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誉传岭表——阮啸仙二三事

■到阮啸仙纪念馆“打卡”的游客。东源正在全力将阮啸仙故居义合镇下屯村打造成集“纪念革命先烈、爱国主义教育、党员干部培训、红色旅游参观、村民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文旅综合发展体。

■阮啸仙雕像。1935年3月，阮啸仙在率部突围中牺牲，年仅37岁。

引言

义合镇下屯村，原属河源县，现归东源县管辖。下屯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山上林木葱茏，江中碧水长流。江就是那条著名的东江。

东江穿过粤东北莽莽苍苍的群山，一路浩荡蜿转流来又滔滔曲折而去，在两岸山窝里随意丢下了数十个小村落。下屯村就是那些村落中的一个，是典型的小山村，户不过百，人不过千，村民们杂居其间，过着“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日常生活。如若不出意外，下屯村的命运也会和东江沿岸那些籍籍无名的小村落一样，被岁月掩蔽在斑驳陆离的光影之下。

然而，一个阮姓孩子的出生改变了这一切。1898年9月5日，阮熙朝在村中一个典型的客家围龙屋里降生，他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从这座始建于清代的三进院落式围龙屋出发，后来自己改名“啸仙”的阮熙朝，走进了道南初级小学，走进了县城三江高等小学，走进了“红色甲工”，走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把东江边的小山村带进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史册。

革命成就了阮啸仙，阮啸仙为革命奉献了自己。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当那个已经叫阮啸仙的青年走出村口、踏上老码头、坐船前往广州的时候，阮氏族人谁也没想到这个十分友善的阮家子弟，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工人运动先驱、青年运动领袖、广东农民运动的著名领导者、中共审计第一人。

一、在领导仁化农民暴动的日子里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国，暴动是一个绝对的热词。

工人在暴动，农民在暴动，士兵也在暴动；江西在暴动，湖南在暴动，湖北在暴动；安徽在暴动，福建在暴动，江苏在暴动；浙江、河南、河北、四川、陕西都在暴动，广东也在暴动。那个时代，暴动成为了革命的代名词。

面对右翼国民党人反共、清共的屠刀，不暴动就是等死，所以暴动不仅仅是为了反抗，更是为了求生。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暴动此伏彼起，从1927年4月15日起，仅在粤东和粤北地区，就有澄海、五华、潮阳、揭阳、普宁、惠来、紫金、海丰、陆丰、惠阳、丰顺、饶平、梅县、大埔等县相继发生暴动。

阮啸仙也在那个时候汇入了大革命暴动的洪流之中。

1928年1月23日，那天是大年初一。傍晚时分，阮啸仙风尘仆仆地来到韶关仁化安岗，在村口见到了在此专门等候他的安岗农民党员蔡卓文，并被他安排入住在村中心的思诒堂里。

阮啸仙此行负有重要使命。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的阮啸仙受省委派遣，临危受命，前往仁化组织农民暴动，创建苏维埃政权，打造“粤北武装割据中心”。此前的1月20日，阮啸仙已在北江特委驻地会见了省委常委、北江特委书记张善铭，省委派驻北江特委的巡视员周其鉴，对迅速组织仁化暴动进行了充分研究。阮啸仙是中共最早主张实行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的先驱者之一，在讨论中，阮啸仙提出了实施仁化暴动的具体计划。

仁化地处粤北，邻近湘赣，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交通闭塞，适合武装割据，开展苏维埃运动。阮啸仙是第二次来到仁化，早在1925年的秋天，阮啸仙就以广东农讲所第三届主任、省农委常务委员的身份来到仁化，指导各乡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在安岗，阮啸仙和农运骨干蔡卓文熟悉了起来，并教育培养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阮啸仙对仁化农民运动的指导，效果十分明显，安岗等10多个乡相继建立了农会，会员达450多人。第二年，全县农会会员发展到八九千人，并成立了董塘区农会和区农民自卫军。1927年“4·12”反革命事变发生后，面对国民党右翼的血腥屠杀，仁化农民奋起反抗，5月25日，农民武装在蔡卓文等人的指挥下，一举攻破仁化县城，救出农会干部和群众300多人，并放火烧了县衙门。

阮啸仙决计要在仁化“造成海陆丰割据东江的局面”，成为“海陆丰第二”。就在当晚，阮啸仙便在思诒堂中组织召开了党员扩大会议，宣布恢复成立中共仁化县委，由他担任县委书记，蔡卓文任县委副书记。仅仅过去4天，1月27日，阮啸仙又在离安岗不远的董塘主持召开了全县武装大会，号召全县23个乡的农民赤卫队武装起来，武力抵抗地主压迫。阮啸仙说：“只有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才能形成全县群众武装暴动的局面。”

为组织全县武装暴动，阮啸仙亲力亲为，四处奔波。1月28日，阮啸仙在思诒堂门坪上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宣告安岗乡苏维埃政府成立；2月4日，还是在安岗，广东工农革命军北路第八独立团在阮啸仙的推动下建立；2月10日，阮啸仙又在董塘主持召开了全县各方代表和群众大会，正式成立了仁化县革命委员会和第五区（董塘）苏维埃政府。在此期间，区、乡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各区、乡、村都建立起了赤卫队。从1月23日到2月10日，在短短不到20天的时间里，工农革命的烈火就在仁化全县熊熊燃烧了起来。

全县武装暴动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阮啸仙决定马上发动全县暴动。1928年2月23日，阮啸仙和蔡卓文下达命令：攻打仁化县城，实施全县暴动。一声令下，广东工农革命军北路第八独立团开始行动，各区、乡赤卫队也迅速行动了起来。当天凌晨，暴动队伍进抵县城，分四路向城中进击。第八独立团奋不顾身，冲在最前面；手持长矛、大刀、镰刮的数百名赤卫队员紧随其后，呐喊助威。城内的反动武装从睡梦中惊醒，一时间惊慌失措，有如惊弓之鸟纷纷逃命。仅几个小时，独立团和赤卫队便占领了县城。

暴动终于成功了！仁化县革命委员会随即发布了《暴动宣言》，颁布了《革命委员会政纲》。阮啸仙要求暴动队伍立即分头行动，一方面发动群众，一方面抓紧时间筹款，并号召全县各区乡继续组织暴动，夺取区乡政权。

阮啸仙十分清醒，知道革命力量薄弱，暂时还不足以坚守县城，抵抗反动武装的反扑。于是，他下令让暴动队伍撤出了县城，按原定计划开赴夏富、岩头驻训，而后退回董塘、安岗。在董塘、安岗，阮啸仙又一次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群众坚壁清野，要求大家加强警戒，严阵以待。

由于反动势力强大，仁化暴动最终被镇压，但阮啸仙播下的革命火种却保留了下来。仁化的革命武装，历经惨烈的、长达10个月的双峰寨保卫战后，突出重围，分散到韶关曲江、乐昌、始兴、南雄等地，进行了长期的游击战争。

二、在困顿不堪中艰难寻找党组织

12月的上海，天气已经十分寒冷，北风一刮，通身透出彻骨的寒意。

就是在这样的隆冬季节，阮啸仙遭遇了参加革命1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困难：他竟然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1年11月底，阮啸仙托人买了火车票，坐火车从沈阳抵达天津，再搭轮船，经数日海上颠簸，终于返回上海，住进了上海生泰旅馆。阮啸仙想尽快去中共中央机关驻地，向中央汇报他巡视满洲省委的情况。

1930年10月4日，阮啸仙受中央指派，和贺昌一起从上海北上天津，担任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12月21日，北方局改组为河北省委并行使原北方局职权，阮啸仙代理省委书记。由于形势险恶，河北省委数遭破坏，半年多时间里阮啸仙多次遇险。1931年11月，第四次重建的河北省委再遭破坏，此前被派到沈阳指导满州省委工作的阮啸仙，随即失去了与河北省委的联系。那时，“九一八”事变已发生，日军占领沈阳并四处搜捕“共党”，而满州省委也拟迁往哈尔滨。身在沈阳的阮啸仙，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面对严峻的现实，阮啸仙决定返回上海去找中共中央机关。

然而，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在一张国民党办的报纸上，竟然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共在上海的机关已经被破坏了。其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于1931年4月下旬被捕叛变，总书记向忠发也于6月23日被捕叛变。为避免更大损失，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领导人周恩来、博古、陈云等已经疏散隐蔽了起来。

阮啸仙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意味着什么：组织的联络方式已经改变，他北上天津时知道的秘密联络点也已变更。突然间，阮啸仙就和组织断了联系，他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中共中央机关了。阮啸仙内心十分焦急。

第二天一大早，阮啸仙上街去找党组织。阮啸仙知道这很冒险，他刻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闲人，身着西装，头戴白毡帽，从一条街道到另一条街道，从一条小巷到另一条小巷，似乎盲无目的地转悠着。实际上，阮啸仙心里很清楚，除了这样的笨办法他没有别的办法。他想的是，如果在路上意外地碰到了熟人，或许就能打听到新的联络方式，找到新接头地点了。

然而，在一个白色恐怖笼罩的时代，党组织处于绝对隐秘状态，又哪里是那么好找的呢？一连数日，阮啸仙都在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却没有获得任何线索。阮啸仙不由得焦灼起来。一天，阮啸仙又冒着嗖嗖的北风上街去找组织。因为天气寒冷，肚中饥饿，再加上内心焦急，没多久，阮啸仙便感到心慌气短，头晕目眩，一个踉跄便栽倒在马路边的一根电线杆下……

一个好心的路人救了阮啸仙。第二天清晨苏醒过来的时候，阮啸仙发现自己身在医院中。这是一家教会办的红十字医院，位于海格路。躺在病床上的阮啸仙感到异常的窘迫，因为此时，除了身上所穿衣服外，他已身无分文，连起码的生活费也没有了，何况住院期间也没人能来照顾他。

还好，医院得知他躲避战乱，“家远不得归”，免除了他的诊治费用。为人爽直、心地善良的石先生得到消息后，也时常前来照顾他。石先生名叫石英杰，是上海一家粮贸公司的业务员。阮啸仙从天津搭轮船前往上海时，二人在船上相识，一路上，二人聊世事，说时政，议生意，相谈甚欢。石英杰并不知道阮啸仙的真实身份，但他对阮啸仙的博学多才十分佩服。阮啸仙自小身体欠佳，长期患有肺结核病，整天咳嗽不止，身体非常虚弱。路途上石英杰对他的照顾颇多，到上海时，还是在他的帮助下阮啸仙才住进了旅馆。阮啸仙住院期间，石英杰每天下班后就从家里给阮啸仙送饭菜来。阮啸仙只有穿在身上的衣服，石英杰又慷慨解囊为他购买换洗衣物。他还常给阮啸仙一些零钱，供他日常零用。

阮啸仙投身革命后，多年来四处奔波，积劳成疾，病得很重。他在医院一连住了半个多月，病情有所好转，但仍需要调养。阮啸仙在上海无亲无故，正发愁找不到休养地方的时候，石英杰再次伸出援手，将阮啸仙接到了自己家里。

暂住在石英杰家的阮啸仙，一边休养，一边继续寻找党组织，心里十分苦闷。一方面，党组织仍然联系不上，究竟能不能找到党组织他心里没数；另一方面，石英杰收入不多，一家四口全靠他，日子过得也很困窘，他在这里白吃白住绝非长久之计。这种心情，阮啸仙后来曾在写给儿子阮乃纲的信中表露过，说他最大的遗憾是疾病缠身，不能更多地为党做工作。现在，在到上海找党组织的非常时刻竟又病倒了，这使他深感焦虑和不安。

1931年12月27日，阮啸仙终于放下顾虑，决定写信请求远在千里之外的亲友接济。阮啸仙在信中叙述了近来的遭遇，表达了内心的愧疚，请求亲友至少寄50元钱来，他强烈要求：“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同时，他在信中表达了找党的决心，“弟曾计及:继续找本行消息，以三个月为限，必有所获。”

亲友们得知阮啸仙身处困顿的消息后，便立即筹款，并以最快的速度按信上的地址将100元汇了过去。阮啸仙接到汇款后，随即谢别石英杰一家，搬到了外面居住。一待安顿下来，阮啸仙又开始一条街道到另一条街道、一条小巷到另一条小巷地四处打听，继续寻找党组织的下落。

皇天不负有心人。1932年初，历经数十天，苦苦寻找党组织的阮啸仙，总算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三、与少年儿子的两次心灵交流

下屯村坐北面南，南面东江边有一渡口，甚为古老，曾是村民出入的唯一路径。从渡口进村，约三四百米，便是阮啸仙故居。阮啸仙出生在那里，他的儿子阮乃纲也出生在那里。在故居对面，约一百多米，就是阮啸仙借以取名的“闻啸轩”，这个原本是学生“听涛读书”的小学堂，现在已经改建为“阮啸仙纪念馆”，同时还是东源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阮啸仙写给儿子的两封信就陈列在纪念馆里，是阮乃纲瞒着母亲和家人珍藏下来的。那是他对父亲最深的怀念，那也是他们父子间唯有的心灵交流。

在阮乃纲的成长中，父亲是缺位的。

阮乃纲是阮啸仙唯一的儿子，但他与父亲却没能见上几次面。他曾和父亲短暂地生活过一段时间，不过那时候他才五六岁，还没有到能完全记事的年龄。阮乃纲在下屯村出生，也在下屯村成长，直到1952年离开下屯村迁到广州生活前，他一直是下屯村人。那一年，他32岁。

虽然父子两相处的时间很少，但阮啸仙心中是有儿子的，阮乃纲的心中也有父亲。让我们穿过历史的烟雨，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来听一听这对父子88年前的心声：

那一年是1933年，出生于1920年的阮乃纲13岁，已是一个英俊少年。那时他已经有7年没见到过父亲了，他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只是从爷爷、母亲和四叔阮致中的口中知道父亲在上海，他很想念父亲。他想给父亲写信，告诉他自己的学习情况。

阮乃纲印象中的父亲，还是他在广州跟父亲一起生活时记住的模样，是个很严肃的人，工作很忙，每天很早就出门，很晚才回家。父亲患有哮喘病，发作的时候，整天咳嗽不停。每当父亲喘得厉害时，他就抢着让父亲趴在床上，自己俯身在床沿前，用小拳头轻轻地给他捶背，捶着捶着，父亲就入睡了。后来有一天，父亲嘱咐他，以后叫父亲要叫“三叔”，不能再叫“父亲”，娘也不能叫“娘”了，要叫“奶娘”。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看到父亲神情严肃，就照父亲的吩咐去做，改叫父亲为“三叔”了。再后来，他和娘就坐船回了河源老家。

阮乃纲坐在桌子前，一边想着父亲，一边在信笺上写字。他想父亲一定很挂念家里的事情，所以他把祖父的日常生活情况写进了信里，接着他又把母亲等人近来的情况也写了进去。他知道从小父亲就关心自己的学业，所以，他在信中重点介绍了自己学习的情况，一是自己记得父亲的教导，学习一直很努力；二是肯刻苦钻研，学业有很大的进步，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阮乃纲不知道寄信的地址，写完信后，又按母亲的意思将老家鸡牙山的封山禁令和信一同装进了信封，然后把信封上口交给了母亲。

1933年3月10日，阮乃纲给父亲写的第一封信终于送达。看到这是儿子写给自己的信，阮啸仙真是惊喜万分，他激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我儿子长大了，已经会写信了……” 读过儿子第一次来信，原本有些烦闷难过的阮啸仙，心情竟然一下就变得很好了，吃饭比平时多吃了一碗，睡觉也比平时多睡了一个钟。对镜自照，他竟然发现自己脸上带着几年来未曾有过的笑容。此时的阮啸仙，担任着上海互济总会救援部长，他的主要工作，是与邓中夏、左洪涛等人一起，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争取释放政治犯、援救被捕同志和烈属。阮啸仙的身体一直都不好，长期深受哮喘的困扰，有时心里难免烦闷。

怀着愉快的心情，当天晚上，阮啸仙便伏案疾书，用毛笔给儿子写回信。“爱儿：你的来信和你的鸡牙山禁谕，我都收到了。我简直不知道你今年已是十三岁，还以为是在广州兰畹住时一样童稚呢。其实在那时我也不知道你多大年纪。这样对于自己儿子不相关的父亲，说起来真难为情呀！”

对自己没能一路陪伴儿子成长，阮啸仙内心其实充满歉疚。阮乃纲出生的时候，他在广东甲工读书；阮乃纲一岁时，他仅陪伴了两个月；阮乃纲和他母亲到广州和他一起生活时，革命形势已趋紧张。在后期，他白天不敢回家，每晚都要等到大半夜后才摸黑回去。只有在他咳嗽厉害儿子给他捶背的时候，才有机会跟儿子聊天，教育儿子做个好孩子，听妈妈的话，听爷爷的话。所以，他在信里请求儿子：“爱儿，你不要怨恨我这个不尽责的父亲。”又写道：“我呢，你能不怨恨就好了。”阮啸仙在信中还说：“爱儿，你能尽心尽力来侍奉慰藉祖父是最好不过了。同时，你要一样侍奉慰藉你的母亲。因为她是从小养育你的慈母而又兼严父，并且为我尝尽人间未曾有的痛苦，她真是你的父和母！”

阮乃纲不久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看到父亲对自己好学向上感到满意，他十分高兴，拿着信反复地看，并念给母亲及祖父听。更令他欣喜的是，父亲还给他买了一套“儿童万有文库”丛书，并用牛皮纸包好后才寄回来。这套书有十多本，阮乃纲爱不释手。几十年后，阮乃纲谈起此事还是抑制不住兴奋之情。

一个多月后，阮乃纲决定再次给父亲写信。他想告诉父亲，他要像父亲在信中要求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样，读更多的书。所以，除了介绍母亲及自己的学业情况外，他希望父亲能再多买些书寄回来。

阮乃纲没能及时等到父亲的回信，也没有等到他十分想要的书。直到两个多月后的6月16日，父亲才回信。父亲在信上告诉阮乃纲，他“遭遇了那年在江西时一样的命运”。

那段时间，阮啸仙确实没有时间和心情给儿子回信。就在他第一次给儿子回信不久，3月28日罗登贤被捕，接着全国互济总会主任邓中夏在5月15日也被捕了。作为互济总会救援部长的阮啸仙正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忙着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营救他们。但阮啸仙也记着回信的事，趁一个暴雨夜“不能往外边跑”的机会，阮啸仙给儿子写了第二封回信。

阮啸仙没钱给儿子买书，只能嘱咐儿子好好读书。信比上次的要长得多，他在多个方面对儿子提出了要求：“放学回来或假日要助家中做一些日常应做的事，譬如弄饭煮菜等事。”“读书之外，还要时常学习体操，锻炼好你的身体。”他还教儿子学习方法，说“你应该向你眼前的事情去学”“随时随地随事都是书本，都有够学的道理在”。阮啸仙很关心父亲、妻子的生活，他要求儿子再写信时，要多写祖父、母亲的起居以及乡间新闻。

后来，阮乃纲还给父亲写过第三封信，不过他再也没有等来父亲的回信。

结语：阮啸仙最终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埋忠骨于赣南信丰安息乡的青山之中。1933年10月，阮啸仙进入中央苏区。大约一年后，在红军长征前夕，阮啸仙于危难中受命，担任赣南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1935年3月，在率部突围中牺牲，年仅37岁。惊闻噩耗，时任中央政府留守办事处主任的陈毅格外悲痛，挥笔写下了《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一诗。诗中写道：“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策划：李成东 李远来 朱映真 欧志科 张小龙

■撰稿：罗仁忠 

■摄影：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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