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 一脉传承粤蜀情

▲上图：连平县大湖镇五禾村追柴龙民俗活动。四川部分地区至今仍保留客家方言、婚嫁祭祖、舞龙习俗。本报记者 凌丽 摄

康熙初年，50多岁的广东连平州人谢子越，听闻张献忠之乱后四川地广人稀，认定这是个机会，便毅然携家眷西迁，落户成都华阳。这仅是清初“湖广填四川”浪潮中的微小一幕。

明末清初，中国西南历经浩劫。张献忠屠蜀与三藩之乱相继肆虐巴蜀，数十年战乱、灾荒、疫病叠加，使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沦为荒芜之地，四川人口锐减、田地荒废，成为清初疆域内最残破的地区之一，进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自发性移民运动——“湖广填四川”。其中，清代龙川、连平、永安（今紫金）、和平四县的粤东北客家群体，是这场大移民中坚韧且具代表性的主力。

300年前，这些粤东北山民带着家族传承与故土习俗，跨越千山万水，突破官府阻拦，历经生死考验，在四川落地垦荒。这一大迁徙，源于土地制度变革、生存资源竞争、宗族牵引、民间认知差异以及地方治理等多种因素，是一场主动的拓荒之举。

山乡困局与王朝新政

清代惠州府属地的今河源四县——龙川、连平、紫金、和平，山多田少，耕地匮乏。历经明清数百年繁衍，各地宗族枝繁叶茂、人丁激增，有限的河谷梯田产出愈加难以满足需求。正如民国学者罗香林所言客家迁徙根源：“系裔日繁，资力日充；而所占地域，耕植所获，不足供用。”人地矛盾的结构性困境，让粤东北客家人始终处于生存窘迫的状态，一旦遭遇灾荒歉收，便面临无田可耕、无粮可食的绝境。

康熙年间，粤东多次出现大饥之年，“薪桂谷玉，待哺殊难”，固守故土意味着世代困于贫瘠山地、勉强糊口，而远方的巴蜀荒原，成为粤东民众的突围希望。彼时的四川，经数十年战乱浩劫，人口凋零殆尽，全境田地大面积抛荒，官府丈量核实，新增可耕田地数十万顷，土地资源极度富余，为外省移民提供了广阔的拓荒空间。

王朝的移民惠农新政，点燃了粤民入川的热潮。为盘活巴蜀土地、恢复赋税生产、稳固西南边疆，清廷从康熙至雍正年间，不断细化、升级入川移民优待政策，形成一套完备的拓荒保障体系。雍正六年（1728年）定例明文优待入川民众：每户拨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家中成丁子弟每丁额外增给水田十五亩、旱地二十五亩；老弱繁多、生计艰难的家庭可临时酌情增田，零散畸零土地尽数拨付开垦，官府核发照票作为永久产业凭证。同时每户发放牛种银十二两，全额由原籍官府赔付，移民无需偿还，彻底免除了底层民众拓荒的物资后顾之忧。

优厚的授田免税、物资补贴政策，搭配民间口耳相传的“川省膏腴、百物低廉、易于资生”传闻，让深陷山地生存困局的河源民众心生向往。在他们眼中，四川不是逃难之地，而是安身立命、家族振兴的希望沃土。年过五旬的连平州移民谢子越，便是当时拓荒者典型心态的代表。

“进生退死，一心只在四川”

清代粤民入川多以宗族为核心、邻里为延伸的链式集群迁徙，其中龙川、连平、永安、和平四县是粤民入川最核心、最稳定的输出地。雍正十一年官方奏折明确记载，入川粤民高度集中于粤东惠、潮、嘉应七县（《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二百十五之三》：查往川及往西省者，皆系惠州之兴宁、长乐、龙川、和平、永安及潮州之程乡、罗定州之西宁七县人），今属河源的龙川、和平、紫金俱在序列，是清代四川客家族群主要的粤东源头之一。亲属团聚是驱动持续迁徙的一大动力，形成了一人扎根、全家跟进、全乡效仿的迁徙常态。

早在雍正五年之前，已有大量河源先民远赴四川经商垦荒、安家立业，在蜀地站稳脚跟后，常年与原籍宗族书信往来，不断返乡传递巴蜀垦荒红利，频繁回乡接取亲属团聚。连平州人巫维舒的迁徙经历极具代表性，他早年赴四川简州经商置业，在当地站稳脚跟后，念及故土八旬祖母无人奉养，专程返乡跨越八千里路途，恭迎祖母冯氏入川赡养，同时，迁葬先祖遗骸入川，完成家族落地扎根的仪式。这种先遣拓荒、再接引宗族的模式，成为河源客家入川的主流范式。

雍正十年（1732年）至十一年，河源民众入川浪潮达到顶峰。雍正十一年八月底、九月初，龙川、长乐两县官府接连禀报称，三百余名粤民结队集群入川，其中多数为龙川、和平、永安、连平籍客家民众。彼时广东官府早已预判迁徙趋势，在龙川、和平、连平、乐昌等入川要道设卡巡查、张贴告示、多方劝阻，同时储备公费银两，对愿意留乡的贫民予以安置、资助垦荒。但这批迁徙民众心意已决，即便官员现场劝谕、主动提供路费船只，仍无人愿意折返，众人哭诉川地有祖父兄弟亲属待团聚，秉持“进生退死，一心向川”的信念，官府无强制阻拦之权，最终仅劝回十一人，其余数百人尽数西行。

面对沿途官府的层层阻拦与禁行，龙川籍入川民众自发张贴《赴川民人告贴》，与地方官府公开理论。他们坚定表示：“我等进则生、退则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直言自己携带盘缠、家眷，安分前往四川耕种纳粮，并非匪类，质问官府“百姓皆在朝廷王土谋生，为何百般阻拦”，表明官府虽能阻拦他们的身体，却难阻其决心。地方官府为遏制人口外流，进行了层层阻挠，但根本阻挡不了入川民众的决绝与坚定之心。

雍正朝的相关奏折还提到，当时粤东存在“滥给照票”的普遍现象，惠潮嘉各州县为安抚贫民、化解本土流民隐患，对入川民众多宽松核发路票，让大量无业贫民得以合规西行。即便后期朝廷下令严控滥发照票、沿途稽查无票流民，但民间迁徙大势已然成型，禁令形同虚设。直至乾隆中期，四川荒地开垦殆尽、人地格局逆转，川督阿尔泰奏请禁止贫民入川，仍未得到朝廷准许，足以证明河源乃至粤东民众入川，是不可逆转的民间大势。

八千里西行生死路

从粤东北深山到巴蜀丘陵，八千里路途山水阻隔、荆棘丛生，对于扶老携幼、举族迁徙的河源客家人而言，这场西行之路，无异于一场贯穿生死的淬炼。族谱与地方志留存的细碎记载，拼凑出移民群体不为人知的迁徙苦难：风霜雨雪、饥寒劳累、水土不服、疾病伤亡时有发生，成为无数移民的共同记忆，半途离散、客死他乡是常态。

连平谢氏家族的迁徙经历，是移民家庭分合离散的缩影。谢子越决意西迁后，携全家踏上征途，然西行不过数日，其妻凌氏便因长途奔波、水土不服，难以继续前行，只得带着次子、三子中途折返连平，固守故土老宅，终老后归葬连平大坝冈。谢子越初心不改，毅然带领长子、长媳与侄辈继续跋涉，历经艰险最终落籍简州，一户人家分居两省、隔山相望，成为大移民中无数家庭骨肉分离的真实写照。

旅途生死无常，让客家人崇敬先祖的宗族信念愈发坚定。迁徙途中，不少老人、体弱族人不幸病逝，只能就地草草掩埋，待后世安稳落地，再返乡迁葬遗骸、归宗合葬，成为清代粤民入川的独特民俗。龙川黄氏先祖黄位伍，康熙末年随族人迁川，不幸殒命途中、就地掩埋，多年后其后裔在川立业安稳，专程返乡将其骨骸“捡金”迁川，与妻子合葬，弥补先人客死路途的遗憾。无独有偶，福建傅荣沐迁川途中父母相继离世，多年后亦专程迁柩入川安葬。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从广东和平县迁往四川的白氏，老祖宗白日康公的墓在和平，当四川派人来索取时，本地宗亲坚决不同意迁走部分遗骸。多次协商无果后，川籍宗亲只得深夜悄悄在祖墓凿洞取骸，因听闻周遭有声响、恐被发觉，仓促取走一块头骨与一段臂骨，随即留信致歉、说明无奈苦衷，恳请原籍宗亲谅解后离去。1994年，四川金堂县三星镇白日康公墓偶然被掘开一洞，墓中出土的骨骸，恰好印证了当年仓促取骸迁川的往事。对客家族群而言，跨越千里迁葬先祖，不仅是孝道传承，更是客家族群扎根异乡、重构家族根系的精神寄托。

在普遍的苦难与离散之中，河源客家的家风与风骨格外动人。连平巫维舒万里迁川、奉亲敬祖的事迹，被载入《简阳县续志》，成为移民孝道的典范。早年粤东饥荒，巫维舒便有远迁求生之志，因双亲、祖母在世，迟迟不忍远行。双亲离世后，八旬祖母冯氏深明大义，主动劝其远行立业，让他不必困于家庭牵绊。得到祖母支持后，巫维舒与叔父远赴四川简州置业扎根，站稳脚跟后即刻返乡，八千里往返，恭迎祖母入川赡养。迁徙途中，他朝夕为先祖遗骸焚香祭拜，侍奉祖母饮食起居无微不至，在颠沛流离的苦难路途里，守住了客家宗族最重要的伦理底色。

据客家氏族田野调查统计，清代粤民入川族群中，大量迁徙家庭由寡居妇人、中老年女性牵头带队、组织迁徙。在仪陇县12大客家入川氏族中，1/4的家族由女性领队西行。（陈竹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这些历经世事的客家妇女，在故土灾荒频发、生计无着、宗族生存承压的绝境中，审时度势、果断抉择，舍弃故土老宅，带领儿孙远赴异乡拓荒。她们凭借家族威信与生活经验，统筹路途生计、安抚族人情绪、维系宗族完整，成为移民浪潮中沉默却坚韧的先行者，撑起了客家族群西迁的根基。

香港崇正总会理事、客家文化研究者张兴霖，长期深耕川粤客家源流考证，多次入川踏访宗族遗迹、梳理族谱脉络，其针对龙川头仁里张参公一脉的专项调研极具代表性。考证显示，仅龙川张氏张参公支系，自清前期以来迁入四川的宗支便有200余支，其中不仅包含康雍乾主流移民批次，更留存有多支明代先期入川的古老宗支，充分印证了龙川作为粤民入川主要始发地，迁徙活动跨越明清两代、持续数百年，绝非仅雍乾王朝的短期浪潮。（《四川客家》，陈竹松主编）

雍乾移民治理的进退博弈

面对粤地各县民众大规模、持续性的西行浪潮，清代粤蜀两地官府态度矛盾，或劝阻或安抚，或严控或包容。雍正十一年，粤民结伙入川的态势日趋失控，引发朝堂重视，雍正帝专门下旨训谕两广总督鄂弥达、巡抚杨永斌，斥责二人身为地方封疆大吏，不能安抚本土百姓安居立业，任由民众千里迁徙、流离他乡，实属失职。迫于朝堂压力，广东官府迅速出台系列管控与补救举措，对入川移民进行劝阻、招徕、安插、稽查。

当年八月民众大规模西迁后，广东官府委派同知张炳纶、粮驿道陶中正等官员，携带公费银两奔赴沿途各省巡查招徕。同时，对尚未入川、愿意返乡的民众，全额发放路费、籽种、口粮，护送回籍，安置在鹤山、开平、恩平等地垦荒立业；对家中确有亲属及产业在川、执意前往团聚的民众，不再强行阻拦，而是核发官方印照、派员护送、备案稽查，有效杜绝无序潜行、奸良混杂的乱象。

此外，阶段性招徕安置取得了成效。官府先后从广西、湖南、江西等地沿途劝回粤民390余名，全部妥善安置、各得其所。同时彻底清查惠州府属各县迁徙人口，排查出有亲属在川、自愿赴川的民众63户、141人，一律依规核发照票、登记造册、有序放行，既顺应了民间宗族团聚的民情，又终结了民众私自潜行、无序迁徙的乱象。对于故土变卖房产、无业可守的返乡移民，官府专项拨款资助赎回产业、重归旧业，最大限度保障民无失业、安居乐业。

在粤东北地区，人地矛盾并非短期赈济、就地安置所能根治的，民众有着入川求生的强烈诉求，不能强行阻拦。而四川那边，持续完善授田、免税、分户安置、畸零地统筹的垦荒政策，持续降低移民落地门槛，让河源客家移民得以顺利扎根巴蜀、开荒立业。

落地生根与文脉存续

历经康雍乾三代持续迁徙，连同龙川、连平、永安、和平四县（河源县亦有迁移人口，但数量不多）在内的客家民众，数十万人口次第入川，在巴蜀大地扎根繁衍，重塑了四川的人口结构、农业格局与文化风貌。

移民入川后，形成“一县对应一地、同乡聚邻、同族成团”的分布规律。据四川学者陈竹松等研究，粤东客家移民的原籍地与川内定居地呈现清晰的对应关系，地域适配特征极为鲜明。川北仪陇县的客家族群，大多源自粤北韶州府曲江、乳源、乐昌诸县；成都近郊洛带、龙潭寺等知名客家重镇，以及川南荣昌、隆昌等核心客家辖区，移民主体多为粤东嘉应州长乐县先民；川南西河镇、西昌黄联一带的客家聚落，主要由兴宁移民开辟奠基；而成都石板滩等经典客家聚居地，则以龙川、大埔、梅县等地移民为核心构成。

基于自由自发的迁徙属性，河源及粤东客家入川群体的规模小至单家独户、大至阖族数百人。清初招民垦川诏令颁布后，广东和平县白氏并未零散分户迁徙，而是以宗族五大房为单位，采取整族抱团的“组团模式”西迁。据族谱与地方志记载，此次迁徙呈现“留粤者半、入川者半”的格局，全族参与迁川共计157户、近400人（白昆声《广东和平白氏宗族迁川源流》，载《移民与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全员统一行动、统一落脚、统一建祠立宗，完整保留宗族体系，成为河源客家以宗族为单位拓荒巴蜀的标杆案例，也印证了大族迁徙的规模与凝聚力。

此外，还出现跨省、跨姓、跨地域的结伴迁徙团队。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冬月，广东龙川四户族人（陈士达、叶明三、叶五玉、邹家凌），与湖广、江西等地共计10户异姓、异地亲朋抱团迁川。这10户人家分属三省九姓，地缘、血缘本无关联，仅因亲友情谊联结，结伴从酃县启程，次年三月抵达重庆荣昌县。抵达川地后，群体再度自由分化，李士宦1户留居荣昌，其余9户四散奔赴川南各地立业。

300余年岁月流转，依托宗族组团、亲友结伴的多元迁徙模式扎根巴蜀的河源客家移民后裔，已达数百万之众，成为四川千万客家群体的核心组成部分。不同于其他移民支系，河源客家宗族意识极强，虽历经数代本土化融合，却始终坚守故土文脉、维系宗族联结。连平上坪谢氏、龙川张氏、龙川罗氏、和平白氏、和平徐氏等大宗族，至今保留粤川联宗祭祖、谱系互勘的传统；龙川黄氏、连平巫氏等族群，完整传承先祖迁徙记忆、保留客家方言、婚嫁祭祖、岁时节俗，在巴蜀大地形成稳固的客家“文化方言岛”，未被四川官话与本土风俗彻底同化。

除了文脉传承，河源移民也重塑了巴蜀的社会经济面貌。他们将粤东山地精细耕作技术、梯田开垦模式、夏布纺织、特色农副种植技艺带入四川，同时带入的客家民居营造工艺、宗族治理模式、民间商贸习俗，与巴蜀本土文化交融共生，形成独特的川粤客家地域文明，成为巴蜀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支。

回望雍乾年间这场跨越八千里的西行史诗，无数龙川、连平、永安、和平的河源先民，带着宗族的期许、求生的勇气、拓荒的豪情，告别故土群山，穿越山河险阻，在乱世荒原中开基立业、繁衍生息，用数百年的坚守与耕耘，铸就了粤川两地血脉相连、文脉相通的历史纽带，也书写了中国移民史上最质朴、最动人的平民拓荒篇章。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