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人们发出了怒吼

■黄村地区革命烈士陵园 李成东 摄

■黄村地区革命历史、革命烈士纪念馆。 李成东 摄

■生态优美、美丽宜居的黄村镇。 杨坚 摄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1942年至1943年间，能溪（叶潭）、蓝溪（黄村）一带连遭特大干旱，境内几条河流全部断流、干枯，很多村民以野菜、树皮、草根充饥，并先后出现水肿、夜盲症等疾状，有的村子还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一些村民迫于无奈不得不远走他乡以躲避灾荒，一些偏远的村子甚至出现了卖儿卖女的现象。然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当地的国民党区和乡公所，不仅没有作出相应的应对，还不顾人民的死活，与当地的地主、奸商沆瀣一气，互相勾结，屯积粮食，抬高粮价，把官方地税仓库的粮食私自运往外地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因此，黄村地区的饥荒可以说是天灾加人祸、雪上加霜，无数的贫苦农民挣扎在死亡的边缘线上。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共河源县委驻能溪的领导人明确指示能溪乡板仓等地党支部，要团结民众，想方设法帮助群众渡过难关。当时农民们家家户户早已没有余粮，只有乡政府地税仓库中还有粮食，可要让乡政府开仓放粮，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怎么办？这一天，他们得到群众的反映，龙川、河源等外地奸商与能溪乡乡长刘载周、劣绅黄茹吉等人把能溪乡地税仓库的近千担粮食多次私运到外地高价出售牟取暴利。奸商们的行为被村民们发现后，激起了村民们的无比愤恨。于是，能溪乡的黄泥坑、板仓、叶潭党支部和逢坑、文径、琏石等村的共产党员们立即召开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可以抓住这一事件，把民众团结起来，与当地国民党区和乡公所作斗争，争取开仓放粮，解除眼前的危机。

由于“粤北事件”的影响，党组织按上级要求停止组织活动，参与组织反饥饿活动的党员们踌躇之际，听说隐蔽中的中共河源县特派员江尚尧仍在板仓，遂派党员黄占先、黄志中向江尚尧请示。江尚尧建议，通过“三点会”来组织活动，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为了更好地团结和组织民众，会议决定成立“能溪乡抗日民众饥饿团”，并推选杨金泉为团长，刘东苟为副团长，黄占先为军事训练指导，委员有欧石连、罗元振、刘滋梧、刘滋潭等人，之后又有黄志中、黄世登、黄云飞等人加入。参与“饥饿团”的共产党员达46人，其中有8人为领导成员，4个中队中有3个中队的队长是共产党员。“饥饿团”提出的行动纲领和口号是“反压迫、反剥削、反饥饿、减租减息、破仓济贫、抗日救国”，在“能溪乡抗日民众饥饿团”的旗号没有公开打出之前，以“三点会”的名义出面联系和发动群众，与能溪国民党区和乡公所周旋。

“三点会”又名“洪门会”，始创于清朝年间，因洪字有三点水偏旁，故称“三点会”。该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会员成分有农民、手工业工人、城乡劳动者和无业游民，也有地主分子参加。各地“三点会”组织的一把手为“大哥”，掌握全权；二把手二哥为“白扇”，负责文书；三把手三哥为“铁板”，负责传递信息。其余人皆为兄弟，有着较为严密的入会手续和严密的组织，提倡兄弟之间忠义相见，对异己分子却严惩不贷。1940年1月，国民党河源县当局勒令解散抗日先锋队组织，并四处通缉、追捕和杀害中共党员和抗日先锋队队员。在这种情况下，河源党组织为避其锋芒，保存力量，决定将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调往惠、东、宝抗日前线工作，而留下来的同志要在当地寻找职业隐藏身份，转为地下活动，继续开展对敌斗争。鉴于当时黄村地区的“三点会”组织分布广，参加人员众多，大多数教众都是农民的具体情况，党组织认为，该组织是可以争取的革命对象，应该给予争取，因此，决定派出部分党员和抗日先锋队的队员加入该组织，一是可以掩护身份，二是有利于做该组织人员的工作。为此，1940年冬，共产党员、抗先队员丘国章、黄义中、张迅等人遵照党组织的指示，通过履行该组织严密的手续和严格的宗教仪式，成为了该组织的成员。“三点会”组织对丘国章等人的身份都有所了解，知道他们是原抗日先锋队队员，丘国章还是抗日先锋队第九区区队长，是黄村地区众所周知的头面人物，有这样身份的人物参加“三点会”，引起了该会上层组织的高度重视，于是，“三点会”上一级组织的“大哥”师爷在仪式上，宣布丘国章为当地“三点会”的“大哥”，黄义中为二哥“白扇”，张迅为三哥“铁板”。由于“三点会”的会员大都是当地农民，对我党领导的抗日先锋队的主张都有所了解，丘国章等人又是本地人，他们担任“大哥”等职务获得了大部分会员的支持和拥护。之后，党组织又陆续安排一批地下党员和抗日先锋队员进入该组织。丘国章等人本来就是黄村地区读书会的会员，是通过参加读书会阅读大量进步书籍走上革命道路的，进入该组织后，他们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和责任感，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在摸清掌握了“三点会”组织机构、人员基本构成、基本情况、思想倾向和现实表现的前提下，抓住一切有利机会，因势利导，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做不同的工作，对“三点会”进行争取、教育和改造，以达到团结大多数、共同抗日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启发、引导会员们加深对我党的认识。如针对该会原有的“反清复明”、忠义思想等纲领，先后以清朝已被推翻近三十年，民国已成立二十多年了，哪里还有“清”可反、有“明”可复？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中国才能生存和发展；“忠”就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只有为国尽忠才是大忠，为民族尽义才是大义，当前对中华民族应该尽的“忠义”就是团结社会各阶层、各政治派别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战等等为主题，在广大会员和高层中进行持续不断的宣传，最终说服了大部分的高层和会员，从而使“三点会”成为了我党掌握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党的教育下，该会大多数会员都以崭新面貌积极参与抗日救国和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包括康禾“大哥”诸维卿及部分会员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以“三点会”的名义出面联系和发动群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43年农历4月，能溪乡乡长刘载周仍然不顾民众的警告和阻拦，继续勾结奸商将地税仓库近百担粮食私运外地，进一步激起民众的愤怒。农历4月12日，“能溪乡抗日民众饥饿团”领导召集团员和义民400多人冲进能溪乡公所，愤怒的民众把乡公所的牌子给砸了，放火烧毁了能溪乡公所的文件，将副乡长邹鼎卿捆绑了起来，一名负隅顽抗的乡公所职员被群众打死。接着，“饥饿团”和民众打开了能溪乡公所的地税仓库，把数十担存谷分给了民众，并勒令各保保长前来谈判，要求他们拿出粮食振灾。当天，“饥饿团”还缴获了部分地主的枪支，并将儒步刘家祠作为“饥饿团”的大本营。

初战告捷，人心大振。第二天，饥饿团再次率领数百人到本乡双下地税仓库存粮点双下小学开仓放粮，将200多担谷子依次分发给参与行动的饥民和当地老百姓。两次行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饥饿团”和贫苦农民的信心和斗志。农历4月15日，“饥饿团”和民众由“三点会”出面，在欧屋坪举行反饥饿誓师大会，庆祝在能溪、双下两处开仓放粮的胜利，同时按当时“三点会”严厉惩治叛徒和不忠不义的教规，当众枪决了在上两次开仓放粮活动中向国民党乡长告密并奸污“义嫂”的原“三点会”会员曾那华。此时，群情高涨，愤怒的民众持续不断地高喊着“劫富济贫”“抗日救国”等口号。也就在这一次誓师大会上，“饥饿团”第一次打出了“能溪乡抗日民众饥饿团”的旗帜，有15名共产党员以及抗先队员、“三点会”会员和村民近千人参加了大会。誓师大会还决定于4月17日攻打蓝溪伪乡公所开仓放粮，救济饥民。

誓师大会之后大家便各自返回家中。“饥饿团”的大本营也搬到了欧屋南面的刘家祠。刘家祠是该村刘家的祠堂，有三间瓦木土泥结构的房子，上两次开仓放粮拿回待分的粮食都存放在这里。

农历4月17日拂晓，经过两天的联系和发动，“饥饿团”集合了400多名队员和民众，高举着“能溪乡抗日民众饥饿团”的旗帜从刘家祠出发，有的背着火药枪，有的扛着大刀、长矛，而更多的人却是挑着箩筐、拿着布袋，浩浩荡荡直奔蓝溪。沿途村子的许多民众不断加入进来，到达蓝溪时队伍已达近千人。

由于誓师大会早已在当地引起震动，加上组织工作不够严密，人多面广，誓师大会放出攻打蓝溪地税粮仓的风声很快泄漏出去，被张家超等人带领的反动武装组织获悉。但他们对“饥饿团”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只是在传言中听说“饥饿团”人数众多，用几十口大锅头煮饭，而且得到张古（张惠民）部队的支持，武器精良，有数十挺机关枪等等，因此，蓝溪乡国民党当局对“饥饿团”的行动虽然已有察觉和戒备，但由于舆论声势浩大，他们摸不清“饥饿团”的底细，产生了惧怕心理。当天上午，当“饥饿团”和民众如潮水般向黄村圩涌来之时，蓝溪乡公所、警察所的乡丁和警察们都带着枪支撤出了蓝溪，龟缩在附近各保公所，同时还一边派人出来侦察，以见机行事。

“饥饿团”和民众不费一枪一弹便顺利进入了蓝溪乡公所，并立即开仓放粮。能溪乡来的群众因路途远，一路走到蓝溪早已饥肠辘辘，便决定饱食一顿再带上发放的粮食返回家中，于是，一些人便在圩场内、街道旁，磨谷煮饭，拿着大刀长矛的反饥饿队员则集合在一起高呼口号，以壮声势，加上组织者缺乏经验，不懂得在圩镇周围放出岗哨警戒，敌人派出的耳目很快便刺探到“饥饿团”的虚实，知道“饥饿团”虽然人多势众，但没有正式的武器装备，而且纪律松散，占领蓝溪后没有警戒等。于是，当天中午12点左右，以蓝溪乡乡长张家超为首的反动头目纠集了各保200多人的反动武装迅速反扑，包围了蓝溪圩。

“饥饿团”本来就是由临时召集起来的村民组成的，成立之后并没有统一集中和组织过训练，更没有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而且大部分人都是担着箩筐，手无寸铁的饥民，听到枪声，知道敌人反扑了，撒腿就跑。从蓝溪凹方向撤退的大部分队员和村民被开明绅士邹华卿放走，得以逃脱，而从正昌风门坳撤离的则被何斐章反动地主武装抓获，在蓝溪圩内来不及逃走的队员和村民全部被抓。被抓住的队员和村民有几百人之多，这些被抓的村民，除了一些在蓝溪有亲戚关系并及时出钱出粮保释外，仍有108人在押。张家超下令“聚众抢劫者杀无赦”，并于当天下午3时将在押的108人全部押赴蓝溪河东门桥下沙坝滩上杀害，其中两人中弹未死，到天黑时逃脱。被害人员中有20名是中共党员，共产党员黄志中在被押赴刑场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举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誓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农历4月19日，张家超又带领警察到能溪乡放火烧了“饥饿团”的营地，烧毁了部分参加“饥饿团”农民的房屋，捉拿了当天从黄村逃脱出来的11名“饥饿团”成员并杀害。

农历4月20日，隐蔽在黄村、刚生孩子几个月的中共河源县委员会妇女委员关绮清闻讯后十分悲愤，她毅然赶往蓝溪乡公所当面质问张家超，怒斥他“丧尽天良，灭绝人性，杀害无辜农民”。张家超恼羞成怒，将她逮捕杀害。

不久之后，张家超又勾结河源县反动政府，查清这一事件主要是由“三点会”出面发动的，便把蓝溪、康禾受过我党教育，为我党做过工作的“三点会”首领李燕南、诸维卿逮捕并押送到河源县监牢，1945年5月日本鬼子占领河源县城前夕，李燕南、诸维卿被押到南湖杀害。

1945年秋，后东特委直接领导下的东江人民抗日武装自卫总队（飞龙队）回到蓝溪地区，部队领导决定除掉张家超这个黄村地区的反动头目，既为“饥饿团”被害的成员和民众报仇，又能更好地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武装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

张家超是土生土长的黄村人，抗日战争初期，他曾一度参加过黄村青年读书会和抗日先锋队的活动，后来投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先后担任蓝溪乡乡长、联防队长、警察所巡官。他仇视共产党，仇视民众，仇视人民武装力量，经常带队“围剿”我抗日游击队，迫害游击队家属，是一个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恶霸，更是杀害“饥饿团”无辜民众的刽子手。1945年9月，后东特委梁威林、郑群等领导同志在康禾彰教石硬村山竂研究和部署了处决蓝溪乡警察所巡官张家超和乡长李贯英的行动计划。 9月17日清晨，东江人民抗日武装自卫总队从100多名队员中挑选出13人组成突击队，分为两个小组，其中一组以村民告状的名义进入张家超的办公室，开枪击毙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国民党警察，接着又冲进乡公所击毙了伪乡长李贯英。

如今，70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告慰当年的死难者和英烈们，在他们当年鲜血染红的这一片土地上，广大人民群众都过上了小康生活，那缺衣缺粮、食不果腹的贫穷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注：主要参考了《中国共产党河源县地方史》《东源县党史资料汇编》等书相关文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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