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光渐亮 火水犹存

民国河源福音堂使用煤油灯

□本报记者 凌丽

Ai导读

20世纪30年代，东江山城亮起第一盏电灯。那时，大多数人家的夜晚仍靠松烛和煤油灯照明。河源的近代化，就在这一明一暗之间慢慢起步。

最早是民国商户自筹资金办电，每天只供5小时。后来出现偷电，酒饼巷还因此起过一场火。发电设备是进口的，靠木炭驱动。城里已经用上电了，乡下却要再等几十年。政权更迭后，电厂经历公私合营，逐步转型。

这些零碎的灯火片段，记下了山城实业在战火和变局里的挣扎，也照见了普通人对光明最朴素的期待。

“当民国河源的街巷，被历史上第一盏公用人工电灯照亮，现代文明便走入了新进程。上篇我们追溯了今河源市辖各县区电灯起始年代：1933年，龙川老隆率先亮起第一盏工业用电灯火；1942年，源城裕民米机电灯厂建成，终结了县城无公用电力的历史。

但在电力发展之初，还得经历一段漫长的明暗共存时光。松烛、火水灯依旧在照亮民间日常，只有少数街巷的电灯，印证着民国河源追赶近代发展进程的初步实践。从零散供电的商业街区，到孤岛式分布的县城电厂，从商人主导的民营实业，到政权更迭后的公管转型，电力不仅是一盏灯的光亮，更是东江山城近代工业、市井生活、商业生态与时代变局的缩影。

限时供电：市井日常的明暗灯影

1942年7月，河源裕民米机电灯厂正式开业，由潘仲良任经理、张季如任副经理，厂址设在河源县城沙边路103号，河源县城总算告别了完全依赖天然明火与进口煤油灯的黑夜。但这份新到的光明，有着极强的局限性。

该厂建厂初期，厂区仅配备17匹马力发动机与10千瓦发电机组，日发电量仅15千瓦，最多可同时支撑450盏电灯照明。1944年1月工厂筹备兼营电灯厂，同年5月完成改造，此后设备小幅增容，日发电量提升至25千瓦，可承载750盏灯，也仅能覆盖县城核心商圈的小范围。

但这并不是24小时供电，电厂每日固定供电时段为晚间7点至午夜12点，全程仅5小时，专供县城政府机关、临街商铺与少数富裕居民。为适应简陋的供电条件，所有用户电灯统一限定25瓦，亮度甚至不及如今普通的10瓦LED灯，光线柔和微弱，却仍完胜昏暗的火水灯。

电费的计费方式采用简便的包灯计费，每盏灯每月固定收费2.5元。

到了午夜，便要发出停电的专属讯号。每日临近夜里12点断电时分，全城电灯会统一一暗一明、连续闪烁三次，告知街坊百姓：夜深了，该睡了，你若要熬夜，也只能“打黑摸”（摸黑）熬啦。这独属于旧河源的灯光暗号，是一代人珍贵的城市记忆，如今已鲜为人知。

私驳偷电：贻昌行险些酿成大祸

在那些灯火照不到的角落，难免有人为了省电费或图方便选择铤而走险。私驳线路偷电的现象，早在民国就已存在。

偷电的是酒饼巷贻昌行，一户商号。1947年8月3日，为省下电灯厂的电费，店家私下绕过电表，私驳线路，偷接公家电力。彼时河源城配电设施简陋，市面很难买到合格绝缘线缆，偷电者图省事，直接用上没有外皮包裹的光身裸电线。

这种线路本身就有巨大火灾隐患，再加上民国供电电压不稳、夜间发电机启停波动大，线路极易过载发热。

裕民米机电灯厂收到线报之后，直接派出稽查人员，协同警察上门执法。

这个举动可以看出，在民国河源，电力并非完全市场化的生意，工厂需要借助警权维护供电秩序。

在稽查人员拆除私接线路时，意外发生了。运行中的裸电线受电流高热影响，瞬间烧红，火星引燃屋内裱糊纸张，转眼棚顶已是一片红火。幸亏在场人员施救及时，才没有酿成烧毁整户商号、乃至整条街巷的大火。

虽然电力有限，却仍然改写了源城的城市风貌。太平路、化龙路、沙边街、头塘街等主干道的商铺，纷纷淘汰旧式煤油灯、洋油盏，换上崭新的电灯。入夜之后，连片灯火取代了零星摇曳的烛火和油灯，街巷轮廓清晰可辨，商业氛围愈发浓厚，近代城镇的烟火气息愈发浓郁。

在河源电力发展初始阶段，光明未能普惠全城。在灯火璀璨的主街之外，绝大多数城郊住户、普通市井百姓，依旧固守着千年以来的照明方式。家家户户常备火水，依靠进口煤油灯度过漫漫长夜。直至2020年前，笔者询问东埔一带居民旧时记忆时，有人这么说道：“上世纪90年代，我们望着河对面那些灯光，多明亮，多密集啊。现在轮到我们这边了。”

抗战时期物资紧缺，洋油价格飞涨，寻常人家更是惜灯如金，往往天黑即眠，唯有少数节庆、急事才会点亮灯火。一巷之隔，一边是新式电灯的通透便捷，一边是传统火水灯的昏暗拮据，明暗交织。电力与火水并存，是民国河源最真实的市井图景。

木炭驱动：裕民米机的战时生存

裕民米机电灯厂能够成为民国源城唯一稳定供电、兼具工业与民生价值的实业，在于其当时堪称顶配的近代工业装备与因地制宜的运营智慧。

在物资匮乏、交通受限的抗战年代，这家厂的股东们装置了跨越山海而来的进口工业设备，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底子。

1946年，工厂升级核心动力设备，购置德国TUET2牌65匹直立式油渣发动机（型号为TUET2德型4-CYLINDER 150R.P.M），搭配西门子68kVA（50KW）交流发电机，全套进口工业配置，是彼时偏远山城难得的现代化装备。同时还配套广州本土制造的谷磨、米磨、风柜、运粮器等全套碾米设备，支撑该厂工业发电兼粮食加工的复合型业态高效运行。

最初设备以柴油为燃料，但民国晚期国内柴油完全依赖进口，价格高昂且时常断供。潘仲良等经营者因地制宜改造设备，将燃油发动机改为木炭驱动，每日消耗800司斤（司码斤，每100司码斤约合127市斤）木炭，依托河源山区丰富的林木资源，破解了能源短缺的困境，让工厂得以持续运转。白天碾米，夜间发电。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源城仅有的两家机械粮食加工厂之一，裕民米机与另一家永丰年米机合计12匹总马力，每日可碾米350担，几乎垄断了县城的粮食加工市场。其电力除了供应街区照明、娱乐场所、机关单位外，还独家供给县城印刷厂唯一的2匹马力单相电动机，支撑起全城唯一的近代轻工生产。

时局动荡之下，小城实业的命运始终与时代同频。

1945年5月，日军侵占河源县城，工人被迫离城避难，电厂停工停产，县城灯火骤然熄灭，长达一个多月陷入漆黑。直至日军投降，时局平复，工厂才逐步复工，城市光明得以重启。

凭借稳定的产能与稀缺的电力资源，裕民米机成为民国河源最具实力的民营企业，拥有成熟规范的现代商业制度。企业固定资金8万、流动资金6万（均为民国币），年终结算规则分明：先兑付一分周息股息，剩余利润四成用于股东分红，六成留存为发展基金，常年保持盈利状态。1950年，工厂获利稻谷14万余司斤，派发股息1.4万斤、红利5.6万斤；1951年5月，银行存款达两千三百多万旧币（23406849元）。雄厚的资本实力，可见一斑。

为吸引更多的顾客，裕民米机豪掷广告费，在河源《正义日报》《河源日报》上刊登广告。1948年10月《正义日报》的广告明确标注其服务为“专营：机器碾米，质地优良；价格克己，以谷换米，代客服务”，厂址位于河源沙边街，专属电报挂号5940，更是成为其规模化、正规化的标志。也正因为这些旧报留存，我们今日仍能窥见这家企业的风貌。

十余年间，企业股东历经更迭：1946年多名股东因商务退股，1947年缪霭棠股份交由其子缪以文承接，之后缪潘两家商议分工，缪家管发电，潘家管碾米。

独立电厂：县域乡野的迟暮灯火

民国河源的电力发展，并未形成全县或与邻近县域相连通的电网，各县、各镇的电厂独立运营。

1942年，黄道仁在龙川老隆长堤街开办永丰碾米发电厂，搭载16.5千瓦机组，与槎城裕民模式一样，白天碾米、夜间为长堤街商铺供电。1948年，五华商人入驻老隆，兴办茂丰碾米发电厂，装机30千瓦，进一步扩大老隆供电范围。1947年，佗城西门口再添火电厂，让龙川成为民国河源电力点位最多的县域。但这三家电厂均为小型民营实业，供电范围仅限街区小区域，且根基薄弱，最终在1949年解放前夕悉数停业。

相较于源城、龙川的商业先发优势，紫金、和平等县的电力发展进程更为迟缓，甚至长期停留在构想与萌芽阶段。

紫金县很早就尝试开发水力发电。1935年《香港工商日报》便记载，紫金蓝塘圩杜、邓、甘三姓乡民，依托本地山高瀑急的天然优势，计划购置新式碾米设备，利用水力发电，低价服务乡民碾谷。这是河源最早的水力发电构想，极具前瞻性，却因时代局限未能落地成型。民国年间的紫金，始终只能依托传统水磨、水碓等利用自然水力，人工改造的电力文明迟迟未能降临。

和平县的电力空白，贯穿整个民国中前期。翻阅1943年的《和平县志》，找不到电灯、电厂的相关记载，仅有洋油商户的记录。彼时和平县城有两家火水总代理商号，零散店铺遍布城乡，进口煤油不仅供应本地，还远销江西定南、龙南、全南三地，是边区重要的商贸品类。全面抗战爆发后，运输受阻，油价暴涨，火水贸易萧条，百姓照明愈发拮据。

1946年9月，和平县亮起了第一盏电灯。彼时广东省后方医院迁至附城乡丰道村，依托汽车头改装的汽油发电机，实现院内照明。但这盏灯火仅服务于医院专属区域，不对外民用，普通百姓依旧与电灯无缘。

电力的稀缺，不仅是县域差距，更是城乡鸿沟。即便是电力相对成熟的源城，裕民的灯光也覆盖不到城外。据新丰江水库移民古锦标回忆，1959年他迁居埔前时，乡镇依旧没有任何机器碾米设备，村民全程依靠人力踏碓舂米；直至1965年前后，乡镇才零星出现机械加工设备，且未能普及，贫寒农户依旧依靠人工踏碓舂米。电力下乡、机械普及，一直推迟到上世纪70年代初才真正落地。

公私转型：河源电力的路径重构

1949年9月河源解放，作为支撑城市民生与物资保障的重要实业，裕民米机电灯厂成为人民政府重点保护的城市资产。

1949年9月18日，国民党军队撤离河源，粤赣湘边纵队战士叶慈林等奉命入城，首要任务便是保护裕民米机与河源印刷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座兼具粮食加工与电力供给功能的工厂，是供应军队与一城民生的根基。

1949年12月21日，裕民米机由粤赣湘边纵队正式接管，1950年3月移交河源县人民政府接管，从民营商企转为公营实业。4月28日，县长林镜秋、副县长邹建签署命令，委派彭俊、刘育珍二人为驻厂代表，清理进支数目。1951年4月，东江专署加派刘志文、傅文二人前往监督；1951年5月，政府委派广州交通银行驻厂调查股权及财务情况。

1950年3月河源县人民政府接管裕民米机后，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彭俊、刘育珍作为县府代表，加上张季如、潘天育、殷铁汉、谭克仁、李原共7人组成，张季如为主任委员，彭俊为副主任委员；并成立职工会，刘耀南为主任委员。其时，该厂共有职工34人，其中职员11人，工人23人，待遇为：职员每月最高稻谷550斤，最低150斤；技工最高720斤，最低150斤，另供膳宿。

其系统组织设总务部、碾米部、机房部和门市部，门市部又分内外两部，分管批发和零售。

被接管后的裕民米机，产能大幅提升，日均碾米6000余斤，最高可达8000斤，其中2000斤系自售，余为代县府、公安局、粮食公司或顾客加工，工价每百斤收2斤半或3斤米，仓库设在工厂内。

1951年4月，土改推进过程中，厂区产业被没收充公，随后与益民米机合并，更名“新源公司”，正式迈入公私合营新阶段。

改制后的新源公司，开启了河源电力的首次扩容升级，架设两条总长4000米的220伏低压线路，供电范围大幅延伸，覆盖沙边街、中山码头、太平街、河源中学等街区与单位。供电时长依旧固定为每日晚间7点至午夜12点，限供电5小时。

彼时的电力普及，依旧举步维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河源，电器物资极度稀缺，全城仅有县委、医院、电影院等机关单位配备5部交流收音机，少量电风扇也归公家所有，私人家电几乎为零。县城首次引入日光灯管时，全城无人掌握安装技术，只能专程聘请香港电工师傅前来施工。

1952年统计数据显示，河源全年用电量仅5.103万千瓦小时，其中工业用电不足0.3万千瓦小时，其余均为生活照明用电，全城用电总户数仅300户左右，用电峰值从未突破40千瓦，动力用电更是仅有印刷厂一台小型电机。

龙川的电力转型轨迹与源城高度契合。1951年，老隆老牌火力电厂完成公私合营，更名隆耀电厂，机组容量大幅扩容，从原有16.5千瓦增至4台机组共81.5千瓦。1957年，老隆电力厂正式成立，机组规模扩容至6台304千瓦，1963年在上板桥安装首批水力发电机组2台304千瓦，供应老隆机关单位、学校、部队以及少数工业、居民的用电，从木炭火电迭代到水电，为县域电力普及奠定了基础。

从1933年龙川老隆首现电厂，到1942年源城裕民供电，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民国河源电力创始与发展的近20年时光里，没有宏大的国家工程，没有规模化的工业体系，始终由民间商人自发引进，在时代变局中艰难存续。

河源的电力初始发展，不同于沿海大城市同步时代浪潮的规模化电气化，其电灯取代火水灯的过程，是从城市中心商圈到城郊街巷、从县城到乡镇的层层向外渗透。商人逐利而生实业，实业微光点亮市井，时局动荡阻滞发展，时代和政权的更迭重塑发展格局。那些孤岛式的小火电、木炭驱动的进口机器、五小时限时的灯火、按盏计费的供电规则，都是河源近代发展进程中曾出现过、却已被忘却的事物。

当松烛与火水灯慢慢退出历史舞台，零散的电力孤岛逐步连成全境灿烂灯火，河源的近代岁月，也在明暗交替的光影里，拥抱了时代发展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