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中寻找革命的真理

■红色黄村，如今是绿水青山环绕的美丽小镇。1937年1月1日，20多人集中在黄村镇的蓝江中心学校，宣布成立黄村地区青年读书会（简称“读书会”）。读书会的大多数爱国青年在多年之后，都成了活跃在黄村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骨干分子和革命战士。杨坚 摄

1936年放寒假的时候，张余元的哥哥从广州回来了。

他带了一些行李，回到黄村镇邬洞的家中。他把带回来的东西从行李箱中一件件拿出来，有衣物、洗漱用品，还有一些书刊。那些书籍里，有《救亡日报》《生活周刊》《新生》《大众哲学》等书刊。

空闲下来后，张余元的哥哥便坐下来和两个弟弟聊天。这个哥哥见多识广，那时他在燕塘上军校，读的是黄埔军校燕塘分校。张余元和他的另一个兄弟张挺生便坐在哥哥旁边，认真听着。

1936年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前一年，日本人想通过“秦土协定”控制察哈尔省，企图建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蒙古军政府，进一步分裂中国。国民政府在此压迫之下，准备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因此，国民党一再的妥协行为，彻底激怒了全国人民，学生们愤怒了，知识分子们愤怒了，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也愤怒了。1935年12月9日愤怒的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走上街头，举行抗日救国示威大游行，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反对华北自治，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游行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当场有数十人被捕，游行示威队伍因此被冲散了。但学生们没有屈服，随后几天，又多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都支持北平的学生，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20多个城市的爱国学生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或发表宣言、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于1936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军民团结抗日救国。

张余元的哥哥告诉两个弟弟，广州的大、中学生也组织了示威游行。他们的军校也受到了影响，学校将大门紧紧关闭了起来，不让学生上街去。张余元的哥哥还说，学生要多读书，要关心时事，懂得团结起来抗日救国的道理。张余元的哥哥觉得应该成立一个读书会，把黄村地区的青年团结起来，学习新知识，认识新形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张余元、张挺生两兄弟觉得哥哥说得很有道理，也很支持成立读书会的想法，但他们毕竟身处偏远的大山之中，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三兄弟觉得，还是应该找一些人一起来做。于是，他们联系了张华基、刘瑞廷、刘成章，成立读书会的提议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几个人商量后，他们又分头找了丘国章、欧阳源、李奇、程育良、张兆辉，总共联络到了20多人。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外出读书放假回来的学生，也有一些在家务农的农村青年。

1937年1月1日，20多人集中在黄村镇的蓝江中心学校，宣布成立黄村地区青年读书会（下称读书会）。经大家推举，张华基、张挺生、张余元、刘瑞廷、刘成章成为读书会的负责人。

最开始的时候，读书会的学习资料不多，就是张余元哥哥带回来的书刊。其中报纸、杂志有《读书生活》《救亡日报》《生活周刊》《世界知识》等，书籍包括《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邹韬奋的《萍踪絮语》、艾思奇的《读书生活》、斯诺的《西行漫记》。学习的主要方法是，由张余元哥哥辅导，轮流阅读资料，重要文章专人领读、讲解，联系实际，边读边议，相互交流心得。

黄村地处山区，交通、信息闭塞，进步书刊更是难找，学生们带回来的进步书刊有限，仅过了一段时间，手头的进步书刊都被大家轮流读过了。后来，几位在外读书的学生每次假期返回黄村，都会带回大批的进步书刊，如《新生》《社会科学二十讲》《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运动》等，后来还买了一些文艺著作，如鲁迅的《阿Q正传》，巴金的《家》《春》《秋》，郭沫若、丁玲等左翼作家的著作，丰富了读书会的读物。会员阅读的范围也拓展到政治、经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物传记等领域。

由于读书会开展活动相当活跃，团结吸引了当地的一大批青年，他们纷纷要求参加读书会，到1937年3月底，仅仅3个月时间，会员发展到90多人，包括黄中强、程光、李作新、邹建、张惠民、李奇、张林、张迅、丘启文、钟周俊、黄荣寿、张其平、邹祖仪、张其敬、程佩勇、程华、戴华、钟子田等人。

张余元和张华基、张挺生、刘瑞廷、刘成章等读书会的负责人，不仅负责读书会日常的读书活动，还不断发展读书会组织，在一些会员较多的地方，建立读书会分会，人员相对少的，就建立读书小组。读书会分别在邬洞、梅龙、欧村、七树坝、万和、宁山、叶潭、儒步、板仓、麦畲等村成立了读书小组。1894年出生的刘瑞廷，那时已42岁，以教书为名，先后在柳城南坝、能溪嵩头、蓝溪祝岗、邬洞等地建立了青年学会。

随着读书会会员的不断增多，之前小范围内个别辅导、轮流阅读、专人讲解等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会员们的需求。为此，为方便各读书小组借阅、传阅书籍报刊，读书会还在黄村圩天佑堂药材店开设书摊，由李奇负责管理，作为读书会书籍报刊的中转站，轮流借给各读书小组阅读和学习。

读书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张华基、张余元、刘瑞廷、刘成章等人，还分头轮流到各读书小组进行辅导。在学习辅导过程中，他们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边学边议，研究讨论，交流阅读心得和体会。这种开放式的读书和学习方法，激发了大多数会员的求知欲望，他们如饥似渴，认真学习，特别对全国抗日救国斗争形势，对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方针、政策特别关心，经常展开讨论。很多会员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西行漫记》等著作，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理想信念。通过阅读《社会科学二十讲》《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许多人更是初步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学会了用辩证法的眼光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对如何在实际工作中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和孤立亲日派有了相当高度的认识，从而找到了抗日救国的革命真理。

黄村青年读书会的大多数爱国青年，在多年之后，都成为了活跃在黄村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骨干分子和革命战士，如黄中强、张华基、刘成章、刘瑞廷、张余元、李奇等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特别是1938年12月，以读书会会员为骨干的黄村抗日先锋队成立之后，黄中强、张华基、丘国章、刘瑞廷、张余元、刘成章、欧阳源等同志先后分别担任了抗先队河源第九区和乡队领导职务，成为抗日先锋队的骨干。1940年9月，中共河源县委员会正式成立，张华基、黄中强、丘国章、张余元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和青年部长。1941年8月，黄中强接任中共河源县委书记。

读书会的绝大多数人不仅在战争年代为国家的解放、民族的独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解放后，许多人还在我们党的各级部门担任领导干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张华基、黄中强等同志还成长为我们党的中级、高级领导干部。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当年黄村地区组织成立的青年读书会，就是从读书、读进步书籍入手，以开启青年人新思想、新观念，从而教育和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让他们牢固地树立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怀抱着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怀，最终让他们走上了为国为民的康庄大道，与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一道，为最终完成国家的解放、民族的独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说明：本文材料来源于中共东源县党史研究室编的《红色火种》一书中的《黄村地区青年读书会》《抗日烽火的燃起活跃在黄村地区的抗日先锋队》《中共东江特委在黄村地区举办冬学、夏令营活动》《党组织的重建与发展——中共河源县委成立于麦畲》《中共河源县委员会的建立及发展》等文章。）

■河源日报社 东源县委宣传部 联合出品

■策划：李成东 李远来 朱映真 欧志科 张小龙 ■撰写：罗志勇