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评风骨

■丘鸿俊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以一名萧殷文学馆工作者的身份，零距离接触有关萧殷先生的资料。2021年10月，在河源市图书馆馆长、萧殷文学馆馆长赖金凤的带领下，我开始了整理萧殷先生资料的工作，工作中，我翻阅了他的大部分著作、信札、笔记……萧殷先生，原名郑文生，一生有许多头衔，作家、记者、编辑、教授、文学评论家……记得多年前，在河源职业技术学院萧殷公园，我看到雕像前是这样写的：“萧殷（1915-1983），广东龙川县人，作家、文学评论家。1933年曾在龙川老隆师范任教……”那时，我还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被称为文学评论家，经过近两年的工作，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文学评论工作。在翻阅大量的资料后，我觉得先生是一代文评风骨。

以笔为枪，成时代呐喊之人

起初，先生是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学生。在《我怎样走上文学道路》中，先生说：“我靠哥哥的支持，勉勉强强读了一年。这一年，我在老师指导下成天描摹‘古美人’。不但不能学习西洋画，连高奇峰、 高剑父的作品也不能借鉴……我觉得，我应该从‘古美人’的圈子里冲出来，勇敢地去反映现实，去诉说我内心的不平，急不可耐希望采用别的武器去参加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和现实斗争。于是，我饥不择食地拿起笔来写小说。《乌龟》《疯子》等，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写出来的小说。”

所谓时势造英雄，先生弃画从文了。他针砭时弊，以笔为枪，为时代呐喊。此前，先生发表的小小说《饿》，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劳苦大众饥饿状况的真实生活的生动写照。而他说的“希望采用别的武器去参加如火如荼的运动和现实斗争”而创作出来的《疯子》《乌龟》等一批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副刊《东西南北》上的小说，写的也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如果说先生写的小说是用柔和的方式批判落后的社会，那么《抓》等投寄到香港《珠江日报》的杂文，更是先生以笔为枪，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他在《我怎样走上文学道路》谈道，“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自蒋介石的反动势力潜入广东之后，我们再不能在《民国日报》发表我们的小说了。不得已我们只好把稿件投寄到香港去。《珠江日报》是当时桂系的反蒋报纸，由于他们积极反蒋，我们便利用这个地盘作为临时的战斗阵地。这时候，为了战斗的需要，我暂时不太写小说，而把主要精力都投进抨击国民党的杂文上，当时杜埃、楼栖和我在香港报纸上都发表了许多杂文……我立即也写了一篇《抓》，接着他们（不是杜埃，就是楼栖）又写了一篇接上去。”（《萧殷自选集》第970页），这是先生作为评论家不畏强暴、敢说真话的表现。

以报纸为阵地，行培育文学新人之事

自1937年在上海任《金陵日报》记者开始，先生便以一名记者、编辑的身份重点做新闻报道工作。在做记者期间（1939年9月），24岁的先生为了联系初学写作者，辅导习作者，培养青年作者，遂编印了小刊物《通讯与联络》，发给通讯员和写作者。他说：“一九三九年，从我刚刚开始在报社工作，我就有了这种想法。那时我在太行山《新华日报》编报，同时编了个油印的小刊物，叫《通讯与联络》，便是着重分析作品的，企图给文学青年以些微的帮助。”（《萧殷自选集》序言），正是这个小小的念头，让他感到培养文学新人的重要性，也让他从此走上了培育新人的道路。而《通讯与联络》这本小册子后来以《怎样写新闻消息》（黎政著）为名，于1951年由人间书屋出版。任《冀中导报》副刊主编期间，先生收到了华北联大学生徐光耀的小说习作《周玉章》，编发时，加了按语。徐光耀在3月6日写日记时，记载了这一情况：中午，《导报》2月27号报副刊登着我的《周玉章》，前面还加上了一些按语，谓：“以极愉快心情读完，虽不称成功作品，确是副刊较好的稿件，不是琐事的堆积，不是生活的照相，是有形象有性格的。”（《徐光耀日记》第一卷第292页），这极大地鼓舞了徐光耀，最后成就了“小兵张嘎之父”的徐光耀。从徐光耀的成长轨迹，我们可以看出先生“好为人师”的风范来。通过报纸这片小小天地，从细微处入手，从点滴中培育新人，先生不愧为一名工匠之师。

以人民为中心，收引领文学思潮之功

先生在1951年8月8日写《论生活、艺术和真实》后记时提道：“文艺理论工作，本来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胜任，但由于自己做编辑工作，几乎每日都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实际的文艺情况与问题，同时那些提问题的青年同志又那样热情，那样关心人民文艺事业的成长，我却不能无动于衷。我常常被这些热情所感动，常常被这些辛勤地为新的文艺事业而劳作的文艺工作者所激发，于是我思索了许多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也写了一些文章。明知我不能给他们多少帮助，但总想以自己的千虑之一得，尽一点微薄的力量，来为新文艺事业服务。”因而，有了他的一系列著作《论文学的现实性》《论生活、艺术和真实》《给文艺爱好者和习作者》《谈写作》《鳞爪集》……这些具有真知灼见的文艺理论文章，篇篇都是先生的肺腑之言，同时也体现了他甘为人梯的风格，时刻记着文艺爱好者和习作者，扶掖后生。长年累月的思考，造就了先生独特的文学评论视野，也奠定了先生作为广东文艺理论领军人物的基础。

1961年，《作品》月刊和各报副刊编辑部都收到了对长篇小说《三家巷》和《金沙洲》的评论稿件，先生在阅读稿件时，感觉到这些稿件中呈现出一种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认为有必要开展一次公开讨论。于是，先生主持开展了对《金沙洲》的讨论，还与易准合写了《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文艺批评的歧路》和《论〈金沙洲〉》，均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论研究组”的名义发表在《羊城晚报》第二版《文艺评论》上。在这场讨论中，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和分析，将争论的中心问题引入正轨。

以信件为使，做青年成长之良师益友

1977年，《广东文艺》（月刊）组织召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活动，并在第五期上发表了纪念文章，先生的《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也发在这期刊物上。1978年，《作品》在7月号组织“评论”专辑，先生又发表了《赶快建立文学队伍！》文章。这些评论文章，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先生的理论主张，也因此得到青年们的关注，一些青年读者还写信来向他请教，如曾在黑龙江插队而后在北京崇文光学仪器厂工作的宫兆玮、时在无锡市制刷厂工作的朱育军，还有时在广西苍梧大坡公社居住的高中生聂智艺等。

1978年9月3日，《南方日报》第四版《南粤》版刊登了报告文学《寒凝大地发春华》，这篇由青年作家谢望新、李孟昱所写的报告文学，客观真实地报道了先生的事迹，也很形象地刻画出了先生睿智、果敢的性格特征，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于是向先生求教的信件纷至沓来，如时在海南岛保亭县五三六一〇部队六十分队的陈波文、时在韶关市汽车修理厂工作的舒心（原名舒燕南）、时在广东香洲船厂工作的赵贤和……甚至还有时为广东兴宁毛巾厂女工的黎美兰。这一系列来信，都表明了先生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和事迹赢得了全国各地各界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被广大读者所敬仰。

在众多的青年来信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叫廖永基的青年的来信，信中说：“肖老师，我并不认识您，但我于9月5日读到《南方日报》登载《寒凝大地发春华》……我在这里有一个建议，是否能在报上或其他刊物刊登有关保护青蛙的内容，使广大群众能深刻认识青蛙的生活特性和保护青蛙的重大意义。其次，你们文化部门不是有关于保护青蛙的科教影片吗？也可以拿出来给广大群众看看，恐怕对农业生产丰收有利……”廖永基的来信体现的是劳动大众的殷切希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生在爱读报的农民心中的地位。

在整理先生的各类文稿中，我发现先生对青年文学爱好者稿件的批注、释解、评论居多。在他的著作里，我找到了短篇小说《月夜》，儿童文学《天旱的时候》，评论集《给文学青年》……还有先生自己编著的《萧殷自选集》，就是没能找到他留下的一部长篇小说，倍感遗憾。但我回过头，再次翻阅先生的手稿和书信时，我看到了他为青年作者修改稿件的批注，看到了他为了指导青年作者而孜孜不倦地讲解的信件……我释然了，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培育新人身上，他放弃了研究理论专题，放弃了研究名家名著……正如先生在《萧殷自选集》序言里谈道：“有同志问我，这30多年来，为什么不研究些理论专题，不研究些名家名著，这不是更有价值，更有影响吗？为什么偏偏在青年习作这个小圈子里兜来兜去呢？这问题虽然简单，却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我回忆了一下，主要原因大约有两个：首先，是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自对青年作者的同情。每当我看到他们在文学歧路上徘徊彷徨，来回走弯路时，内心就深感不安。”正是有了这个想法，几十年来不媚俗、不唯上、不趋时，不惧风雨、砥砺前行，才孕育出了王蒙、徐光耀、程贤章、王杏元、饶芃子、黄树森、陈国凯、钟永华……才有了被后人所称赞的“风范长存”，一代文评风骨永留人间，我敬仰的萧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