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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草地

2023-11-22 17:30:44 来源:

■吴聚平

夕阳照在一片田垄上,是鸡蛋黄的一抹。鸡蛋黄投射在我家门口那块菜园子地上,园子里种满各式冬季蔬菜。在园的另一边,则是长满半人高蒿草的荒草地,在寒风中显得特别荒凉。

两块地的交接处,野草的枝干伸到了我菜园子里,有许多被母亲折枝除掉了。于是草与菜各自生长,遥相呼应,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片风景。

荒草地与我家的菜园子中间,有一堵石灰石堆成的矮墙,作为两块地的界限。

农民对土地所属权的观念非常强,一旦确定了是自家的地,就做些明显的界限,以免日后不清不楚而起争议。

界限这边是我家的地,界限外那边是邻家的地。

20年前,这两块地是反着长的。因为没有人打理,我家的地常荒着,长满草橛子。石灰墙外邻居家的那块地却是充满生机,一年里总是“地尽其用”,在春天种上了黄豆,在夏天收豆翻地,在秋天种上了红薯。

打理那块地的,是邻居家一个叫时婶的女人,她常常一边浇地或除草,一边和我们拉家常。

后来,不知是哪一家在石灰墙边插种上了一溜“臭花”苗,此花因散发出难以名状之气味而得名。其实,“臭花”有个雅名叫五色梅,这种植物很快就长成了一道天然植物篱笆,把那石灰墙形成的界限进一步加强了。

五色梅一年四季都开花,花瓣不止一种颜色,呈细喇叭状,被我们这些孩子一瓣瓣揪下来,头尾相接做成一根手链。

时婶常常一边浇地除草,一边和我祖母拉着家常。等祖母去世后,她便时常地问着我的话。虽然我才十三四岁,但是已经能少年老成地应和大人的话。

这样过了三五年,渐渐地,在五色梅篱笆的两块地之间就很少发生对话了。

因为时婶生病去世了,那块春天种黄豆、秋天植红薯的地从此无人打理。时婶的3个女儿早早辍学进城打工去了,家里就剩下她的丈夫,一个50多岁的大叔,大家都叫他乌力。

乌力是一个神奇的人,他长得高大强壮,爱喝酒,愿意结交三教九流。当乌力坐在客厅里与我的父亲喝酒的时候,总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信息,“只是出不去,要有文化出得去,城里遍地是黄金,只消低头拣。”有时他把这些话用一种略显夸张而自黑的方式说出来,常惹得我们大笑。

也就是说,乌力是一个乐观而有幽默感的酒徒。这样的人,在村里人眼中多少是不正经的,比如他描述和时婶新婚时的情形,“那还用说的,我可是从头发顶亲到了脚趾头!”惹得众人大笑。

男人如此地在外面稀罕自己的女人,在村里虽称不上惊世骇俗,也是极其少见的。然而,乌力从不像个安分守己的农民那样活着。

不仅在言谈上大胆叛逆,行动上也特立独行。时婶嫁给乌力后接连生了3个女儿,生完第三个时,要求做结扎手术的公家人来了一拨又一拨,乌力家里虽然没有多少东西可供搬去,但他还是毅然地做了决定,不再生了。

人们纷纷劝道,“再躲一躲,说不定下一个就中了。”“那点家私值多少钱呢?”

可乌力却认为女儿也一样养,夫妻二人随后到镇上做了结扎手术。等到他们回来,人们不再说什么,可是肚子里还在嘀咕着。

乌力很爱他的3个女儿,叫她们“阿崽”。这是一种对孩子宠溺的称谓。

3个女崽出落得婷婷袅袅,尤其是大女儿大美,身子纤细、面容甜美、声音清韵。大美还极其懂事顾家,每个月准时给家里寄钱。大美成了乌力的骄傲,每次酒后总要在别人面前夸耀一番。

我的母亲去城里打工后,父亲的行动常常是落寞而散漫的。不知道是乌力寻着了父亲,还是父亲寻着了乌力,两个人一起喝酒的时候有点多。

每次乌力与父亲喝酒,必定要做点好吃的。乌力的厨艺无疑是出色的,他炒菜的架势如同他的性格,挥挥洒洒。他尤其喜欢炒猪大肠,大肠先用盐腌起来,再用手抓一遍,翻过来,反复地冲洗。等锅里的油烧得滚烫,乌力把洗净切好的大肠一扬手撒进锅中,一顿翻炒,再淋上生粉水,撒入胡椒粉,香味一出来就起锅。

有时到了半夜,父亲依然没有回家。我睡得半迷糊,突然被卧室外的白色灯光刺醒,同时听到父亲与乌力两人大声说话的声音。

父亲与乌力一边斟着酒,一边剥蛋吃。见我过来,乌力递给我一个蛋。剥开一看,里面的蛋黄还有些流溢,深黄一坨,没有熟透,我犹豫着不敢下嘴。“阿妹不怕的,蛋要八分熟才好吃,营养高。”乌力的话是极具渲染性的,我终于戒除了不敢吃的心理,一边听乌力讲着许多轶事。

大美在玩具厂里表现不错,很快就做上了主管,工资升了不少。而且,开着小轿车的厂长儿子还开始追大美。

父亲听着乌力说这些,并不发表议论。但是我是有极大兴趣地张耳朵听,不时还要问几句。父亲便呵斥道:“还不快去睡!”

第二天,我看见时婶一个人在对面的地里锄草、耕种。从这时候开始,乌力已经不愿意出来种地了,“谁还种地,种地穷一世。”

乌力家在村里先富起来了。最鲜明的标志,就是盖起了一栋两层高的新楼房。

房子封顶的时候,我刚好放学经过,看到几乎全村的劳力都聚在了乌力家,一个个满头大汗地为乌力家的新房子出力。乌力在一旁端茶递水,还聊到了大美。盖房的钱自然是她寄回的。

新房子建起来以后,乌力家的二女儿和小女儿也跟着姐姐进城打工了。崭新的房子里只剩乌力与时婶两人居住。

乌力家新房子的外墙贴满白色瓷片,在一片灰扑扑的农村房子中,格外引人瞩目。从村外回来的人,远远地在村口望一眼,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栋白色房子。乌力与时婶住在一楼的房间里,他们还在房间里装上了电话机。

我们家没有安装电话机,母亲常常把电话打到乌力家。我常常是匆匆地进去,听完电话就飞快地跑出去。

他们家的二楼,在我看来是一个梦幻。地板铺着锃亮的瓷砖,墙壁刷得雪白,贴满各色明星海报。每间房的门口,都挂着一幕珠帘,珠子轻轻摇曳,如同大美姐妹三人般烂漫。

二楼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我才得以到那宫殿般的地方坐坐。

乌力家的新年热热闹闹的。打工的青年们来串门,坐在二楼的红沙发上,观看着CD机里传唱出各类新年贺岁歌,有时候播放最新出的港产武打片,那是和过去的战争片大不相同的解构狂欢美学,尤其令年轻人着迷。

某一年的春节,我隐隐约约听得时婶给大美姐介绍了一个邻镇的青年,定了年初四那天相看。左邻右舍都在议论着这件事儿,不知是哪位有福的后生。

然而,到了年初四那天傍晚,乌力醉醺醺地来到我家。

他在厅里与父亲闲聊,一边诉说着刚刚与时婶大吵一架的情形。乌力剥开一粒花生,抛物线一样抛进嘴里,眼却盯着我家开着的电视机屏幕说:“这女人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她说那男的愿意上门哇!”

“那不正好吗?”父亲斟了茶回应他。

乌力把花生粒在嘴里咬得“咯嘣”响,然后抿一口茶,说:“没用的,大女儿出去这几年刚有点出息,你说这又弄回来。没用的。”

“时婶也是为以后打算,总得老了有个依靠。”父亲又劝解道。

“不用靠,靠啥靠得住!我看得很淡,老了两眼一闭、两腿一伸就是了。”

想不到“两腿一伸”先去世的那个不是乌力,却是时婶。

正在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时婶却被诊断出得了尿毒症。那时患尿毒症对于一个农村家庭的人来说,就相当于判了死刑。

时婶去世时,3个女儿大哭一场。乌力却没怎么哭,也没有怎么说话。时婶下葬后,3个女儿没有马上离家,都留下来陪着乌力。大美第一次发现,强壮高大的乌力矮了许多。

时婶走后的第七天,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3个女儿都要准备离家了,再不走就要丢了城里的工作。大美则把乌力接到了自己工作的城市,并租了间小房子一起生活。

在乌力日后的叙述中,那次进城变成一个“梦游奇幻记”。他描述大美带着他游览世界之窗、逛地王大厦时,那世界奇观微缩于眼前的惊诧,那高楼大厦让他感觉眩晕。

他看着大美每天早早出去,很晚才回来。这时的大美早已从以前上班的玩具厂离职,和厂长的儿子分手了,据说是对方不满意她的学历。大美现在在一家香港人开的贸易公司里上班,只有排到调休时,才有时间带乌力到处转转。

乌力在城里待了半年,终于无法忍受城市的枯燥无味,回到了村里,从此一个人住在那栋白房子里生活。

和父亲喝酒时,他竟开始诉说:“大女儿真是实心眼,让她回老家找个人家,竟不肯。”

那时的大美已经30岁,在村里人看来是老姑娘了。时婶走了以后,二女儿跟小女儿都相继恋爱结婚,只有大美还一直没有动静。

去了城里半年的乌力,似乎从失去时婶的巨大打击中慢慢恢复过来,又开始变成一个乐观的酒徒了,但又似乎与从前的乌力不一样。

他虽然年纪还不到干不动的地步,却不再做具体的劳动了,而是日夜颠倒地住在水泥房子里看电视。

他一个人住在那栋白色的房子里,二楼房间的每一扇门依然是关闭着的。他还是睡在一楼以前和时婶一起住的那间有电话机的房子里。他把厅里的大电视和CD机搬进了房间里,没日没夜地放着。

我偶尔从他家路过,都能听见里面传出“沙沙”响的电视声。

他与父亲聊起他的失眠。父亲劝他重新把那些房前屋后的田地种起来,荒着可惜了。

但乌力否定了这个建议。

“人生短短几十年,还要像我老婆一样做到死吗?不值当啊。”顿了顿,又说,“我反正也是断子绝孙的命,做那么多来干什么?不值当。有吃吃,有喝喝!”

说完,端起手中的酒杯,饮尽了那酒,呵呵一笑。

后来,乌力从外头带回一个比他年轻些的女人,据说是个寡妇。他恢复了一点过去的生活状态,每天一大早骑着摩托车出去买菜,和别人说那女人如何稀罕着他。

大美姐妹自然很快知道了乌力带女人回家的事,意见一致地反对。因为她们转到父亲账上的钱用得很快,从而感到压力。原来那女人还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儿子,每个星期要给伙食费的时候,乌力就掏钱给她。

有两个月,女儿们没有再打钱过来。

女人终于走了。

后来,乌力还不间断地带回过一些女人,都像露水夫妻一样,过一段日子就断了。

自从乌力开始带女人回家,父亲和他的交往就少了,大美也极少回家。这时的大美已经和一个离异带着孩子的男人结了婚。

10多年过去,乌力再带不动女人了。他把自己关在大房子里。

我偶尔回村,在路上碰见乌力,几乎快认不出这个当年谈笑风生的老酒鬼了。他发胖了,也许是长期不见阳光的缘故,眉毛和头发全白了。

过去的电话机早已淘汰了,女儿们给乌力买了部华为手机,他很快就注册了自己的微信号,取名快乐人生。经常冷不防地,他就在村群上转发一则煽情的视频。母亲节那天,乌力自拍了一段视频发上去,人们点开,看着镜头停在墙上一张遗像前时,乌力竟然说:“你们不知今天是母亲节吗?也没一个回。”看来是发给女儿们的时候发错了。

有一年春节,乌力家突然热闹起来,他一趟趟开着摩托车往返于街市,买回一袋袋的菜。原来是城里闹疫情,大美夫妇带着孩子回来过年。

大美的儿子乐乐5岁了,说来也奇怪,他跟乌力特别投缘,公公前公公后地叫着,叫得乌力两撇八字眉张开,一张老脸舒展开来。乐乐喜欢追逐鸡鸭,他就把堆满废弃物的后院清理出来,买了小鸡小鸭,养了一坪。乐乐喜欢吃烤鸡翅、炸薯条,他就打开抖音视频学起来,然后跑到镇上去买材料。

有一天,乐乐掏出一个小袋子,里面装着一把黑色的种子。他趴在乌力膝上,说:“公公,我要种番茄。”原来放假时幼儿园老师发给每个小朋友一包番茄种子,让他们回去找个地方种下做观察实验。乐乐在城里找不到可以撒种子的地方,就把它带回了外公家。

割草机嗡嗡响着,把我家对面那块荒草地剃得精光,乌力还找父亲帮忙,用一部小型打田机把土翻了一遍。新土在阳光下散发出一股味道,不知道蛰伏了多久的一众野虫爬出来,在土面上沸沸腾腾。乌力看着乐乐在地里踩来踩去,连忙拉住说,乐乐别跑,把土踩实了,番茄长不出来!

他们把一块地的番茄种下去以后,乐乐就回城了。乌力每天都要到地里去看,并拍照、拍视频,发给外孙看。种子破土抽芽,苗长起来,乌力拿一把锄头去除杂草。除完草,把收集的鸡鸭粪堆在番茄苗头上,炫耀般跟乐乐说,我们种的可是有机番茄。

这天夜里,乌力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地番茄结满了果实,红彤彤一片,像一阵火烧云,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云端搭架子、摘果实。

乌力看得分明,是年轻时候的时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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