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足而眠

□杨宽

与班主任抵足而眠，是仅属于我一个人的“荣耀”。然而，这份“荣耀”在当年戛然而止，慢慢变成了愧疚。时间越长，愧疚越深。

1980年，桃林乡中学迎来首届高考。1979年底，毕业班的学习气氛紧张起来了，学校把多余的教室腾空，动员全体走读学生住校：几块砖头摞成床腿，家里带来的竹棍笆当铺，一张连着一张，整个教室以中间的通道为界，分成南北两大通铺。因为我年纪小，父亲颇为担忧。最后，和学校商量后，我住班主任王本正的宿舍。

宿舍很小，摆不了第二张床，我就睡在他脚底下。就这样，我与班主任王本正抵足而眠，整整一个学期。

班主任教数学，我们班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他从来不骂人，但是，我们全班人都敬畏他。他的下巴刮得铁青，但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我的纪律性一直都不强，可能因为在班里年纪最小，老师们都很宽容。那时夜自习点汽灯，汽打足了，明亮的很。老师讲一会儿习题，然后我们自己做。几个捣蛋的学生里总少不了我，总有那么多的话，那么多的小动作。回到宿舍，班主任点亮煤油灯，说：“我先睡了，你学习会儿。”我答：“嗯。”但往往他还没入睡，我已经伏在桌上睡着了。班主任就喊我：“算了，睡吧。明早起来再学吧。”然而，早上我也起不来。就这样，我拥有着所有学生都不曾拥有的宝贵资源却浑然不觉。

那个学期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高考。那年高考的题目对于我们来说有点偏，全校“剃了光头”，我们班最有希望考大学的5个人，被县城高考复读班录取了。

老子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如果不是“好事”找上门，我兴许不至于愧疚一生。

1980年，干部身份子女“接班”是最后一年，放弃就意味着永远失去；接班，就在家门口的供销社工作，身份是全民制职工，等同于今天的公务员。我一番考虑后作出平生第一次重要抉择：中止了县一中已经4个月的复读生涯回乡接班。那一年，我15周岁。

班主任很快调回了县城，在一所中学继续教书。

我很快发现，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多么错误，就试图弥补：报读“电大”“供销干部学校”“函授大学”。命运之车，仿佛是一个有机的系统，错过了关键的一班，便错过了一切。在经历了比剧本还跌宕的青春岁月之后，到1994年我才拿到了自学考试大专文凭。

毕业以后，我跟同学们聊起班主任多次，但是，我没有勇气见他。

我拿什么，让班主任的眼光再次流露出欣慰？

没有，老了也没有。四十年了，还是没有。

如今，一茬又一茬的同学陆续退休了，而我，跟自家孩子年纪不相上下的同事们走到一起，还在为梦想拼搏着。许多人说：你的精神可嘉。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我是为了有一天，再见到班主任和当年那些长者们的时候，心里的愧疚能够少一些而已。

再见，只能是天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