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有赌博 重责不宥

■1936年9月15日《香港工商时报》报道连平县禁私赌押款。

核心提示

同治版的河源县志，专用了一节《民风》来详述当时河源的民俗民风，将河源人崇文重教、吃苦耐劳等优点先说了，也不讳言提到一些人笃信鬼神、负气轻生、喜欢歃血结盟等缺点，里面提到了“赌博之习，从前盛行，近岁禁严，此风渐绝。然其欲为之心，或未尽消也。再三申儆，杜其根株，当久而自化。”1936年，有司痛陈河源县赌风之盛、赌博之害：“为害甚烈，废事失业，劳神伤财，而窃盗欺诈之事，往往因此而生，不特妨碍治安，抑亦大伤风化，虽三令五申，迭示禁止，但一般赌徒视功令如儿戏，又故态复萌，此种行为，何啻促人服毒，殊属痛恨。”

赌博之危害人所共知，或害己身，或破其家，故各姓家训族规中，常有禁戒赌博一条，若有犯之，轻则责罚，重则赶出祠堂。各时期官方也曾明令禁止，晚清、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河源、龙川各县曾多次下令严禁，突查赌场，销毁赌具。

清末河源各界力撑粤省禁赌

清末以来，一直有“赌风之盛，以广东为最”的说法，有司明令禁止，但彼时社会动荡，无法从源头杜绝，“粤东赌博与中国鸦片同一蠹国病民，非有峻法，锢习弗除”“粤东赌害火热水深，比年以来，全省绅商士民奔走呼号。”（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0辑）禁赌已成社会共识。因为赌博，丢了官职和声誉的也不鲜见于报端。1907年，龙川县令何得因纵容烟赌，上了《振华五日大事记》的《本省大事》栏目。“赌博为害闾阎，龙川业已筹抵赌饷，自应认真禁止，何以吏役棍徒复敢肆行开赌？”对龙川此事，“仰广东按察司会同布政司即饬惠州府确切查明禀复，如果实有其事，即责成该县严行究禁。”

自晚清咸丰十年（1860年）起，广东对赌博行为和赌博营业场所抽取税捐，是为赌饷。交了赌税，赌风更炽，当时《申报》如此描述广东赌风：“今自城郭、市镇以至荒村僻壤，无不有赌具，赌不择地，神祠、社庙皆赌场也；赌不择人，兄弟、亲戚皆赌友也；赌不择物，凡可以较胜负者，皆赌具也。由小以至大，由富以至贫，由晨以至夕，无老无幼，无贵无贱，无男无女，无智无愚，大都以赌为生，以赌为乐。”

宣统二年（1910年）10月14日，广东谘议局成立后，就一直致力推行全面禁赌，但为了能顺利实现，提出了“筹抵赌饷”，以盐饷抵赌饷，艰难推行之际，得到了广东各地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的大力支持，河源、龙川等县亦在其列。

次年（1911年）10月的广东谘议局第二次常年会上，谘议局呈请两广总督袁树勋即日请旨宣布广东赌博一律禁绝期限，袁再三敷衍拖延，谘议局表示再不迅速奏请，将全体辞职。袁树勋被迫上奏，清廷颁旨要求“察核具奏”，于是禁赌之议，即行铺开。

此次会议期间，11月9日提出的“严禁安荣公司铺票议草”，采用记名投票表决，赞成禁赌书“可”字者，仅有丘逢甲、陈炯明等20人，反对禁赌书“否”字者，有刘冕卿、苏秉枢等35人。议员陈炯明叹道：“禁赌而庇护之，如此议员，乌得不为广东哭也。”谘议局相关成员接连提交辞呈，继而丘逢甲率所有20人“可”决议员辞职。这20名议员中，有惠州府议员5人，为陈炯明、李滋湘、邓承耆、彭宝森及黄云章。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省内各团体纷纷致电两广总督施加压力，同时致电谘议局支持禁赌，抨击庇赌议员。惠州商会“决不公认区赞森（“否”决议员）为商业研究总公所议长”，尊孔会致报界公会函称“尊孔会会员区赞森庇赌害群，特集众公议，除去会员名籍，不认为会员”。

与会的惠州府议员有5人，为陈炯明、李滋湘、邓承耆、彭宝森及黄云章，前4人均赞成禁赌，唯黄云章独书“否”字，“其果为赌商之运动？抑为无意识之附和？虽不可臆度，而语意谬妄，殊失代表之资格，深负选举之希望，不能除害，反以纵害，玷吾惠之名誉犹小，害全粤之人民实大。”河源县绅学商界代表黄兆蓉、邱象尧、潘维贞、邝荣勋、潘维衡、邝其光、李近光、黎若琨、萧诒刚、马兆麟等致函谘议局，痛批黄云章，表示河源绅、学、商各界决议，不认黄云章为惠州人，同时也不认提出“否”的35人为谘议局议员。（1910年12月4日《申报》）

省内各地各界也纷纷致电两广总督、自治研究社、报界公会等，要求严惩庇赌议员；各界人士齐集明伦堂，举行禁赌大会。迫于舆论压力，35名“否”决议员宣布集体辞职。此事的结局颇令人欣慰：1911年1月8日，署两广总督张鸣岐接到北京宪政编查馆来电，准庇赌的“否”决议员刘冕卿等35人辞职。3月30日，下令广东全省禁赌，所有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和其他一切杂赌一律查禁。“鉴于赌博为害广东一百数十年，非一纸禁令所必能止，必须制定专条严厉惩治才可收效，广东谘议局会同张鸣岐议定《广东禁赌条例》，改以盐斤加价和烟酒增税的办法来弥补短缺的收入。7月，清政府颁行《广东禁赌条例》。这是可决议员获得舆论的支持，争取到清廷下诏禁赌的最后胜利。在张鸣岐宣布禁赌期间，广东公开的赌博停止，禁赌取得了一定成效。”（冀满红、刘文军《清末广东谘议局与禁赌》）

1911年11月9日，辛亥革命爆发后次月，广东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行新政，禁赌仍是雷厉风行推行的其中一项。1912年夏，针对广东和平县对赌犯黄湘洲只是处以罚款“敷衍了事”等情况，广东总绥靖处经略陈炯明会及会办龙济光通谕各县：“要知道赌博最为民害，现归本处罚办属于军事范围，自属严予惩办杀一儆百”“嗣后拿获赌匪，务应按法严办，不准罚锾了事”。他以霹雳手段军法治赌。为使禁赌有效地施行，陈炯明还制定了《广东赌博治罪暂行章程》9条及《施行细则》3条、《县知事实施禁赌办法》7条。陈炯明治粤的上世纪20年代初，广东赌风为之一涤。

然而民国初年政坛动荡，政令难以持续，广东赌风时而被煞住，时而为筹饷计又被鼓振。1925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取得东征胜利，随军东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主持东江的惠州、潮州、梅州地区所属25县行政工作，提出了几项施政纲要，其中便有“禁绝烟毒”这条。

民国十八年（1929年）12月《广东全省风俗调查》中关于河源县有无赌博及吸、种鸦片情况，有关人员填报为“有少数赌博吸食鸦片，仅年老有疾者为之。亦少种鸦片，前有今无。”这实际上算是一种瞒报，赌博之徒亦多有中青年。

民国河源严厉禁赌 有基层公务人员殉职

陈炯明大规模禁赌后，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左右，有司又开始征收烟赌税费。蓝口、黄村一带的第九区自治筹备处主任张青史，因感于该区民众备受烟赌之祸，欲于其本区范围内，提倡严禁。为此，张青史在黄村贴上布告，于当年农历三月初一起，禁绝黄村约烟赌，如有人敢赴赌及吸烟者，即予追究。

张青史这项措施，使有司收不到赌饷。承办蓝口大江一带防务经费商人李业、河源全属防务经费源源公司商人缪成向时任河源县县长张尔超呈文“举报”，先以民国广东财政厅章程来说事：“查前奉财政厅颁发章程，如该处地方欲禁绝烟赌，须垫偿该处之额饷。”责难“该区主任擅行禁绝，饷源损失，当负其责”并“恳请转呈县长，迅令该主任即予以取消禁绝烟赌，以维饷源”。

张尔超是民国时期河源官声甚好的一位官员，他接报后，亦须将此事呈报当时的省府，他首先表明对鸦片与赌博的深恶痛绝态度：“查烟赌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吾粤盗风之盛，推厥缘由，多由于人民嗜赌吸烟，倾家荡产，以致流而为盗匪。烟赌伤风败俗，废事失业，弱种误国，种种弊害，不一而足。简括言之，烟赌为社会万恶之源。”他也从全省当时政策出发：“现值训政时期，厉行地方自治，烟赌一日不禁绝，即地方无自治之可期”并为张青史说好话：“第九区自治筹备处主任张青史，向日办事，尚属认真，目下因感于该区民众，备受烟赌之祸，欲于其本区范围内，提倡严禁，实属美举。”他不希望这样的好官受到责罚：“以该区自治主任，对于本区施禁，亦犹一乡一族，以及一家之长，对于其本乡或家族子弟，严禁赌博吸烟，理由至为正大，似未便干涉其严禁而反令废弛，致失政体。”（1930年4月25日《香港华字日报》）

彼时新式学校推行已有二三十年，学生年龄跨度较大，循规蹈矩者固不乏其人，而有不良嗜好者亦复不少，一些学生有赌博恶习。1934年2月，时任河源县县长钟燿焜特重申禁令，一经查出，定以严拿，轻则记过以示薄惩，重则开除学籍，依法究办，决不宽待，以端风纪。（1934年2月22日《香港工商日报》）

当时有基层公务人员因禁赌被害。1934年2月22日下午4时，办理乡事颇有声誉的河源县四区黄塘乡长甘卓立，在往邻乡友处饮新年酒的路上，被预先埋伏在途中大塘山凹口的歹徒放枪打死。经查，这些歹徒是此前甘卓立查获的黄塘乡赌窟之赌徒。（1934年3月1日《香港工商日报》）

至1936年，自农历新年过后，河源县各地乡村赌档逐渐多了起来，且种类繁多。县当局为杜绝根源起见，特拟定严厉禁绝杂赌相关条款，于2月23日颁行，如有赌博者，初次惩罚释放，倘又再犯，充苦工二年。（1936年2月26日《香港工商日报》）

因赌博斗殴乃至丧命的惨事屡有发生。1935年2月，河源东廓乡40岁的马某，趁着农历新年，在乡中谭公爷庙开赌博档，当地无知乡民前去玩耍的不少。有该乡农民阮阿桂，趁着农事之暇，不时去赌，接连败北，积欠赌款廿余元，由马某代付，约定5日内归还。期届不能偿还，阮藏身于附近莫阿从家，为马侦悉，于是招集数人揣刀追债，发生争执，马持刀刺阮，阮当即倒在血泊之中，似有性命之虞。畏罪潜逃的马某被警察追缉。

1936年2月，柳城圩请了戏班演戏，有人趁热闹聚众赌博，对岸南坝村民罗春过江前来赴赌，与一陈姓赌徒因数目争执打架，罗春不能敌，负气而退，是夜归家，复持短枪前往该处，将其中一人枪杀后逃去。

有些地方女性也参与赌博。1936年9月，连平县城外有住户人家，私开赌场，暗设女摊，招来妇女秘密聚赌。有的地方还设小押，以便赌输者将物品抵押还钱。连平县特地发出布告，严禁私赌私押。

当时河源县查赌禁赌决心很大。次年2月，有司闻知河源县城有不法之徒暗中招人开赌聚吸（鸦片），以资营利，派县警侦查，于当月7日夜，探悉新城西门街住户，有歹徒潜匿，聚赌吸烟，当场捕获烟徒李耀等13名，检获烟膏、烟具及煮烟物件多种，麻雀牌、天九牌各1副，遂将各犯带案讯办，及将开赌屋宇查封。同时又在附城双下乡捕获烟赌窟2所，拿获烟赌贩12名，烟膏烟具多种，麻雀牌1副，纸牌7副，一并押解县办理。（《香港工商日报》1937年2月15日）

为彻底禁绝赌博，1937年4月，河源县政府饬附城分局派出警员，分赴各商店住户，搜获不少各种赌具。19日，将山一般的各种赌具堆在中山公园纵火焚毁，以警惕市民。（《香港工商日报》1937年4月22日）

民国廿七年（1938年）4月，时任和平县县长李则谋通饬各乡镇保甲长，要求切实查禁赌博，如有奉行不力，致赌风复炽，则严究不贷。

城乡各姓族规家训明令禁赌

官方不停地忙于禁赌，城乡各姓家族也将禁赌列入族规家训，劝诫族中子弟远离破家害身的赌博活动。

在原河源县，比较有名的一个赌徒回头的故事，发生在今天的东源县南园古村。古村老衙门主人潘世拔年少时个性自由，嗜赌成瘾，其父潘绍信恨其不争气，且屡教不改，有违于潘氏祖祠家规，一气之下，要处死这个“烂赌鬼”，潘世拔母亲黄氏如何肯让儿子丢命，她教尚不知灾祸将临的潘世拔逃离家门，临行当晚，黄氏在村中的六曲桥与他道明真相并行劝诫，洒泪而别。若干年后，潘世拔在浙江当了官，衣锦还乡时，经过六曲桥，想起当年仓皇逃离的心境，与现下风光相比，恍如隔世。他在六曲桥上感慨万千，对随从和族人说，“六曲”之“曲”字，意即人生多坎坷，须经诸多曲折，才能踏上坦途。由此，村人走过六曲桥时，常会记起六曲桥与潘世拔的这段渊源。

紫金郑氏家训明令“禁赌博”，“族内倘有犯此，重责不宥”。龙川义都梁氏由东源蓝口迁入，其“族章十戒”中第七条即为“切戒酗酒赌博”。毛氏家训有“家戒六条”：一戒游荡，二戒赌博，三戒争论，四戒攘窃，五戒符法，六戒酗酒。这些禁戒，都是祖辈生活中得来的经验教训。龙川崔氏族规中阐释“无作非为”一条中说道：“人无论智愚，家无论贫富，若然酗酒赌博，好勇斗狠，嫖娼奸淫，无赖恣意妄行，皆谓之非为的人。族内若然有此辈，力加劝教，免至贻累族姓，上辱祖宗，下玷家声。屡教不改，情节严重，族内所当屏逐其自新。”逐出家族后，名字也会从家谱中划掉，并剥夺姓氏，死后无法进入本族族谱中，也不能葬在家族的墓园中，从此“无根无源”。

上世纪20年代初，陈炯明在广东军法禁赌时，曾颁布过《县知事实施禁赌办法》，明确了各姓族长亦有劝导禁赌之责：“各县团董绅士、族长、街甲、地保均负有劝导禁赌之责，于县属各圩宣讲之。圩场由街甲完全负责，村落有地保者，地保与族长共同负责；无地保者，族长完全负责；无族长者，指定该姓绅士代行族长职务。宣讲内容由县知事以国语编刊分发。”“各县团董绅士、族长、街甲、地保均负有首告犯贿之责；各区团董绅士另负有拿解赌犯之责。各地方遇有赌博发生，即由该管之族长或街甲地保，飞报该管团董绅士，督团拿解县公署究办。该管团董绅士如认为恐有抗拒之虞时，应即报告县公署督队拿捕之。”“地方遇有赌博发生该管之旅长或街甲、地保匿不首告该团董绅士，或该管团董绅士庇不予拿解转报者，由具体察情节轻重，随案呈请省长总司令，予以相当之惩戒……”在这些严厉的条款督促下，各姓族长对族人于禁赌上的宣讲与管理甚是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禁赌上力度愈加空前，社会上大规模赌风渐息。1949年秋冬，龙川县第三区人民政府（辖铁场、谷前、石坑、田心、龙母镇，驻铁场圩）执行上级有关严禁烟（鸦片）、赌、娼的通令，开展禁烟、禁赌、禁娼运动，彻底收缴了一大批烟具、赌具，烟、赌、娼基本禁绝。

■本报记者 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