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场满眼英雄骨

■清代惠州府地图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明末，崇祯皇帝死后，中央政权瓦解，弘光、隆武、永历等南明小朝廷相继在南方成立，试图延续朱明王朝的统治，与清朝形成对峙，众多明朝的遗民志士纷纷相从。在惠州府，这样的抗清志士为数不少，如博罗韩如琰等，与东莞张家玉互为援助。在过河源县境山道时，张家玉写下《早行河源》：“野外磷飞闪闪明，奇鸽频叫互悲声。沙场满眼英雄骨，独有流波咽不平。”在永安有钟丁先，在龙川有巫三祝，毁家纾难，勤王未成。粤东勤王义兵中，声势最盛者，当数钟丁先，其余两人，一为总兵李宗韬，一为李唐宗，三人号为三杰，在粤东万山千里之间与清兵周旋多年。此外尚有众多各种形式的武装，在时为惠州府辖今为河源市现辖各县区彼起此伏地进行抗争。

中原等地在清军入关后迅速归附，清初广东仍奉南明年号，直至1646年清军入粤才“禀正朔”，各地的军事抵抗从1644年持续至1683年，跨度近40年。

粤人不屈

进入清朝后尚且抗清40年

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多为汉族内部政权更迭（如唐宋元明等），而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其统治被部分士民视为“夷狄入主”，引发更强烈的文化认同危机。广东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士绅阶层对“华夷之辨”更为敏感，斗争往往裹挟“保卫中华衣冠”的意识形态，而非单纯的政权归属之争。

清朝入关后强制推行满族文化，实行严格的民族政策，如强制剃发易服等，这严重伤害了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导致文化冲突加剧，也使得广东地区民众的反抗不仅仅是针对政治统治，还涉及文化层面的抵制。惠州韩如琰即认为：“国家养士三百年，一旦地裂天崩，而不思所以扶植纲常，毋乃为士林羞。”他与志同道合者百余人，与罗宾王（字季作）起事勤王。

此外，广东位于大陆极南，濒临南海，地形复杂，水路发达。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海盗活动频繁，他们常常与当地的反抗力量相互呼应。清初广东的抗清斗争时间甚长，从1646年南明绍武政权与清将李成栋的拉锯战，到1673年至1681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乱”中的尚之信叛乱，再到1680年镇压碣石镇苏利抗迁，造成广东人口锐减、经济崩溃，但彻底消除了清朝在华南地区的割据隐患。

抗清助明 惠州境内兵事不绝

清初几年，惠州府及所辖河源、龙川、永安、博罗等县，一时归清，一时复明，兵燹遍地。

顺治元年（1644年，农历甲申年）清世祖顺治帝即位。这年三月，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随后清朝定都北京，驱逐李自成势力。当时清军尚未渡过长江，南明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

1644年秋七月，碣石卫指挥张明珍占据军城反叛。八月，张明珍被擒获。石桥场的居民苦于其政，暗中勾连海寇苏成。当苏成笑着拍他肩膀时，张明珍还以为是盟友来援，却不料一下便被捆成了粽子，押解到县衙，其余党羽溃散。这个秋天，苏成踩着血迹入城，石桥场的百姓在恐惧中迎来了新的“主人”，而归善县的山寇也在此时蠢蠢欲动，乌禽嶂、圆潭子的山林间，无数双眼睛正盯着官府的粮仓。

十二月，武举人谈天池率领南昆山一带的数千峒民围攻龙门县城，后被广东巡抚派兵镇压。1646年谈天池又再次率众围攻龙门县城，最终被李成栋率兵击败，谈天池被俘殒命。

次年（1645年）春二月，归善县发生兵变。参将车任重向来骄横跋扈，与新任参将敖柱在交接事务时产生嫌隙，车任重暗中鼓动中军罗昌率兵反叛，联合衡山山寇陈耀等人，部众发展到数万人，围攻惠州府城。守道杨彝瑀、知府张廷纲、推官童琳率领军、民登上城墙协同防守，用多种方法抵御叛军。苦撑到六月，巡抚衙门调来援兵，围城之困才得以解除。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朝豫亲王率大军南下江南，南明残余势力在福建建立隆武政权，年号“隆武”。广东地处偏远，仍沿用弘光、隆武年号。

直至顺治三年（1646年）冬天，清军从福建进入广东，广东才开始奉行清朝年号。清朝总督佟养甲、提督李成栋奉命率军进取广东，从福建进入惠州。清军攻占广州后，派惠协镇副总兵黄应杰、右协副总兵李定国收取河源、龙川、长乐、兴宁、永安等县，命左协副总兵方国榜驻守惠州府城。

顺治四年（1647年）春，南明翰林、东莞人张家玉起兵攻打东莞，韩如琰等率黄牛径乡兵千人前往支援，战于东莞，三月十四攻入莞城，活捉清知县郑鋈。4天后，李成栋率大军攻莞城，韩如琰败后转入新安（宝安）西乡。六月，李成栋陷新安，西乡失守。张家玉、韩如琰等且战且退，过东莞万家租时，张家玉见家乡房屋被烧，族人遭戮，祖坟被毁，痛哭而去，率众退入龙门县境。稍作休整后，率兵收复博罗，委任明制县令、教谕，继而分兵收复长宁、连平州等地。

八月，清军派大兵回师“征剿”博罗，围城20日。韩如琰等死守博罗城未果，张家玉逃出博罗县返回龙门。十月，李成栋集中大军扑向张家玉驻地增城，双方大战10天，张家玉身中9箭，受重伤，投塘而死，年仅33岁。

顺治五年（1648年）闰三月，李成栋占据广东反叛，这个曾经为清廷四处征战的明朝降将，忽又改为南明永历年号。清廷封黄应杰为奉化伯，命其驻守饱经战火的惠州。此时，朝廷命令平南王、靖南王率军收复广东，军队围困广州城，久攻不下。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继茂率领的清军，围广州城十月，广州城破后惨遭屠城，70万人殒命，几无噍类。

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黄应杰收复惠州。海丰土弁薛进占据县城，黄应杰将其诛杀。

清军南下 河源诸县渐入清廷版图

顺治初年，除了大军往来争夺政权外，惠州府各县均有“贼寇”起事：长乐县贼寇宋缺牙劫掠新河、桥南关，知县李田率军讨平；贼首陈德、魏牯六被诛杀，宋缺牙逃走；海寇苏成攻入并占据甲子所城、捷胜所城；海丰县山寇焚烧劫掠金刚围、燕洲等乡，寨守备谢芳率军攻克贼巢，斩杀众多贼寇；寇首陈耀趁夜袭击归善县并占据县城，长期肆意荼毒百姓，后清军诱其出城，将他们全部歼灭；黄上选、叶熊飞等人攻破龙川县城，知县陈昕、典史陈晔、教官鲁升战死；赖隆、萧隆、朱良化、古贯一攻陷河源县城。

顺治元年（1644年），永安大饥荒，粮价暴涨，饿死农民众多。顺治二年（1645年），永安乌禽嶂、圆潭子、大鹏山、黄沙等地农民纷纷起义，但都失败了。

顺治三年（1646年），河源民众开展大规模的抗清斗争。是年6月，赖隆、朱良化、古贯一等率领农民起义，反抗清朝统治，进击河源县城。南人初奉清朝“正朔”，副总兵方国榜于和平县招抚未靖之兵十三营，带往广州途经河源正碰见赖隆等率农民军攻城，而十三营官兵反戈与农民军一起攻城，方国榜带其亲信逃入城内固守。起义部队与地方两支队伍合力攻城。至八月，城内把总罗英见弹尽粮绝星夜逃跑，农民军从西门陷城，知县董师吉、把总李仁华开东门逃至三凤寨，遣人到惠州求救。九月，总兵闰可义提大兵追杀农民军，死伤严重，退出县城。

十三营屯驻水北，与陈耀形成掎角之势，合力攻打府城，清军从上流突袭，十三营之曾有胜等人被杀。

方国榜发布命令招徕商人，恢复集市，粮食、布帛等物资才逐渐流入市场。

同年（1646年）十月，黄上选等抗清头领从赣州潜回龙川县城，约集义都抗清队伍和鹤市石牙头罗英等内外夹击县城，知县陈昕、典史陈晔、教官鲁升死之。其后破仓分粮，没收富商大户财帛。

同年冬，清兵攻占和平城，明朝知县李信率二子泓远、淑远拒降，不屈而死。和平县从此归入清朝版图，改用满清顺治年号。

永安孤城 死守多月义烈不屈

顺治四年（1647年），农民军首领陆梁率万众起义，进攻永安县城，啸聚学宫（在东门外东岳宫）3个月，尚未攻入城内。县城被围困两个月后，知县沈时有些慌了，密令拔贡黄荫豫出到城外侦察，以救城内百姓。黄荫豫是古名都黄花约人，进士黄鼎臣的次子，字去疑，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恩科拔贡，因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扰乱黉案，未到。荫豫应允了知县的请求，知县即与他歃血为盟。他们密用苦肉计，荫豫先被下狱，然后越狱逃出城外，投降陆梁，陆梁很欢喜，即拜荫豫为二哥。荫豫侦知农民军果然绕着永安城挖三处地道，城内无人知之。荫豫乃射书入城，写诗两句“欲知城外真消息，须悟东南一片空。”知县接书后，密令内筑子城以备之，北城虽被攻崩，子城仍巍然矗立，农民军力攻不下，怀疑是荫豫向城内通风报信，遂将他杀死。

永安被围城的时间，从八月至十一月共3个多月。城中有古名都人钟子元，慷慨好义。黄荫豫被害后，永安城已快要支持不住，钟子元自请夜缒出城请兵，大兵集而围之，围城始解，城能保全，实赖荫豫之功。钟子元于顺治七年应岁贡，初授予大埔训导，奉裁补职封川县。

被围城的日子里，城中士民多有义士，其中琴江人温养浩，见城中军民薪米将尽，便连夜煮粥供给，诸堡见而效仿，城中士气大振。钟子元与温养浩一样，勇敢地追出城去请兵。

顺治五年（1648年），陈四率反清之众数千攻和平城，未克。

顺治七年（1650年），明朝抚臣王芋号召抗清复明，集乡兵数万于龙川通衢，派先锋高金印、魏锋率部扫荡河源，与清兵大战，被剿灭。

顺治八年（1651年），龙门守备李天福率把总2名、士兵253人到和平城驻防。同年，长乐县“白水斋”魁首史伯韬被诛杀。史伯韬是长乐人，占据双头地区，以白水斋邪教蛊惑众人，部众发展到数万人之多，攻打劫掠各地。恰逢惠州镇黄应杰率军到达通衢，原副将赖万金连夜请求剿匪，愿作前驱。黄应杰到达双头后，先以安抚手段劝降史伯韬，史伯韬抗拒不服，于是黄应杰将其部众全部歼灭。

顺治九年，连平山寇猖獗，银梅受害更惨。顺治十四年（1657年），和平岑岗一带起义农民在九连山结营暴动。知县尹惟日请准设守备于岑岗，建营房250间。

天灾频仍 兵燹中百姓求生艰难

顺治年间，河源一带本就因明清鼎革的兵燹战乱陷入动荡，而接踵而至的天灾更如重锤般砸向挣扎求生的百姓，民不聊生。

顺治三年，十二月十九，龙川忽然雷鸣飞雪，老弱者多有冻死。

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归善、博罗、河源、龙川等地大饥荒，归善有食人者。河源斗米五六百钱，农民食树叶、草茎，不少人饿死路边。顺治六年（1649年），和平大饥，斗米之价更达千文，饿死者甚众。顺治十年，兴宁、长乐饥，斗米银四钱五分。博罗大饥，斗米银六钱。

顺治十一年（1654年），河源蓝溪降下半日暴雨，水位暴涨数丈，冲毁房舍，溺亡无数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龙川大雪，四月大水。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和平暴雨成灾。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月，龙川大水，六月复大水。河源城（上城）水浸1丈。

水旱灾害，使本就因战乱抛荒的土地更难恢复生产，百姓陷入无地可耕、无粮可收的绝境，甚至有人弃家逃亡，部分饥民加入赖隆、萧隆等“土贼”队伍，攻破县城。这种由饥荒引发的暴力循环，使本就处在政权更迭中的地方官府的控制力失效，宗族的力量也在悄然滋长。天灾叠加兵燹，艰难的生活重塑了河源人的生存逻辑与历史记忆。

动荡中，各县的人口在下降。以和平县为例，其人口数在明末清初骤减。

转机在康熙年间。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卒，年仅8岁的玄烨继位，年号康熙。康熙初的“迁海”（又称“迁界”）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灾难，康熙中期实施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与赋役制度才开始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流动。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