陈炳传老家隐蔽。9月25日，邹韬奋在胡一声、郑展等人的护送下返回老隆，再经东江后方特委缜密筹划，秘密护送到韶关，安全转送往苏北抗日根据地（郑展《邹韬奋脱险记》）。

此次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大营救行动从发起到完成任务，历时逾半年。据不完全统计，经老隆护送至韶关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有300多人，包括廖承志、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张铁生、张友渔、胡绳、千家驹、蔡楚生、乔冠华、廖沫沙、胡风、丁聪、陈策、李佰球、陈汝棠、邓文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