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里的河源民风民俗

■民国时期（1930年测图）和平石含村地图。

■徐傅霖早年留影

■本报记者 凌丽

历史上，河源现辖各县区都曾流行一种介于诗歌与民歌（或称山歌）之间的体裁——竹枝词，内容上多反映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和男女爱情等，具有浓厚的生活色彩。竹枝词作为记录风土民情的诗歌形式，在河源的流传与客家文化、茶叶贸易、节庆习俗密切相关，为各地各时期县志的民风记录做了更生动的补充。在竹枝词里，作者浓烈地表达了对家乡风俗的赞美和对乡音的珍视，对家乡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与文化认同感。

竹枝词与山歌的异同

竹枝词与客家山歌，两者都起源于民歌，都吸收了民歌的常用表现手法，如比兴等，同时运用白描手法，简练明快地描绘出社会万象。客家山歌也善用比喻、双关等修辞手法，能够把人们心中无影无形的思想情感转化为具体可见、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二者在句式上多为七言四句体，结构整齐，语言流畅，通俗易懂，且极少用典，也都大量运用民间口语、俚语和地方乡音，易于传唱，具有浓厚的乡土风味和生活气息。两者内容也相近，都反映了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和男女爱情等，具有浓厚的生活色彩。

其不同点也颇为明显，竹枝词起源于民歌，后由文人加工发展而成，具有浓厚的文人色彩；而客家山歌则是客家人的口头文学，运用客家口语，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竹枝词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会自觉不自觉地融入近体诗的平仄格律意识，使得竹枝词在韵律上更加严谨，因此在形式上更接近七言绝句，语言平易近人但更文雅；而客家山歌歌词结构严谨，但更注重押韵和节奏的自由，虽然讲求押韵，但又会灵活变通，不会拘泥于押韵要求，灵活多变，不拘一格。形式上与七言绝句相似，写作上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语言平易近人、朗朗上口。

竹枝词作者多为文人，文人创作时会注入忧国忧民的情怀、情思与文学修养，内容多描写当地的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气息浓厚；客家山歌则是客家人口头创作的智慧结晶，反映了客家历史文化、劳动生活和民俗风情，歌词注意形象化，运用多样化的修辞手法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

河源现存竹枝词

多为当时文人所作

河源现辖各县区仍保存着一些竹枝词，记录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反映了该地区的社会文化特色和风俗。如清代廖鸣球的《河源竹枝词》《槎江竹枝词》、晚清民国时刁临云的《老隆竹枝词》、民国李永川的《隆岐路上竹枝词》、清代和平县徐旭曾的《兴隆竹枝词》、民国徐傅霖的《石含竹枝词》、曾硕鹏的《和平竹枝词》等。

不同地区、不同作者的竹枝词，描写了当地当时的风土人情，不仅是文学作品，体现了河源各地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是研究河源地区历史、文化、风俗的重要资料。

清代乾隆年间廖鸣球的《河源竹枝词》《槎江竹枝词》，反映了清代河源丰富的风土人情，如节日习俗、乡村生活、渔业活动、市井贸易、自然风光等。

《兴隆竹枝词》，作者徐旭曾，他站在儒家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描述了家乡耕读传家、风土习俗，并批判了客家人洗骸、溺女等恶俗，赞扬了石含民风淳美，无此情弊。

徐傅霖的《石含竹枝词》，作于1937年前后，描述了河源地区下车石含徐姓的历史、村居环境、宗族关系、田间农务及造纸业等情况，透露出作者对家乡的深厚情感。

刁临云的《老隆竹枝词》，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春日美景、世俗生活以及作者的个人情感，通过对自然元素与人文景观的描绘，表达了对家乡的深切思念与赞美之情。

他们为什么要作竹枝词？徐旭曾曾有一篇很精彩的讲述。徐旭曾（1751-1819年），字晓初，和平县下车石含人，乾隆壬戌科进士徐廷芳之曾孙、乾隆丙戌科进士徐延泰之侄，嘉庆四年己未科（1799年）第67名进士，被客家学术界尊为客家学的开山鼻祖。

在徐旭曾的《兴隆竹枝词》前，写有一段小序，大意是：我做了个小小的官三年，却已经离开家乡十年了。每当回忆起家乡的某个山丘、某条水流，总觉得它们还在我的家园里。谁说那些景致只适合高雅或飘逸的描绘，我耳边响起的依然是家乡的方言土语。我姑且以竹枝词的形式，来记载和传扬家乡人们的论谈。我说的话，大家姑且听听，这可不是苏东坡那样讲鬼怪的故事；谁清醒谁沉醉，也别去纠结屈原那样的悲情。理解我的人，知道我是出于一片好意；但当我写这些诗偈的时候，哪里又能找到那千层佛面般的深奥呢？家乡邻里间风俗的美好，那些土音土调，说出来的也不可能得罪人。

热爱家乡的徐旭曾，以竹枝词的方式，来表达对家乡的归属感，这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的选择，更是一种对家乡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也表达了对家乡风俗的赞美和对土音的珍视。他认为，家乡美好的风俗是值得称颂的，而那些土音土调，虽然可能显得粗俗，但却有着独特的韵味和价值，听到的人应该引以为戒，要珍惜和尊重这种乡土文化。

徐傅霖石含竹枝词

徐旭曾的后人徐傅霖（1879年－1958年1月12日），字梦岩，是中华民国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法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后，1949年10月他离开广州前往香港，不久移居台湾。

久居外地的徐傅霖，对家乡下车镇石含村魂牵梦绕。1937年左右，时势不稳，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这时，徐傅霖写了12首竹枝词，全面而生动地展现了石含地区在1937年左右的自然风光、农耕生活、社会和谐、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特色。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意象，徐傅霖不仅描绘了当地的物质世界，还深刻揭示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文化传统。这些竹枝词不仅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记录，也是对地方文化和历史的珍贵贡献。

在这组竹枝词中，徐傅霖首先描述了徐氏望公祠的历史渊源和六世兴隆的景象，以及当地人在文化上的成就，许多名字都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望公祠建自明时，六世兴隆分一枝；文物衣冠今济美，许多名字达丹墀（丹墀象征朝廷）。”

第二首继续追述家族历史，展现了南州支派的繁衍和五代同堂的家族繁荣，以及财富分配的故事：“盘古庙前说笑谈，南州支派别三三；簪缨五代同堂茂，拾万家财分九男。”

第三首赞美了徐氏所居地石含村的山水与风水：“石含山水问若何，绿水青山四面罗；漫道山多嫌水少，回环水口有三鹅。”

第四首描绘了村庄的和谐生活，当时并不常见的三姓和谐同居一村，远离城市喧嚣，人们循规蹈矩，诉讼稀少，保留了上古的淳朴风气：“一村三姓共安居，不近城池不近墟；循份人多争讼少，犹存上古旧规模。”

客家人非常重视子弟的教育，第五首即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蒙师经馆培育英才，学生们勤奋学习，不等试期来临才开始努力：“蒙师经馆育英才，立雪斋中桂正开；勤苦功夫当早下，读书休等试期来。”

第六首开始讲述耕种之事，描绘了二月春天的美丽景色，山花烂漫，湖水充盈，春鸡报晓，农民关心耕种：“二月春深风景殊，花盈山岭水盈湖；醒来偶听春鸡唱，谷种耕牛问有无。”

“禾黍桑麻满地生，田翁早起各催耕；一年两季收成候，饱听村村打稻声。”第七首展示了田间的丰收景象，禾黍桑麻茂盛，农民早起催耕，两季收成，村庄里打稻声此起彼伏。

第八首描述了秋收后的庆祝活动，用鲜鸡美酒做禾圆，庆祝丰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鲜鸡美酒做禾圆，黍角香生口角边；秋报春祈无限好，暖衣饱食乐丰年。”

和平纸业历史悠久，民国时更是销路甚广。第九首即说到人们除了耕田还耕山，立夏时节扦竹麻，新纸质量好，反映了当地的造纸业和农耕生活：“耕田以外又耕山，扦竹麻逢立夏间；共说今年新纸好，几时去卖几时还。”

第十首描绘了深山中的自然资源和牧童樵夫的生活，黄昏时分唱歌归家，充满田园诗意：“寨名狮子又飞龙，一望深山笋蕨肥；牧童樵夫常往返，黄昏时候唱歌归。”

靠着江河的村庄，鱼是重要的食物。现在已不常见的鱼梁，民国时仍然遍布各村：“江广河边古渡傍，一河几处有鱼梁；年年大雨淋漓候，无数鲜鱼唤客尝。”江广河边的古渡和鱼梁，大雨后鲜鱼丰富，吸引客人品尝，反映了当地的渔业和市集生活。

最后一首对上述内容作了总结，赞许乡村的勤俭风尚和丰富的物产，特别指出许多田家都是读书家，强调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村乡勤俭不奢华，处处田园物产嘉；放眼人烟稠密际，田家半是读书家。”

这12首竹枝词是一个整体，不仅是对当时社会生活多方面的记录，也是对和平下车地方文化和历史的珍贵再现。

乾隆年间的河源城“幻灯片”

清乾隆年间上城人廖鸣球的两组竹枝词，描写城市生活，也是别有趣味。节令、物产、农功、风俗、八景，俱跃然纸上，仿佛看着一组组“幻灯片”，生动异常。

《槎江竹枝词》便有几处说到槎城年俗，如“木汤浴罢醉屠苏，楚楚衣冠贺道途。几日拜春娇客到，三元一品唤提壶”，描绘的是除夕时节的景象，人们沐浴更衣，贺岁道途，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元宵节前后，槎城“连天箫鼓闹城东，结彩争迎天后宫。淡扫娥眉青掌扇，盘龙高髻小鞋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后的崇拜和迎神赛会的盛况。

槎城临水，水道四通八达，关于江上风景、水上风俗的，亦有描述：

“龙津渡口月浸波，夜夜更阑唱水歌。此调凄凉何处起？隔江无数疍家婆。”这首描绘了龙津渡口夜晚的水歌场景，这些凄凉的水歌由隔江的疍家女子所唱，反映了水上人家生活的不易。而更小的船上姑娘，则是“三三鱼艇自江湄，小小艇姑绿簪垂。鸦叫斜阳催晚渡，低声哥嫂把桡移”，可以想见，彼时天真无邪，未知生活之苦的小小艇姑，未来也许依旧活成前辈唱着凄凉水调的疍家婆。

“斜风吹雨打渔艭，厌看波光手掩窗。尾尾鲥鱼循水下，郎今船在虎头岗。”反映了水上人家夫妻别离的小场景，更见得相思之苦。

靠水吃水，在河里讨生活的人们很多。“宝江春水涨飞花，小艇无篷乱似麻。网得鲥鱼当夏卖，沽来双酒醉渔家”，形象地展现了宝江一带的渔业生产和渔家的生活状态。而老城胜景之鳄湖，当时也有不少水产资源进入市场：“鳄湖环郭漾清波，万尾潜鳞动碧荷。记得年年十月朔，家居湖背捕鱼多。”

廖鸣球还写了槎城的一些商贸活动。“鹿湖茶盛钓鱼坑，顶好香如雀舌烹。山客贩来三月候，老城卖遍过新城”，反映了茶叶贸易的繁荣，山客将茶叶贩运到河源县城，然后在老城和新城之间进行销售。

“邹家园里画成行，薪市人来各自忙。价定指知庐一所，一肩挑去卖柴郎。”描绘了柴薪市场的交易场景，薪市人各自忙碌，价格谈妥后，卖柴郎便挑着柴火离去。

“化龙桥上日初浮，贩果人多七月秋。梨子荔枝都上秤，论筐携出卖番榴。”则展现了水果市场的热闹，七月秋时，化龙桥上聚集了许多贩卖水果的人，他们将梨子、荔枝、番石榴等水果论筐卖出。此外，社子前的栗子、下郭（今下角）的笋、城西的生菜，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廖鸣球的笔端。

“十字街头闘药材，金银花已傍春开。贫妇手携麻布袋，爱钱争向岭头来。”反映了当时街头药材贸易的繁荣和贫妇们的生计方式。

此外，廖鸣球还描写了槎城婚俗、乡村生活、市井贸易、渔樵生计等，生动地为各时期县志“风俗”或“民风”一节作了更详细的补充。

那么，县志中是怎样描写河源人的民风的？“民俗尚农重谷，习于勤劳。业农者一岁两举，而冬春之交多种二麦，几无间隙。或习贸易，或习技艺。居市趁墟，亦营营终日，其佣工之人得值甚微，竭手足之力，率不能畜其妻子，幸薪米不贵，食力者犹可糊口。民间妇女与男子均劳苦，采薪运水者不绝。有襁负提孩任肩担之重者，习以为常……”（同治《河源县志》）相形之下，这一首首竹枝词，像一张张实况照片，更为真切与亲切，为河源人记录下了前辈日常生活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