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建县始末

今天的紫金县（古时称永安县），街上熙熙攘攘，人们脸上洋溢着平和的笑容，生活安定而安心。然而，数百年前永安建县前后的那段岁月，人们却生活在惶恐之中。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感叹道：“永安，其蹂躏之区也，执官吏，质坟墓，掳人民，室妻女、焚庐舍、据土田，死者以谷量，泽若蕉，即使想暂时躲避到城郭，也难以全部容纳。”在如此恶劣的治安环境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数村一垒，贼去则耕，至则闭垒而守，往往陷没。”

永安建县，反映了当时这一带人民的强烈愿望。建县后，盗贼难以频繁劫掠，人们有望过上安定的生活。人们盼望建县，积极参与建县事宜。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黄迁和黄让。经过多方商议和考量，最终在明朝隆庆三年（1569年）设立了永安县。

一

黄迁上书请求建县

黄迁，琴江都嶂下人，曾任福建省诏安县教谕，隆庆三年至京，疏乞讨贼置县。他隐居嶂下时，常到官山嶂吟诗作对，写有《赋璋下八景诗》等，治家甚严，作有《为子析产序》。他两次上表或上疏，请求讨贼建县。

第一次是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黄迁目睹各处盗寇屠寨之酷，于是与叶春秀、黄让等人一起向伸威道副使方逢时建言，愿以归善县宽得都、古名都及长乐县琴江都设县，以求安靖，但因经历郭文通不同意而搁置。

第二次是在隆庆元年（1567年），磜头山等地的矿军终于被两广都御使吴桂芳派兵镇压平定。吴桂芳会同赣南都御使吴百朋、巡按广东御使王用祯等联合上奏朝廷，请予置县。归善举人叶春及也应诏上书，请求平盗。另有叶春秀等人在各个部门之间奔波了五年，每天都像申包胥哭于秦廷，吁请剿寇。

隆庆二年（1568年），黄迁赴京，再次上奏朝廷请求置县，得到的回复是：“闻（知道了）。”黄迁的奏疏大意是：“贼寇虽然分散在各乡，但声势相互倚仗，出入没有固定的时间，无处不到。归善、长乐、龙川这三个县的人民都被杀害或俘虏，三个县的坟墓都被挖掘，三个县的房屋都被烧成灰烬，三个县的女子都被贼寇劫持，三个县的田地都荒芜长满了蒿草。到了丁卯年，已经没有粮食可以收获，一斗米的价钱高达三百，富裕的家庭开始用剩余的财产换粮食，接着就拆房屋上的木料来烧火做饭；贫穷的家庭开始靠乞讨来免于死亡，最终却倒毙在沟渠里。根本不能成为食物的蕉根、苎麻叶都成了维持生命的资源；糠皮、果核、稗子和糙米，已经是精美的食物。有的全家等死，有的沦为奴隶以求苟活，真是让人痛哭流涕啊！”然而，朝廷重臣们暂又搁置了重新设置县的提议。

二

黄让父子饱受山贼摧残

黄让，是另一位事关永安置县的重要人物。他的遭遇与事迹记载比黄迁丰富，也比黄迁惨痛许多。他一家的不幸遭遇，是建县之前这一带百姓痛苦生活的缩影。

儿时的黄让，在父母的庇护下，生活得应该还是很快乐的。这从他的诗句里可以看出：“扇枕温衾从此罢，采薪负米尽皆休。”父母去世后，这些无微不至的关怀，再没有了。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黄让的父母相继身亡。黄让时年16岁，向来非常孝顺的他，在父母的坟墓旁守了三年。“痛失双亲何处寻，追思黑夜卧坟林。”“窃此古人庐墓事，吾今安敢负初心。”对双亲的思念，时时萦绕在黄让的心头，他为双亲写下了不少诗篇。

通常历史上的名人，小时候都会立下大志，要立言、立名、立德，以期不朽。黄让也如是，《惠州府志》《广东通志》等，都记载了他“少有大志，喜读书，挟策学于莆田”。黄让知道空有大志，腹内无学，也是不能成事的。他“幽里常自省，立雪不知深”，在福建莆田求学苦读，学得满腹经纶，然后学成回乡贡献他的智慧才学，建设乡里。

在家乡，黄让娶妻邹氏，先后生了4个儿子：启愚、启鲁、启荣、启安。

在他求学、生娃这段时期，出没于羊角山、蓝能等地小股的山贼，已经发展为横行闽、粤多县的山贼大军，东至兴宁、长乐、程乡、揭阳，北至河源、龙川，西至博罗，南至海丰、归善，以及东莞，“无不罹其锋”。

而且这些贼，农忙要做农活的时候，他们就回去做农民，闲得没事时，他们就跑出来做山贼。他们都做些什么样的坏事？“执官吏，质坟墓，掳人民，室妻女，焚庐舍，据土田”，杀人放火，还拿活人来祭他们的旗子，以图胜利。

明代以孝治天下，百姓孝敬父母，对祖坟也是爱护有加。山贼利用这点，挖去人们先人的骸骨，让人们拿钱来赎。各地的民众，日日担惊受怕，耕作也不能安心。山贼频频侵扰之日，又常逢饥馑之时，人们性命与衣食俱朝不保夕。

黄让看着这些，又怒又愁，同时也担忧着亲人的安危。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月，黄让的哥哥黄谦被山贼绑架了。

绑架黄谦的是叶千一伙。叶千是有名的“巨贼”，他向黄让索要赎金。

黄让只得翻箱倒柜，将自己多年来积蓄的三百金找出来，亲自背到山贼的寨子里，将哥哥赎回。

山贼头领叶千等得了这许多白花花的银子，乐得眉开眼笑：“这银子来得真容易。”

勒索者的心理，向来不肯满足，成功了一次，便要再勒索一回。叶千摸着银子笑道：“这个黄让，这般急的工夫，便拿出这么多银子，必定是个财主。我闻说此人在他父母坟墓旁搭棚子住了3年，必是个大孝子。”

小喽啰们听了，会意地点头嘿嘿笑。

“小的们，将他父母的骸骨双双带回来，莫使有漏，这回要他准备一千金，方可给他赎回去。”叶千命令道。

黄让听得这个凶信，赶紧跑去父母坟墓查看，果然见坟墓大开，空棺两副，横在地上。黄让痛彻心扉，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黄让的两个儿子黄启愚、黄启鲁也听说了祖父母的坟墓被挖，赶来看时，却见父亲昏厥于地，忙将父亲扶起，掐人中，又喊了一阵，黄让才悠悠醒转，呜咽不能成声，两个儿子抱着他，也倍感凄惨，一起哭起来。黄让再也筹不出银子，又不忍见双亲尸骨暴露在外，想到父母的养育之恩，黄让悲不自胜。他偷偷地告别哥哥黄谦，“手足情深不忍离，含冤为父泪双垂。此行虎穴无他念，不替亲回誓不归。”他也不告知妻子和儿子，孤身前往山贼所踞寨营。

只见儒生黄让，从容走入叶千寨营，说：“我的先父母骸骨，你们取了来，只有我一个人痛切，我不来赎，就没有别人来赎了。而我，还有我的妻子儿子为我心痛，这个不来赎我，那个也要来赎。我甘愿以我自身，换我先父母的遗骨回去。”

叶千等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将骸骨还给黄让的随从背回去，而把黄让用木枷锁住。

随从背着骸骨回去，将这事告诉了黄让的儿子黄启鲁、黄启愚，他们也是极孝顺的孩子，呼天痛哭，遍走亲戚借钱。但亲戚朋友们不是说穷，就是说苦，还有的连门都不让进。到处走了10多天，仍是两手空空。

黄启鲁无计可施，回家哭了一夜。第二日一早，瞒着母亲和兄弟来到贼营大喊：“我家现在已经没有了金银，只有田地数顷，我要卖掉这些田地来筹款给你们，但这地契一定要家长签名，不然人家不肯买。你们把我作为人质，放我父亲回去。”

“这倒是真的。”贼人于是锁了黄启鲁。黄启鲁效法父亲，将自己作为人质，换父亲回家。

结果，被绑了半个多月的黄让虚弱地走在路上时，又被另一伙山贼劫去。

叶千一伙等了很久，还没见黄让背着银子来。有一天，他们放下酒杯，让人带黄启鲁来。山贼们用绳索穿过黄启鲁的鼻子，黄启鲁鲜血满面，痛楚难顶。叶千还不罢休，着人用绳子穿透黄启鲁的脚跟，再悬绑到木梁上。黄启鲁痛得昏死了几次。

叶千用冷水泼醒他，怒喝道：“你要是还不快让你家里人拿银子来赎你，明天就把你的双手双脚全砍掉！”

黄启鲁忍着剧痛，笑道：“银子实在是没办法筹措了，不过还是要多谢你放我父亲回去，虽然我是这样的惨痛，但心里却是安的，我死了，也不怨你们了。”

叶千却也良心未泯，见他如此纯孝，心下生敬，对他用的酷刑，也放宽了些。

黄启鲁的哥哥黄启愚听说父亲和弟弟各被贼绑架，受尽荼毒，又实在筹不到钱去赎他们，望天恸哭，想跑到贼人那里与父亲和弟弟同死，又想到这样死了，父亲和弟弟仍是没法活命。黄启愚实在没办法，心下痛苦已极，只有呼天号泣，昼夜不绝哭声。

两处山贼知道后，也觉得这一家人实在是非常忠孝，心里也着实感动。想了半天，觉得他们可能是实在拿不出钱来了，便把黄让父子都放了。

三

黄让两次提出建县之策

黄让并不是一般人。他以身犯险进入贼寨，已留了个心思。逃出生天的黄让，处处留心防务、贼寇的分布、动态和走向等，盘算如何歼灭山贼，如何使民众不再像他家一样遭受厄难。

早在罹此大难的前两年，黄让就已有建县之策，并曾去见官面提。那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的一天，他与黄迁等人上书时，提出设县之策，但未能及时落实。

黄让从贼寨出来，觉得设县之事刻不容缓，他又去找时任两广总督吴桂芳，再度提出建县之策。“归善之古名，长乐之琴江，其地扼塞，多连峰沓嶂，凶人之穴也。去其县各二百余里，贼一哨，民无所归命，不如遂县之，以安集其民，然后出兵四讨，贼不足除也。”

黄让的意思是说，古名（今蓝塘一带，挨着惠州）、琴江（今紫金上半县）的地势显要，又很多山，是坏人盘踞的安乐窝。这两个地方，离归善（今惠州）、长乐（今梅州五华）县治各有200多里路，山贼在这两个地方出动抢掠的话，这里的百姓就没办法生活了。不如把这两个地方合起来，设一个县，使民众有政府保护，然后发兵讨伐这些贼人，山贼就容易除掉了。

吴桂芳听了，拈须沉吟半日，深以为然，其后在隆庆元年上书设永安县，就依的是黄让这条方略。

四

永安设县推迟十余年

其实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杨立被捕杀后，惠州府曾商议过置县，归善县秋乡、凤凰冈、磜头等矿徒活跃地点，距离县治有五日路程；古名、琴江一带，距离归善、长乐各200余里，距海丰、河源、龙川亦二三百里，山川修阻，盗贼出没。“欲定择宽平之所，竖建衙宇”，创立新县，以“遏寇冲、卫民生”。但有人提出“省事不如省官，增邑不如择吏”，设县之事便作罢。

本来“贼势未平”之时，不少官员认为不宜置县，前者郭文通这么认为，后者巡按御史杨标也这么认为。隆庆元年（1567年），两广都御史吴桂芳会同赣南都御史吴百朋、巡按广东御史王用祯等提出，赖时清、李元立、黄鹿觜等盗贼首领都被杀，王西桥被捉，各“匪巢”党羽也被消灭，十年来的顽固匪巢都被扫平，请予置县。“善后无若置县。把归善的古名都、宽得都和长乐的琴江都划出来成立新县，这样东江地区就不会有匪巢了。”

但继任巡按御史杨标表示反对。杨标认为，以前建立城池都是在战乱平定之后，虽然大的盗寇已消灭，但仍有许多盗贼满布在四周，连一个士兵都靠不住。他甚至批评俞大猷：“试问在两江地区，当时哪一块土地不是贼寇的呢？俞大猷花费了四万两金子，只为了诱捕王西桥一人，却让钟英率领全副武装的士兵归来，这引起了众多的非议。然而，他们却声称这是为朝廷扫平了巢穴，这是天意。欺骗上天，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罪过呢？”这刚建立不久的县城，问题还多得很，就像生了重病一样，这时候不去找药治病，反而去追求富贵享乐，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事情顺序都搞错了。

于是，在动荡中，古名、琴江一带幸存的居民又熬了几年。

五

叶春及上疏痛陈“贼势”

“臣去年五月离家，贼营府治百里之内，破三十余围，杀万人，陛下岂闻之乎？”归善（今惠阳）举人叶春及，于隆庆元年大胆向刚登基的隆庆皇帝质问。史料记载皇帝（或朝臣）的回应为：“闻。”

叶春及的家人、亲戚、朋友，很多也像黄让一家一般被贼人掳去索要赎金，迟了就撕票。他向皇帝痛陈官府的纵容：“贼人侦察的骑兵到了城外，却没人敢跟他们交战，而是让他们满载而归，就说已经安抚好了。贼众既未解散，刀枪也没有销毁，依旧占据着百姓的田地，住着百姓的房子，随意抢劫，毒害百姓更加严重。跟他们斗，百姓斗不过；去告状，又会被说成是胡说八道。这就是善良百姓受苦受难，而恶势力却越来越猖獗的原因。山谷里天天有人被杀，而地方官吏却天天设宴。他们虚报政绩，掩盖灾祸。可怜百姓不可能有机会到皇帝面前告状。”

黄迁、叶春及等对地方百姓的痛苦遭遇，写得十分感人。

于是，在剿贼的同时，设县之事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

六

隆庆三年永安终建县

为“控制要冲，以杜遗孽潜滋反侧之谋，以贻生灵久安长治之利”，隆庆三年（1569年），朝廷下旨，割归善县古名都（即今秋香江流域的紫城、附城、乌石、九树、瓦溪、九和、蓝塘、凤安、好义、上义等地）、宽得都（即今柏埔河流域的青溪、义容、古竹、临江、柏埔、黄塘等地）以及长乐县琴江都（即今琴江流域的龙窝、洋头、苏区、南岭、中坝、敬梓等地）建县，取名永安，意即从此永远安定，并以乌石约安民镇为县治（即今紫城镇）。

同时，以河源县鸿雁洲置长宁县（1914年改名为新丰县），取“长久安宁”之意，析韶州府英德、翁源二县地益之。初设县时，知县赵钺在长吉都之沐河竹子坝（今属连平县）治事。

初建县的永安，县内繁华之地虽也有大族，但深山中二三十里无人烟，七百里山川编户仅七里。

■文/图：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