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医谢幕 西医兴起

■河源仁济医院的医师正在使用显微镜。摄于1931年-1950年期间。（资料图片）

■河源仁济医院大楼门口的病患者。摄于1932年。（资料图片）

20世纪30年代河源的疫症应对，本质是西医科学体系对传统巫医取代的过程。河源当局从强力禁止神方到推行卫生防疫，再到成立平民医院、乡村贫民赠医所，为群众提供低价或免费医疗，既反映西医传入后中国地方社会的观念革新，也揭示公共卫生建设需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以制度保障为支撑。神方的式微与西医的兴起，不仅是医疗技术的迭代，更是近代中国社会从迷信走向理性的缩影。

抗战期间进入河源的两种烈性传染病

1936年6月，自东江潦水退后，河源各地霍乱流行。平陵区及蓝口圩等处，一日内死了五六人。6月12日，县城长塘路四号居民张容得的妻子梁氏，买了几斤黄瓜回家用醋腌制食用，吃完后肚子一直痛，又屙呕大作，赶紧送往医院诊治，确诊为霍乱，打针服药都无效。到下午6时，就去世了。上城县前街七号住妇黄张氏，也因为得了霍乱，情况非常危险。（《香港工商日报》）

1937年5月，河源县区域，自东江潦水退后，天气炎热。一般苦力工作者，喝了没有煮开的黄浊河水，就发生霍乱抽筋症，都医治无效，相继去世的有20多人。5月25日，有财记伕力倌轿夫王阿先出乡归来，行至化龙桥头，十分口渴，就捡了一个大碗舀了一碗河水喝了后，过了大约1个小时，发生急症，全身抽搐，面色灰白，牙关紧闭。同伴看到后，抢救没有效果，一会儿就去世了，县民惊慌。

1938年，广州、惠州沦陷后，日机轰炸与难民涌入导致河源暴发霍乱与流行性脑膜炎，流行甚广。中医虽在调理恢复期患者、缓解轻症症状上有一定作用，但无法治愈此类疾病。难民潮带来的交叉感染加剧了疫情，当时西医对此也没有有效治疗办法，医疗体系彻底崩溃，“死者人数无法统计”。这次疫情得到控制，是由国际红十字会供应霍乱疫苗，又从越南进口法国磺胺类药“大健凰”，使流行性脑膜炎治愈率大大提高。（黄叔鸾《河源仁济医院史略》）

霍乱弧菌通过消化道传播，与中医“暑湿疫”认知不同，西医明确其病原体与传播途径，明确鼠疫杆菌、霍乱弧菌、脑膜炎球菌等病原体，从微生物层面理解疫病成因，而非仅以“湿热”“疫气”等抽象理论解释。疫苗接种阻断病毒传播，磺胺类药物（如安南的“大健凰”）针对性杀灭细菌，外科消毒（如鼠疫期间的环境处理）等，这些现代医疗办法在控制疫情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有关部门官员结合疫情调查（如霍乱与饮食、水源的关联）、环境消毒、隔离患者等措施，形成系统性防疫网络。但是，疫情应对集中于县城与教会医院，乡村地区仍缺乏医疗覆盖。

河源公共卫生体系的萌芽

1937年5月的那场霍乱疫情发生时，河源县当局为防范群众感染疾病，特通告他们注重卫生，其文曰：

“现值炎夏时节，霍乱最易发生。要知得病原因，全由病人传染。病人吐泻物中，带有霍乱病菌。水及苍蝇与手，均为传染途径。如何防止霍乱，最重注意饮食。不论何种食品，均须新鲜煮沸。不食切售瓜果，不食凉冻食物。食品须盖纱罩，不使苍蝇停落。饮用井水河水，务必先行消毒。简单稳妥方法，将水务先煮沸。一切食具饭碗，须用沸水冲洗。病人不可接近，粪便妥慎处置。饭前便后洗手，注意一般清洁。大家照此去做，不至传染疫疾。”

这份通告完全用的是大白话，六字一句，方便群众阅读、默记并传播。

当时西医传入不久，传统医学和迷信还比较普遍，通告中明确提及“霍乱病菌”“传染途径”等微生物学概念，将疾病成因从传统“阴阳失调”“鬼神作祟”的认知转向科学解释。“病人吐泻物中带有霍乱病菌”的表述，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群众对疫病的迷信想象，“水及苍蝇与手，均为传染途径”揭示了霍乱弧菌经“粪—口途径”传播的科学原理，这在依赖神方治病的20世纪30年代的河源，具有显著的启蒙意义。通告中提出“食品煮沸、水源消毒、隔离病人”等措施，强调“饮用井水河水务必煮沸”“食具沸水冲洗”，已合乎西医传染病学理论，具备了现代公共卫生“切断传播链”的思维雏形，与巫医“跳鬼禳灾”的方式有着本质区别。

1937年，地处东江流域的河源，交通枢纽地位使其易受战争波及。通告中“炎夏时节，霍乱最易发生”的提醒，结合“苦力工作人们饮未沸河水”的具体案例，显示出当局在社会动荡背景下，试图通过简易可行的卫生指导（如“将水煮沸”）以快速控制疫情。当局以“维护县民生命”为由发布通告，显示官方开始介入基层公共卫生管理，区别于传统社会以民间自发或宗族为主的防疫模式，可谓河源公共卫生体系的萌芽，初步体现了河源的公共卫生理念与初步制度设计。但河源的防疫仍依赖县政府临时调度，缺乏专业团队和技术储备，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然而通告的作用可能一时有用，但因生活条件限制，疫情平息之后群众容易“故态复萌”，难以完全落实卫生要求，使得疫情卷土重来后群众依旧应对失措。

河源县当局强硬“禁绝神方”

20世纪30年代中期，河源县当局以强硬手段，连续两次禁止神方。

1935年3月，在河源县参议会二届参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参议员阮照容提议禁止神巫开方治病，于9日函送县政府照办执行。阮照容在其提议中写道：“查我邑神巫，多有假借神怪开方治病，药性未明，寒热互用。一般无知妇女，迷信成性，往往为其所惑，视如仙方，服之不疑，则杀人易如反掌。更有甚者，虽延医诊治，亦弃置医方而不用，反瞒却医师，暗投神方。浸至病势日剧，则又隐讳不言，弄至医师束手，无所适从。苟遇模棱两可之庸医，遂以前方错误，大反前剂，变凉为热，因此酿成轻病变重，重病至死者，不知凡几。基于以上理由，若不严行禁止，贻害人群，实非浅鲜。本席有见及此，于是才提案，请付公决。”意思是，神方药性混乱（寒热互用），缺乏药理依据，民众盲目服用导致“杀人易如反掌”，甚至延误正规治疗（弃医方而用神方），加剧个体病情。另外，疫症流行时，神巫“设坛禳鬼”不仅无法阻断疾病传播，反而可能因聚集活动加速病菌扩散，与科学防疫措施形成对立。因此，阮照容提出解决办法：“请由县政府布告严禁，如有假借神怪，设坛惑众，开方治病者，饬各区乡镇公所，严厉禁止。倘有违抗，准将该神巫拿解究办，以绝巫风而重人命。”从“禁止神巫开方”到“拿解究办”，将迷信行为纳入法律制裁范围。会议决议“照案通过”。

但“神方”的土壤还在，医疗资源不足，尤其是乡村地区，人们因为距离远、没钱而无法看正规医生，只能求助神巫。

1937年4月，有关部门官员发出相同的感叹：“河源县属人民，性极迷信，每有疾病，辄求神方作医治之良药，每因药不对症而致误死者，犹不悔悟。神方草菅人命，亟须严予取缔。”因此，当时的河源县政府强制药铺拒绝神方配药，并焚毁神庙神方，从流通和传播渠道切断迷信根基：“为维护县民生命起见，除通饬各药铺，如遇有持神方购药者，应行拒绝外，并饬附城公安分局派警分赴各神庙，将所有神方尽行焚毁。”（1937年4月12日《香港工商日报》）

此前河源群众“每有疾病，辄求神方”，甚至“弃医从巫”，1937年5月的防疫通告强调“不食凉冻食物”“病人不可接近”，切断神巫借“仙方”干预治疗的空间。这种从“求神”到“求科学”的转变，标志着地方社会在疫病应对上的认知飞跃。

河源设立乡村贫民赠医所提供医疗保障

民国时期，为杜绝神方，河源当局已通过焚毁神方、禁止神巫开方等行政手段打击迷信，是为“堵”。同时，当局采取了“疏”，两相配合，既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推行科学医疗，又以惠民服务如成立平民医院、乡村贫民赠医所等引导穷困群众主动选择正规就医途径，以铲除神方生存的土壤。

在城区，1936年1月，由河源各界捐集巨款兴建、坐落在河源城外清沾庵的河源县立平民医院落成。该医院通常由政府、慈善机构或教会设立，旨在为贫困人口提供低价或免费医疗服务。河源县立平民医院由县政府遴选委员筹备，医务主任由当地防军第八师军医处骆姓主任担任，并招有经严格训练之看护4名。该医院初时可容纳病人37名，每月经费暂定为500元，由县城第二市场、屠场二处所得租金拨充。医药经费更依赖地方财政和慈善捐赠，设备简陋且人员短缺，初期仅聘西医两名，暂未延聘中医。1938年5月1日，河源县立平民医院院长植广苗因事辞职，由陈云舒接任。

在乡村，1936年底，河源县当局设立乡村贫民赠医所，要求在1937年1月底前，各区公所至少在适合地点筹设贫民赠医所一家，由各区选聘当地中西医生，规定时间到所应诊，不得收受诊金及索取手续费；在各区营业的中西医生，一经聘定，应即接受服务，不得借故推辞，如成绩优良者，由河源县政府酌予奖励；各区乡准许设立捐簿，由群众捐献赠药的费用，如有他方公款可拨用者，呈报县政府核明指拨。（1936年12月30日《香港工商日报》）

河源县当局设立乡村贫民赠医所的举措，从医疗可及性、经济成本、科学观念渗透等层面直击神方泛滥的根源，对杜绝神巫治病现象有着积极作用。

乡村贫民赠医所要求“择适中地点设立”，将医疗资源下沉至乡村基层，缩短了群众与正规医疗的空间距离，乡村居民无需长途跋涉至县城求医，避免因延误治疗而转向神方祈求救命，切断神巫趁虚而入的机会。

神方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群众因时间及金钱关系，常常来不及请医生看病，乡村贫民赠医所规定“不得收受诊金及索取手续费”，且药品费用通过“民众乐捐”“公款拨用”解决，解决了贫困患者的经济负担。对比神巫开方时可能索要高价费用，该赠医所的免费服务更具吸引力，让群众不需要为省钱而依赖迷信疗法。

乡村贫民赠医所的中西医生坐诊，通过标准化的诊断与治疗（如西医的对症用药、中医的辨证施治）展现科学医疗的效果，可以让群众直观感受到神方无效、医方有效，逐渐破除对迷信的盲从。

此外，从制度上保障了医疗可信度，规定“中西医生一经聘定，应即接受服务，不得借故推辞”，并以“成绩优良者酌予奖励”，激励医生认真执业，确保医疗服务的稳定性和专业性，避免因医生短缺导致群众又相信神巫。

乡村贫民赠医所的运作模式如政府统筹、社会募捐、医生义务服务，体现了河源早期公共卫生体系的雏形，其意义不仅在于治病，更在于通过常态化的医疗服务向乡村渗透科学治病观念。乡村贫民通过该赠医所治愈疾病后，其亲身经历会成为反神方的活广告，带动周边群众摒弃迷信。这种基于现实体验的观念转变，比单纯的行政禁令更具持久性和渗透力。

1949年9月，县城长塘路天主堂设立河源县天主教平民施药所，以救济贫苦病者为宗旨，故凡病者无分地域，不论宗教，皆可在指定期间到该所挂号诊治，除挂号费外，其余诊金、药费一概免收。（1949年9月10日《河源正义日报》）

现今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通过住院报销、门诊统筹、大病保险等政策，将常规医疗开支（如检查、用药、住院）的个人负担比例降至较低水平，使群众能够负担科学诊疗费用，避免因看不起病而转向迷信疗法，从经济层面杜绝因贫信神的土壤。当群众不需要为医疗费用焦虑、能便捷获得正规诊疗、且通过科学手段切实改善健康时，神方这类依赖信息差和经济困境生存的迷信产物，自然因失去社会基础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