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之甚蔽 不可不革

■河源县风俗改革委员会印章 （资料图片）

■1931年—1950年期间拍摄的河源老龙王庙的废墟。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凌丽

核心提示

风俗，有美俗，亦有恶俗，俗之甚蔽，不可不革。陋俗常常是陈旧的、不合理的、有害的，它们可能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例如导致社会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人心不齐等。陋俗的存在往往与现代文明相悖，它们可能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甚至可能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

民国时期的风俗改革举措是当时社会变革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这些改良举措包括推广新式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其中一些涉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革，比如废除旧式婚丧礼仪等。这些举措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认为这些改革是必要的，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些改革破坏了传统文化。虽然其中有一些争议和反对，但是这些改革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上世纪30年代，河源、紫金、连平等县组设了风俗改良或改革委员会，对县内各种陋俗进行改良与革除。本文主要讲述1930年河源县发生的那场激烈、持久、面广、坚定的风俗改革大行动。

民国中前期各县风俗与陋俗

对河源各地民风民俗，民国时有一些调查报告说得甚是详细到位。

河源县为东江冲要之地，界连九县，东界龙川，东北界五华、和平，北界连平，西界龙门，西北界新丰，西南界博罗、惠阳，南界紫金。县属平原甚少，然高山峻岭亦不多见，丘陵连接，举目皆然。……至于风俗，县属民风淳朴。在昔交通不便，素称强悍，往往动辄纠众械斗，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而尤以小江民族为多。自改革后此风稍泯矣。近来县属水陆交通日益便利，影响所及，人民迷信程度渐渐日减。惟社会尚慕奢华，故去年县党部（注：指国民党）竭力提倡节约，制定办法，函送县府布告执行。（《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8月22日）

紫金县位居东江偏僻，万山环绕，文化极为落后，故县民陋习甚多，农民中大多迷信风水神权之说，故迎神赛会之事屡见不鲜，而信天主教者亦有少数。古竹一带民性较为强悍，偶有械斗之事发生。而吸烟赌博者，亦较多数。男女结婚年龄，平均十六岁左右，结婚时概用聘金，且有多妻制度。贫者仍有童养媳之陋习。丧习概属奢华，虽经风俗改良会之极力提倡，然积重难返。服饰与省垣无大差异，为质料多用自织之土布，或兴宁布。而女人于头上多装置重逾四两之银簪髻钗，手上亦多有重逾四两之银镯。（《东江水源林调查报告书》，广东建设厅农林局发行，1930年9月印）

但风俗改良会尚需不断努力，因为6年后，不少陋俗仍在，如男子穿衣不全，女子以颜色涂面等举，数千年来尚不可破。1936年冬，自江锦兴到任该县县长后，目睹民情风俗均与各县悬殊，又值各县共同推行“新运”之际，江县长认为这些陋习倘不立即改良，不但于礼义有碍，还会成为文明进化的障碍。他组织有司制定彻底革除办法，于当年11月5日公布，要求严禁陋俗，务求革除净尽，使风俗日趋良善。（《香港工商日报》，1936年11月9日）

在东江上游连平县，交通不便，民风淳朴，崇尚道德，居民中以严姓为多。直至民国以后，民风渐趋奢靡。1934年，自去年该县参议会组设风俗改革会后，各区都分设了分会，极力提倡节俭，凡婚丧仪制、喜庆等物，均有限制，对于酧神赛会、占卜星相等一切迷信，也多被革除。虐女、抢婚等恶习，也已得到了铲除。全县除少量工业外，其他皆务农。佃农尚未发生纠纷，雇主与工人都能合作。（《香港工商日报》，1935年9月21日）

这些陋俗，有的在逐根铲除之列，有的则进行改良。革除陋俗有助于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祉。通过破除陋习，可减少因陋习而导致的痛苦和不便，对促进社会进步、提高公众生活质量和道德水平、推动创新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风俗改良与革除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考虑到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采取渐进、稳健的方式进行改革。

为期2个月的风俗改良集中运动

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起至5月，河源城发生了一场激烈、持久、面广、坚定的风俗改革大运动。

上世纪90年代初，河源城里尚存一些经历过这场运动的耆老，源城区文史工作者罗涤良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其中包括八旬老人刘寿榕、陈景恒，九十七岁高龄的李祖浓（为河源县改革风俗委员会委员李祖羲先生的胞弟）等老先生，这些老人回忆起当年亲身的经历或所见所闻时，仍然记忆犹新，条理清晰，绘声绘色，说到得意处会手舞足蹈起来。这场运动的深远意义，运动之激越、之坚决、之持久，波及面之广及运动之策略，之有堵有守，有废有兴等等，令我不时击节称叹。”（《六十年前河源的大改革》）

民国十八年（1929年）底，时任县长张尔超、国民党县党部常委李祖羲等倡立了“河源县风俗改革委员会”，成员有县长张尔超（东莞人），国民党县部常委李祖羲，国民党驻河源第八师师长黄质文，下城太平小学校长李道行，河源商会会长江际平（住丘屋巷），地方人士有上城陈屋陈国栋，城区区长张洁为（等于现在的城镇公安分局长），还有九行公会的一位刘姓人士等。同时下设各区分会，由该区政、党、军、学、商及地方人士组成，至少7—9人，由该区（国民党）党部、区治安会、学校、学生会、警署等各派一人组成，主要任务是：取缔卜、巫、星、相及一切封建陋俗，如迎神、打醮等劳民伤财的封建迷信活动。

捣毁全城大小神庙

委员会定下宗旨、任务后，迅速展开宣传发动。陈景恒老人回忆说，他特别记得有个进步青年叫蔡和刚，曾在上城东门的陈屋书房、下城象翘书房（在上角肖屋）召开过宣传发动的会议，有次开会恰逢四月四日（原为儿童节），参加会议的小学生每人还分到一只肉包子作礼物。

随后，委员会立即组织在城的三社、义荣、上城、县中附小、三江附小、乐育、下城等初等小学的部分学生为主体，分头出击捣毁神像，行动队伍摇旗呐喊，高呼口号，沿途张贴标语，好不威风。被毁补像的神庙包括：西门洪圣王庙（后改为养济院，今拆建为酒家）、孔子庙（后曾做过城镇粮仓）、北帝庙（今区府大院）、上城东横巷的文昌公庙，上城关帝庙、双下阿婆庙、九帝公庙、崇报寺等。毁神像活动历时2个月，全城大、小神庙中的神像大多被毁。

在后来的“破四旧”运动中，河源各寺庙、祠堂、牌坊、碑志及街道、家庭、商店、医院等的古代楹联、匾额、书画、雕刻制品当作“四旧”被捣毁、焚烧，许多古代庙宇、祠堂、牌坊等著名建筑和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从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今日回望当时，颇令人叹惋。神庙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神庙，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人们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艺术风格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信息，了解古代的建筑风格、雕塑艺术、绘画技巧等方面的知识，也可以了解古代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信息。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神庙已经不再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场所，但是它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是不可替代的。时至今日，不少留存下来的神庙、祠宇等古老建筑，得到了妥善保护，继续为我们传递着古代文化和历史的信息。

大力禁止黄赌毒

在1930年这场风俗改良运动中，意图彻底禁绝的有毒与赌。在此之前，河源的嫖、赌、吹（吸食鸦片）十分普遍，大多的旅馆、客栈都存在娼妓、吸食鸦片、赌博等恶习，这和当时陈济棠主政广东时，各级政府主要收入靠赌博捐、酒捐、花捐，因而形成明或暗，怂恿、认可的态度有关。当时河源城较公开的嫖、吹、赌地点是沙边街中山路的循州旅馆和中山旅馆，下城商人缪霭棠公开承认开有烟馆和赌馆。百姓家吸食鸦片颇为普遍，上城陈屋仅几家人便有二三杆烟枪。

禁吹禁赌令下以后，吹、赌有所收敛，改良风俗委员会也曾收缴了一批大烟枪，集中公开销毁。

因当时经济环境与社会风气的关系，对待“黄”的态度是“疏”字，集中管理，特殊对待。委员会采取变暗为明的办法，把散居在城内各处的各种性从业者统统集中起来，让其搬迁到头塘街，头塘街为“红灯区”，县长张尔超亲自书下“废圩”二个大字作“红灯区”的大招牌，寓有明显的贬义，使有些寻花问柳的风流人士望而却步。

对此行业所收取的税费，名唤“花捐”。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因县某机关拟开抽花票附加一角，为办理地方事，导致该行业反对，罢工二三日。该业内人士派代表向主管机关请求收回成命，经接受其请求，各代表认为满意，兴辞而退，亦于当日复业。其呈词中说得颇为恳切：“窃民等近因家乡兵祸，逃散各方，迫不得已，操作走唱生涯。所有捐税，经遵章照纳，不敢隐匿（略）。民等操此贱业，栉沐风雨，所得无几。按此捐额，已感万分之叹，今变本加厉，民等因市景萧条，游客稀少，营业一落千丈。若再令加捐，实属不堪重负。”（《工商晚报》）

至新中国成立后，禁“黄”力度甚大，此陋俗亦渐至消失。

禁止劳民伤财的大醮会

在民国时期的紫金县，醮会俗称“打醮”。醮期一般五年一小醮，十年一大醮。醮会形式有两种：一种叫“神醮”，是各地以“神明”生日而举行的庙会。县城的“天后娘娘”，醮期为农历三月廿三；西门关帝君为五月十三，北帝庙、东岳庙、城隍庙以及龙窝的五显庙、古竹的北帝庙和敬梓的张公庙，都有固定的庙会日期。另一种叫“禾米醮”，以乡或联乡举办，没有固定日期，多在冬季举行。会期一般五日六夜，也有七日八夜的。

建醮时，由众举出两个“富贵双全”的人分别为“福首”“福全”，主持醮会。再选出100名总理事，选其中若干名负责各项具体工作。醮会开始后，摊贩云集，香客纷至沓来，大小赌场遍地设立，赌徒日夜鏖战。各地前来赴醮会的男男女女，穿戴簇新，络绎不绝地涌向醮场。醮坛上，摆设佛堂，和尚日夜念经拜忏，福首、福全和总理事轮流陪拜。醮坛对面高搭戏台，建神醮的多演广班粤剧，建禾米醮的多演木偶线戏。醮坛侧设有纸扎的“监醮白衣大士”，称“山大人”。竖起三条旗幡，标志着“阳施、阴施”。所有乞丐都有坐席，不用讨吃。建醮最后一天，由8人抬着神像出游，豪绅、耆老等人手拈心香虔诚地跟在后面，所到之处家家焚香点烛，拱手作揖，以示诚敬。“告隆”晚上（最后一晚），焚烧同小屋一样大小的“纸钱”“纸衣”，称“施济阴魂”。醮会期间，凡在建醮区域内的人，一律沐浴斋戒，不杀生、不吃荤，夫妻不同房等。（《紫金县志》）

在和平县，旧时城市乡村多醮会，会期有三日、五日、七日不等，或定期三、五、十年一届，或临时举行，迷信神权，费钜害深。民国八年（1919年），和平县抽醮捐税费，充当教育费，“寓禁于征”，不久后完全禁止。

旧时河源县，农历正月十三、正月十六、正月十九，全城男女老少都要投入的“三间庙会”——三年一办的“大科会”，农历十一月、十二月操办的“火神生日”等，兴师动众。每到“醮会”会期，除请僧人打斋及唱八音外，有公款充足者，并请伶人演戏，农夫农妇届时云集，帐幕数里，大有蒙古集合市之概。每年至多一次，较社期为少。（《东江水源林调查报告书》，广东建设厅农林局发行，1930年9月印）这些大量消耗百姓财物，令下层百姓叫苦连天的迎神、打醮，大张旗鼓搞封建迷信的活动，在这场风俗改良运动中被明令禁止。

在“破”的同时，有司还在致力于“建”。改良风俗委员会迅速组成了两个下属委员会，一个叫建设公园委员会，一个叫街市改良委员会，开辟中山公园，兴建体育运动场、中山纪念堂、中山牌坊、民众教育馆及平民医院等，扩展、改良街道，计有太平路、化龙路等，兴建2个自由贸易市场。他们奠定了源城区城市面貌基础，一直沿用到改革开放前，此后经济社会民生发展迅速，源城区城市面貌与风俗秩序得到了良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